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從政者們——請好好反省「港人治港」的失敗!

撰文:黃雲娜
出版:更新:

香港真慘,不知從何時開始,掉進了政治怪圈。民主派怪責北京不斷收緊「一國兩制」,所以不斷抗爭;北京則歸咎民主派不斷搗亂,所以不斷收緊。前者罵後者「龍門任搬」、「荒謬至極」,後者則斥前者「不識抬舉」、「實屬不智」,雙方持續糾纏於誰是誰非、持續叫陣兼互相升級、又持續為各自的「忍無可忍」叫屈。
結果,香港上演了一場「自我實現預言」,令「港人治港」的失敗充分暴露人前,叫人「無語問蒼天」——短短幾天,全國人大常委會便應特首林鄭月娥請求訂定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港府隨即宣布四名泛民議員喪失議席,其餘十五名泛民議員隨即發起「總辭」抗議,令原有70席的立法會剩下43人,41名建制派開始「騰雞」,林鄭則表現「興奮」——三方反應「錯亂」,更加突顯香港從政者的「畸形」。
事到如今,沒有人能夠迴避香港政治環境已經徹底生變的事實。北京來勢洶洶,為「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政治倫理和憲制秩序帶來「三個重新」——重新釐清「港人治港」、重新塑造「從政規則」、重新實踐「行政主導」;其「撥亂反正」決心之明確,泛民斷不能一走了之,建制也不能放軟手腳,特區政府更不能沾沾自喜,真的是時候好好反省「港人治港」的不足,重新證明我們的自治能力,以免北京事事操心!

2020年11月9日,民主派19名議員表明,若人大DQ議員,泛民即總辭。(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三方反應「錯亂」
突顯從政者畸形狀態

《香港01》上周一(11月9日)獨家報道,翌日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將加插議程,訂定立法會議員資格框架。兩天後,人大常委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表示應特首林鄭月娥請求,賦權特區政府毋須經過本地法院裁決,可以「國家安全」為由褫奪立法會議員及參選人資格。而由於《決定》指明適用於7月被選舉主任裁定不能參加原定9月立法會換屆選舉的現任議員,港府即時宣布公民黨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和公共專業聯盟梁繼昌等四人即時喪失議席。

15名泛民議員隨即發起「總辭」抗議,其中民主黨許智峯和議會陣線毛孟靜率先於上周四和周五(11月12和13日)離職,其餘13人的辭呈延至12月1日生效。面對泛民陣營巨大動盪,本身以「中間派」自居的醫學界議員陳沛然表明感到失望和傷感,但會繼續留在議會履行職責;而向來與泛民不咬弦的「獨立民主派」熱血公民鄭松泰,也以「總辭」已經錯過最佳表態時機為由,拒絕跟從泛民大隊。

短短幾天,有70個議席的立法會由延任後的62人,即將減少至43人,當中有41人屬建制陣營,相信泛民慣用「點人數」等利用議事程序漏洞「拉布」的情況,在今屆議會或成絕響——然而,據聞建制派感到相當焦慮,例如有人苦惱日後必須經常出席會議以免流會,也有人煩惱今後需要積極鞭策政府施政;不過,特首林鄭月娥似乎難掩從此可以「為所欲為」的亢奮,她被記者問及議會是否淪為「橡皮圖章」時,就語帶輕佻地回應指:「撥款申請、條例議案,都是為香港經濟、改善民生……若能快速通過就更興奮。」

6月30日,人大表決通過《港區國安法》。(資料圖片 / 高仲明攝)

勿被情緒指揮腦袋
從政究竟所為何事?

原來,「議席」對泛民而言如此「兒戲」,可以想留就留,想走就走;原來,「開會」對建制而言如此「隨便」,不想開就不開,不想得罪人就不得罪人;原來,「議會」對特首而言如此「麻煩」,經常「阻頭阻勢」。可以說,除了陳沛然和鄭松泰相對務實,無論泛民、建制或港府,那多少有些「錯亂」的反應,正正突顯三方從政者早已偏離治港本職的畸形狀態,也難怪「港人治港」走到屢屢需要北京出手「撥亂反正」的地步。

泛民主派由始至終陷於意識形態的迷障,無法挺直腰骨秉承「和理非」的原則及「大中華」的信念,反而被「區隔思維」和「反中情緒」所鼓動,任由抗爭勢力牽着鼻子走,不但把自己逼上絕路,看似也無法獲得大多數市民的同情。

建制派則仍然半夢半醒,雖未至於以為只要將激進勢力和分離主義逐出議會就能萬事大吉,但顯然未有洗心革面、立志做個「是其是、非其非」的「正常議員」,遑論要大膽斬斷與既得利益者的瓜葛、以市民為依歸推動社經深層次改革。

特區政府更是渾渾噩噩,不斷沉醉於由北京出手的「清障」和「善後」,卻從未反省當局的連番舉措早已「連摑」香港政府幾巴掌,完全突顯出「港人治港」的失敗。

誤判和情緒難免會指揮腦袋,但冷靜下來便會知道,魯莽行為或庸碌無為都非長遠之計,也實在有負港人期許——難道泛民主派從此訣別議會、走上街頭、再不參選?那麼,請問你們如何實踐包括政制和社經改革在內的從政理念?難道建制派今後仍可唯唯諾諾、得過且過、空談變革?那麼,請問你們如何說服市民,自己將是可以令人信賴的代議士?難道特區政府可以繼續怠政懶政、傾斜商家、漠視民生?那麼,請問你們還有什麼臉面和資格接受全體納稅人以巨額公帑奉養?

建制派也未有做好治港角色。(資料圖片)

政治環境徹底生變
必須正視「三個重新」

事到如今,沒人能夠迴避香港政治環境已經徹底生變的現實,因為北京歷經反修例風波的挑戰,早已下定整頓「一國兩制」的決心。

先在去年底中共第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表明治港政策的重大轉折,包括將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有關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政府的各項權利,例如建立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完善中央對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機制;後來重整港澳體系,不但釐清中聯辦從屬港澳辦的關係,更空降重量級「地方大員」夏寶龍和駱惠寧坐鎮;早前更由全國人大授權人大常委會親自制定的《港區國安法》,成立駐港國安公署、香港特區國安委員會、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律政司國安部等等機構,勢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如今更是來勢洶洶,正式為「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政治倫理和憲制秩序,帶來「三個重新」——重新釐清「港人治港」、重新塑造「從政規則」、重新實踐「行政主導」。

泛民屢以公義為名玩弄程序,未有務實履行議員職責。(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認清從政目的
重塑「愛國者治港」規則

先說「港人治港」的重新釐清。從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先後和應《決定》所發表的聲明可見,兩者均提及「一國兩制」構想者、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對「港人治港」的界定和標準,強調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何謂「愛國者治港」?綜合鄧小平當年會見香港各界代表時的各種描述,大致可以歸納為三點——首先,「港人治港」的班子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其次,「愛國者」的標準只有一條,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第三,「愛國的治港者」包括行政和司法人員,而香港的愛國者尤其需要考慮怎樣推薦和培養合格人才,將來方能做好「港人治港」。

不過,「愛國者治港」的論述一度在中共黨代會的報告中缺位,至2007年才被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演繹成「愛國愛港人士」;直到2013年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後,翌年香港政改論戰期間,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再次出現「愛國者治港」表述,並重申行政官員、司法人員和立法會議員等等範疇的治港者,都必須是愛國者。可以說,習近平的治港理念,與鄧小平有高度銜接之處。

議員究竟應該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還是以政治作為一種發洩?(資料圖片/ 羅君豪攝)

「愛國者」標準缺位
衍生政治投機空間

平情而論,「愛國者治港」說法不難理解,甚至可以說是再正常不過的基本要求,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體會允許公職人員忽視國家主權、罔顧國家安全、背棄國家利益。不過,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北京未就「愛國者治港」制定一套足以衡量的標準,也因而衍生投機空間,令香港從政者在選舉政治當中迷失了理應「愛國」的本質。

以民主派為例,不少人聲稱自己認同「一國兩制」、擁護「祖國統一」,但他們卻又「政治正確」地強調自己所指的「祖國」是「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的是「文化中國」而非「政治中國」云云,企圖藉否定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的道德性,自欺欺人地否認其在中國執政的合法性,然後冠冕堂皇地以「反共」為由支持激進勢力「攬炒」、呼籲外國政治「制裁」——如果這就是「愛」,那可謂相當畸形的愛。

至於建制派,雖然總以「愛國愛港」自居,但所謂的「愛」似乎流於口號和表面,不時被人質疑他們「愛」的只是金錢和名利,甚至持有雙重國籍「食盡兩家茶禮」,根本沒有專屬於「中國香港特區」的本土歸屬感和政治忠誠度;當中更有部份並非「愛國」的「能者」,不是未能正確理解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就是自己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一群,議政論政表現強差人意——如果這就是「愛」,那算是非常扭曲的愛。

因此,北京著實有必要重新釐清「愛國者治港」。事實上,北京早在上述《四中決定》當中強化「愛國者治港」的論述,並明確要求提高他們「依法治港」的能力和水平。試想像,如果從政者都是「愛國者」,真心認同一國兩制、維護國家主權、支持國家統一那麼,央港之間的政治矛盾是否沒有那麼棘手?「港獨」這個假議題還有沒有發酵空間?答案不言而喻,這也是當局釐清「愛國者治港」的目的,就是重新塑造「愛國者」治港的「從政規則」。

回歸初年北京消極治港,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矛盾交織之下,「港獨」思潮有了發酵空間。(資料圖片/歐嘉樂攝)

泛民妄想依附歐美
屢藉公義玩弄程序

所謂「從政規則」,針對的是「愛國者」的治港行為,當中涉及「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基本倫理和政治秩序,嚴肅地拷問檯面上的政治精英「從政到底所為何事」。

可能香港真的被過去「河水不犯井水」的消極治港政策放縱慣了,令不少泛民持續想像自己屬於「擁抱普世價值」、「依附歐美政體」的西方民主自由陣營,而或多或少忘卻「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誤以為「高度自治」等同「無限自治」,而且神聖而不可侵犯,所以至今仍然無法摒棄意識形態的偏見、接受「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的政治現實;他們甚至習慣誇大其詞,動輒呼喊「暴政當前,反抗有理」,以此合理化自己為了政治表態而未能務實履行議員職責的過火行為,甚至忘卻自己作為民選代表理應致力透過議會改善民生的本職。

正如「兩辦」聲明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愛國愛港」是每位特區從政者必須堅守的政治倫理,也是《憲法》和《基本法》的基本要求,而「一國兩制」下的特區制度也有「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完善、定型,一些管根本、管長遠的規矩必須立起來」——可以說,當北京如此坦白,如果泛民仍然執迷不悟,那真的要思考需否全面撤出政壇,包括立法會、區議會、諮詢委員會——也即要思考從政到底所為何事,而他們到底想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還是只是以政治作為一種發洩?

從政究竟所為何事?(資料圖片)

建制只以利益驅使
短視膚淺撩事鬥非

至於建制派,雖然在憲制問題上拿捏得相對準確,但同樣好不到哪裡去,長期以來都沒有形成一套以香港福祉為依歸的意識形態和思想理念,至今仍然是個非常鬆散、畫地自限、只以政治利益驅使的政治聯盟,未能獲得普羅大眾的信任和支持。

光是建制在議會表現,就令人哭笑不得——從來沒有執政準備,自然也未有發展出一種準備執政的政治視野,反而走出一套帶著本地民粹色彩的「成功爭取」路線,使他們目光狹窄,無法扮演特區政府的管治夥伴角色——在政治議題上,例如政制改革,他們除了緊貼北京取態,根本沒有什麼主見,甚至比港府更為消極被動;在民生施政上,他們既怕得失政府,又怕失去群眾,所以姿態不能擺得太硬,批評也不能罵得太盡,難以建立公正的監督形象。更令人失望的是,他們也深陷選舉政治的短視和膚淺,個個化身不務正業的KOL,時不時撩事鬥非,只圖以極端或出位的言論和行徑搏取少數選民歡心。

「一旦政治家對權力的欲求不再務實對事,變成純粹個人自我陶醉的對象,而不再為了某項實際理想服務,他就冒瀆了他職業的守護神。」101年前社會學「開山始祖」韋伯(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一席話,是對當下香港這群政治動物的有力鞭撻!

議員為求出位,到底可以去到幾盡?(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行政主導」獲強化
港府不應沾沾自喜

重塑的「政治規矩」當中,當然包括泛民遲遲未肯承認的「行政主導」政體。

這從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可見端倪——人大常委會之所以決議規範議員資格,源於特首林鄭月娥主動請求中央釐清,而當人大常委會就此只訂立方向性框架,並沒有直接宣告取消有關議員資格,而是交由特區政府自行裁決——明顯是要強化「行政主導」的體現和實踐,類似行事模式相信日後陸續有來。

無可否認,「三權分立」的確令不少嚮往西方憲政的港人艷羨不已,但回到現實政治的層面,從英殖時期到回歸以來,香港從未有過真正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回歸前是港督一權獨大,回歸後是在行政主導下進行權力分置,但社會上卻總有不少人信以為真,甚至奉為圭臬,每逢央港司法衝突,便祭出「三權分立」來慰藉被現實鞭撻的心靈,但幻象終究不會成為事實,我們也不會因為「自欺欺人」而得到「三權分立」。

談及此,就不得重提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關於香港特區應該實行什麼體制的討論。無可否認,當時的確有些聲音建議採取「三權分立」,使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不過,有關意見明顯不獲中方接納,而鄧小平會面《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也明確表示香港制度不能完全西化,既不照搬英美模式,也不實行三權分立。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行政主導」並非「行政霸道」,儘管中央賦權港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取消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但北京並沒有因而改變制度,消除立法會對行政機關的監督與制衡作用,所以特區政府更加不能沾沾自喜,反而應該趁着行政與立法關係平和,自覺擔起「當家作主」的責任,積極秉承公平正義的分配原則、推動經濟民生政策大改革、針對反修例後續給予港人交代和說法,藉此緩解港人的不安和焦慮。

林鄭月娥必須秉承公平正義,推動社經改革。(羅君豪攝)

秉承公平正義
證明自治能力

儘管當下沒有人願意公開承認,但相信也沒有人會在心底否認,按照建制和政府過往的表現推演,即使議會當中再沒泛民主派的反對聲音,他們仍然難成大器,因為問題從來不在於反對者的「拉布」,而在於當權者對深層矛盾的認識偏差、對結構困局的理解不足、對破除難題的決心未夠——

錯誤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未能摒棄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無法客觀批判過度放任的施政舉措;錯誤理解政府的經濟角色和作用,未能大舉制訂推動結構轉型的產業政策,也未能秉承分配正義與普羅大眾共享發展成果;錯誤研判社會的所需,礙於既得利益的束縛,從來只著重「營商環境」的維護而忽略「營生環境」的建設,導致後者不斷壓縮,大大減少市民謀生的空間和機會,導致貧富懸殊擴大、生活質素下降、向上流動困難。

當市民的焦慮和不安藉著一次次政治議題大爆發,至去年更演化成代價沉重的反修例風波,特區政府已經再沒任何躲避推動社經改革的理由。如今北京決意相當明顯,泛民斷不能一走了之,建制也不能放軟手腳,特區政府更須積極作為,反省「港人治港」的失敗,重新證明自治能力,以免中央事事操心。

當然,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當北京不斷「強調愛」,也不能不反思港人「為何恨」,畢竟「港人治港」並非只是「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而當局和香港一樣,都是維護「一國兩制」的責任方。

「港人治港」的失敗表露無遺,特首林鄭月娥尤其需要反省。(路透社)

上文節錄自第24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16日)《致從政者們—請反思「港人治港」!》。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40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封面報道】致從政者們—請反思「港人治港」!

與港大經管院長蔡洪濱對話 港府應該怎樣推動經濟變革?

強制檢測、健康碼的背後 公共衞生前,如何平衡個人權益?

【請特首找數】實現真正創科夢 推動創科不應流於口號

蓬佩奧下猛藥「掉槍」 蔡英文政府敢看不敢撿

點票結果陸續確認 特朗普反勝最後一着難成事

【科技.未來】人類常駐20年 是時候離開國際太空站嗎?

疫下就業市場愈趨衰靡 如何解開美國「低薪青年」的死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