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國際上，最感動世界的事件莫過於加爾各答的天使、上帝的僕人，因為愛而奉獻一生，救助窮人的德蘭修女在逝世19周年獲梵蒂岡教廷封聖。如果說兩個事件有共通之處，便是它們都反映了愛的力量可以戰勝一切！兩位愛的代言人的凱旋絕對值得拿來互相對照討論。

最近，在香港最矚目的事件，自然就是立法會選舉和一眾非建制派的年輕人當選，其中鄺俊宇，從五次會考不中，到變成今屆超區票王，實在鼓舞人心。而在國際上，最感動世界的事件莫過於加爾各答的天使、上帝的僕人，因為愛而奉獻一生，救助窮人的德蘭修女在逝世19周年獲梵蒂岡教廷封聖。如果說兩個事件有共通之處，便是它們都反映了愛的力量可以戰勝一切！兩位愛的代言人的凱旋絕對值得拿來互相對照討論，好讓我們細細品味，也順道向愛致敬。

「愛一個人，可以放下自尊，愛所有人，可以放下財產」——馬丁路德時代前的神聖與貧窮

提到宗教與貧窮的關係，我們立刻可以想像到德蘭修女和其他類似的慈善團體對窮人的援助，但兩者的關係當然不是到現代才出現的，也從來不只是宗教人物單方面為窮人作資源再分配。在基督教—歐洲歷史的很長時間中，就出現過兩種窮人，一種是因皈依宗教而自願放棄財產的托鉢僧，即乞丐僧侶 (pauper sacer)，另一種是因社會環境所迫，身無分文、流離失所的真正貧民(pauperes cum Lazaro)。這兩種窮人形態表面上在現代社會仍然存在，但其實在15、16世紀，接收救濟的主要不是貧民，而是自願成為窮人的僧侶。惡名昭著的贖罪卷販賣正是由僧侶乞丐所進行的，教會一方面向農民徵收重稅，一方面又派出托鉢僧團以大赦的名義向民眾兜售贖罪卷。公教教會不單因為斂財而被神聖羅馬帝國的政府和貴族譴責，新興的城市因為農村土地兼併導致游民大量湧入，真乞丐與乞丐僧侶之別變得模糊難分，其中的惡丐和欺詐問題也使教會權威掃地，引發出馬丁路德後來的宗教改革。

在馬丁路德之前，貧窮被視為一種神聖，這種觀念必然導致的結果卻是聖貧變得腐敗，而真正的貧民卻被鼓勵出賣所剩無幾的財產來換取心靈滿足。馬丁路德在《論貿易與重利盤剝序言》中便對乞丐僧侶大加嘲諷，也指責教會允許乞丐的出現而沒有救助他們；他的偉大在於把經濟貧窮和心靈神聖的關係完全剝離：試問除了富人誰會拿貧窮來意淫？當保羅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時，他沒有推論出貧窮無產是萬善之源；貧窮和窮人沒有比其他人特別高尚。馬丁路德也深知救助的不足，因為當時貧民主要是兼併和高利貸引起的失業和逃亡人口，所以他提倡廢除農奴，以法律限制貸款利率和向農民歸還公有土地。馬丁路德時期的游民和貧農經歷了一系列不成功的農民起義，而最後因為城市和手工業的興盛才允許他們轉成工人或匠人，得以稍稍脫貧——一切愛、神聖都比不上經濟發展。

「明明是同一個城市，怎麼會有這麼殘忍的變化？」——慈善的失敗和虛無

放眼回現代。如果有一種窮的境界，叫「甩轆」，那麼必定有一種更高的境界，叫「窮到加爾各答咁」。加爾各答有約450萬人口，其中三分之一居住在貧民窟，每天可以付出的生活開支少於1.25美元，貧民窟衛生之差自不待言。政府管理不善，城市規劃失效，而貧民數量之多，理應可以透過大量的選票推動政治和社會改革。但事實上，貧民窟中大部分居住者是游民，沒有投票權、沒有身份證明；一些貧民窟甚至沒被政府認可，貧民完全不享有土地使用權保障，等同是生存於不存在的空間中。面對這種困境，經濟改革和一切救助確實刻不容緩。但是，繼承了乞丐僧侶聖貧觀念的德蘭修女，竟發現貧民比較缺乏愛和尊嚴，這種愛的名字，我們姑且叫作第一世界的愛，它的表達手法是慈善救助和人道關懷。

正如精神分析稱「新傷醫舊患」的徵狀為「動作搬演」(acting out)，這種病態的反應，只是對創傷的迴避，不可能解決創傷的來源。窮得只剩下錢的第一世界可憐第三世界而策劃的慈善又何嘗不是一種acting out？不縱深地看歷史，而只按看到現象的第一反應直接行動，不單單是無補於事，反而只讓現象在時間線中延伸：雖然我們在馬丁路德的著作裡面，能看到當時的富豪愛用加爾各答運來的絲綢和香料，但是這地方的信史可以說是從英國東印度公司1690年抵達開始。與中世紀晚期歐洲相似，加爾各答的手工業和海上貿易頻繁，而農村土地因為被殖民者大量兼併以種植交易商品，致使大量游民移居到城市找工作。即使我們不去幻想殖民時代前的加爾各答是一個天堂，我們也可以確知它的貧窮狀況是越來越嚴重的，尤其是在獨立運動期間，孟加拉與印度的衝突使加爾各答的經濟發展急劇墮後。如果貧窮的起源有科學和歷史方法去檢驗出來，處理貧窮便正如處理疾病一樣，不應只把現存的病徵用慈善壓住，更不可能用大愛關懷的語言把疾病治好。在教廷和人道主義者的問題意識中，窮人待遇如果只是被當成道德問題，那麼思考貧窮的唯一合理框架：經濟發展便被忽視。以攻擊宗教而著名的英國知識分子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或者帶著惡意，但他對德蘭修女的一句評價是值得深思的：「德蘭修女不是窮人(the poor)的朋友，她是貧窮(poverty)的朋友。」

「原來，有一種愛，叫做革命」——暴力的愛

看上去筆者不相信愛的力量，只有冷冰冰的經濟訴求。非也，筆者只是愛的現實主義者，正如鄺神所言：「兩人之間愛的比例，從來不會是50／50。」第一世界的愛與第三世界的愛和關係是不對稱的。愛還有一個出路，看看它的代言人哲古華拉怎樣講：「讓我冒著讓人嘲笑的危險說出來吧，引導真正的革命者前進的，是偉大的愛」；「憎恨是鬥爭的元素，沒有恨的人民絕不能擊敗殘忍的敵人」。請循其本，貧窮國家需要的是得以發展利民生產的基礎建設，科學的人口與城市政策；他們最需要被給予的不是需求的直接滿足和心靈安慰，而是繁衍的權力和技術。但是如果一個國家長期被殖民，國民生產、政府的公有財產都不斷被國際資產階級剝奪，而導致社會貧窮、文化凋零，那麼對平等、和平、人民的真愛，和對帶來貧窮的敵人的憎恨，便應該引向理性慎重和嚴苛的解放和革命。當那種簡簡單單、毫無力量的愛說墮胎是世界和平最大的破壞者時，我們應該去看看古巴是怎樣從腐敗、貧窮的深淵中被暴力的愛帶領到一個小康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