【美國大選】兩黨均向大企業傾斜 「1%社會」是怎樣煉成的?

撰文:高紫恩 陳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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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每次選舉,都有政客打着爭取平等、追求公義的旗號,但是為何數十年來,這些問題都未能解決,甚至日益惡化呢?原來問題源頭,和政黨政治有密切關係,政客隨時有賊喊捉賊之嫌。

民眾示威持標語「我們都是99%」,不滿富有階層攏斷大部份財富。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國家經濟增長,大部分來自90%平均財富較少的家庭。事實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70年代末,美國社會低下層和中層的入增長都較高層稍快。2009年,經濟學家皮克提(Thomas Piketty)和賽斯(Emmanuel Saez)經過數十年探索稅收數據後發現,1950年至1980年,90%低層美國人的平均收入已經增長,由1.77萬增至3.09萬美元;而這一數字到了2008年,又再增長了75%。

富有人口掌控近半美國人

自1980年以來,經濟持續出現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但大部分利益都已轉移到最富有的那一群人。這些年來,工人的生產力不斷進步,但他們卻得不到自己有份創造的財富,甚至有人愈收愈少。70年代末期,最富有的1%美國人口,可得到美國總收入的9%,並掌控了全國19%財富。直至2007年,那1%的人口所得增加至佔全國總收入的23%,而他們所控制的財富已佔全國的35%。這都是2007至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的數字而已,隨後的經濟衰退,雖然每一個人都受到打擊,但美國財富排名榜頭10%的人,現在竟然持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全國總財富了。

民眾在銀行門外抗議,指應向富人徵稅。(Getty Images)
為何私人財富可以通過社會不公義私相授受?難道……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有些問題令貧窮和不平等能合理地存在?
英國評論家和公共知識分子艾格爾頓

這境況已算惡劣嗎?低處未算低。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新研究表明,2000年至2014年之間,幾乎全國所有地方的中產階層份額都在縮小。10個大都會地區中,有9個都呈現中產階層居民下降的現象,遑論全美國超過4,500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了。此外,2009年至2013年間,收入最多的前1%人口,佔據了所有收入增長的85%。即使美國經濟在2015年進一步好轉,但一半以上的收入增長仍然歸於1%的富有人口;在2013年,他們更掌控了近半數美國人所擁有的股票和互惠基金資產。

誠然,只要一個國家各階層能夠平均分配其餘的國家收入和所得,財富稍為集中於某一階層仍不是大問題,但顯然美國並非如此。

2011年,上千名群眾佔領紐約華爾街,抗議大財團壟斷市場。(美聯社)

約10年前,有社會學家發表了一份有關美國發展機會的報告,指出最理想的「美國模式」是所有孩子「無論家庭背景如何,都應有大致公平的機會達致成功」,這也許是美國上幾代人口中的「美國夢」的定義。在差不多同一年,經濟學家馬德里克(Jeffrey Madrick)寫道, 80年代的經濟學家認為,只有20%美國人的未來財富取決於父親的財富,但在2007年,有60%美國人的未來財富是建基於父輩的財富水平。

這說明了什麼?美國中下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斷萎縮,「成功需父幹」這情況,無論在香港還是在美國,都是一樣的社會現象。

這種「為什麼我苦學勤奮後仍然得不到成功機會?」的人類社會老問題,英國評論家和公共知識分子艾格爾頓(Terry Eagleton)曾經以「直線抽擊」的態度質問西方社會。他寫道:「為何西方資本主義累積了遠超人類歷史所能計算的一切資源,卻無力對抗世界上貧窮、饑荒、剝削和不平等……為何私人財富可以通過社會不公義私相授受?難道……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有些問題令貧窮和不平等能合理地存在?」

「美國夢」破滅導致低下階層失去上游機會。(路透社)

兩黨政治取向均照顧大企業利益

對美國而言,艾格爾頓那些問題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資本主義在大時代裏不斷製造贏家和輸家。贏家就是用他們的財富來獲得政治權力,當中往往通過政治獻金和遊說來實現。通過這種方式,政客每一個選擇的影響力將會放得更大,更影響着每一個低下階層。

現時美國是兩黨政治,雖然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經濟和社會問題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雙方都明顯作出了迎合富有者及其利益的抉擇,以取得富豪們心目中那條底線──如何既支持通過國家的政策,又同時滿足他們的利益(通常政策會有漏洞、補貼、減稅、放鬆管制讓富豪得益)。無論哪一黨掌權,很大程度上是在照顧大企業的利益。

美國著名社會運動家莫耶斯(Bill Moyers)在今年5月時,曾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同場出席一所美國大學畢業典禮並發表講話,他其後在TomDispatch網站上撰文,直斥奧巴馬對學生否認美國政治是被政黨和富豪合謀操控,是無視現實的行為。

昔日主導全球經濟的超級大國,如今卻籠罩在貧富懸殊的陰霾下。

53%業主擔心無力供樓

近月有調查指,不同種族、階層、年齡、性別和黨派的受訪者中,71%相信美國經濟有被非法操控的現象。他們不斷努力地工作賺取更多財政上的安全感,但事與願違。

25%受訪者過去5年來沒有放過大假; 71%的人害怕突如其來的醫療開支;53%有樓人士擔心無力繳交供款;亦有60%租樓人士擔心下月無錢交租。這情況反映美國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正生活在邊緣之上,而美國仍然未能應對「如何能在勞動力不足情況下支持商品及服務業繼續蓬勃發展」這條問題。

為何美國政治會演化至此,令貧富差距日益嚴重,但民眾仍無力阻擋呢?在70年代,大企業已開始聯合起來對付國會,政黨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AC)更將氾濫的美元輸入政治世界。基金會、企業和富豪向很多研究智庫提供資金,研究後會寫出與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利益相近的報告。

為了幫助掩飾富豪的經濟搶劫,有財有勢的人士會將這些不道德行徑扭曲為意識形態,此後很多公共知識分子被招攬和資助,將「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變成像宗教信仰般吸引一眾信徒。

經濟學這門沉悶的科學被塑造成信仰的奇蹟,華爾街更成為了閃閃發亮的新應許之地。這一切都在過去數十年蒙蔽了美國人的眼睛,令貧富差距合理地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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