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現代性、治理科技與監察民主——「保民官」制度的可能性

作者：伍俊飛

當代西方世界重要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在其現代性理論中精闢指出，「監控」作為現代性的關鍵維度，已深刻嵌入現代民族國家的運作肌理。政府和資本通過系統化的資訊收集、儲存與控制，實現對個體與社會活動的持續性監督。這一理論洞見揭示了現代國家權力運作的核心機制，卻也為民主制度的深化提供了反思契機。當監控成為國家治理的剛性需求，其權力歸屬與行使方式便成為民主政治的根本命題。「監察民主」制度構想由此應運而生，這種以人民普選產生負責監察政府、資本與知識精英的保民官為核心，結合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治理科技，超越西方自由民主與多黨競爭模式的新型民主範式，為香港乃至更廣域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指引與實踐路徑。

吉登斯揭示的現代性監控機制，在當代社會已演化為無處不在的數字全景。政府和資本通過公民檔案、電子監控、數位足跡等手段，編織起覆蓋社會全域或社區的資訊網路。由於當前監控權力沒有掌握在公民手中，這種監控能力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時，也暗含權力異化的制度風險——監控者本身成為不受監控的權力主體。

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雖通過三權分立、多黨競爭、代議選舉等形式試圖約束政府權力，卻陷入結構性困境。首先是代議制失靈。代議士日益脫離基層民眾，淪為精英集團或黨派利益的代理人，而選舉政治的周期性狂歡難以形成持續性問責。其次是多黨制異化。政黨惡鬥導致監察功能虛化，監督淪為政治攻訐工具，而非建設性制衡機制。第三是技術監控的民主赤字。政府和資本掌控的先進監控技術主要用於對公民的規訓，而非對權力的監督，形成「精英監控公民而非公民監控精英」的權力不對稱。

香港的管治實踐同樣面臨此類現代性困境。我們雖有廉政公署等制度設計，但高級官員的決策過程、政策執行與績效表現仍缺乏透明、持續、有效的立體化監督機制。2019年「修例風波」暴露的指令斷層與責任模糊，正是監控—責任鏈條斷裂的典型案例。《反壟斷法》長期不能能落地，更是表明社會對資本的監察軟弱無力。

「監察民主」制度的核心，在於將吉登斯所指的「監控」權力進行民主化重置——使人民成為監控權力的終極主體，這樣現代社會可以在人民賦權的原則下進行制度重構。在基層選區（如香港的區議會選區）由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專職保民官，組成獨立於行政、立法、司法系統的第四權力機構。保民官專司監察職能，對轄區內的政府運作、資本活動與知識精英進行獨立監督。保民官的權力直接來源於選民授權，其職責是代表人民行使監察權，對權力與資本形成制度性制衡。保民官選舉禁止政黨提名，候選人以個人身份參選，切斷黨派政治對監察職能的侵蝕。

這一設計使監控權力的主體由政府和資本轉向人民，實現「監控民主化」。它既繼承古代周朝初期「敬天保民」的精神內核，又賦予其現代民主的普選合法性，構成對西方代議制民主的根本性超越。監察民主既是對中國執政黨黨內反腐經驗的總結和推廣，可以上升到中國本土原發的普世性價值觀，更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剛性需求（馬斯克反腐實踐是典型例證）。中國存在擴大民主的需求，而美國存在擴大民本的需求，二者可以在監察民主這一普世價值層面達成共識。

監察民主制度的高效運行，離不開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治理科技的支持。香港可構建智慧監察體系，實現監察流程的智慧化、穿透化、即時化。第一是形成區塊鏈公務存證系統。構建香港政務鏈（GovChain），對接政府OA、會議管理、專案審批等系統。所有公務決策（政策簽批、資金分配、合同審批）自動生成時間戳記存證並分散式存儲。區塊鏈的不可篡改特性，確保公務行為全程可追溯、可驗證，從源頭上杜絕指令傳遞斷層與責任推諉。新加坡貪污調查局（CPIB）的實踐表明，類似系統可縮短貪腐案件調查周期42%以上。

第二是建立跨部門資料通道。打破政策局、執行部門與監管機構間的資訊壁壘，構建統一資料共用平台。通過智慧合約設定資料調取許可權與流程，保民官可依法穿透式追蹤政策執行全鏈條，根治「資訊孤島」衍生的責任模糊問題。

第三是建立人工智慧廉政風險預警中樞。內容包括自動識別工程招標中投標方與審批官員的潛在利益關聯（如親屬持股）；即時發現資金加速審批、跳過流程節點、超規公務消費等風險行為；通過大資料推演預判政策實施效果，輔助保民官進行前置性監察。

第四是設立市民參與式監察雲平台。內容包括市民可虛擬體驗政策實施場景並回饋意見的政策沙箱；市民提交民生痛點、AI自動生成熱點問題排行榜與解決路徑建議的訴求圖譜：市民對官員進行多維度滿意度評價，資料即時生成績效雷達圖的官員評分系統：市民可匿名上傳舉報材料，系統自動生成存證與初步核查報告的區塊鏈舉報中心等等。

香港可融合保民官制度與治理科技，構建立法會、市民、專業界別協同的三維監察體系。在立法會層面，設立跨黨派「政策成效評估委員會」，定期審議部門KPI；引入問責動議機制，參照新加坡模式，立法會可對局長提出不信任動議，過半數通過即啟動問責；強化質詢制度，要求局長季度性述職，常任秘書長需陪同回應（責任主體仍為局長）。

在市民監察層面，建立官員履職公示平台，即時公開局長日程、政策進度、資金使用；推行市民評分制，每季度隨機抽取3000名市民對政策局進行滿意度評價，結果納入績效考核；設立公眾問責日，局長在社區公開述職並接受市民現場質詢。

在專業界別層面，成立高官行為監察委員會，由退休法官、廉署代表、社會專業人士組成；賦予調查權及處分建議權（書面警告、訓誡、停職停薪建議）；直接受理實名舉報，獨立開展調查。

在此體系中，普選產生的保民官作為市民監察的制度化代表，可整合市民評分、舉報資訊、政策回饋，依託治理科技平臺對監察資料進行專業分析，並向立法會委員會或高官行為監察委員會提出正式監察建議，形成「市民—保民官—專業機構」的監察閉環。

監察民主制度通過三重創新，實現對西方民主范式的超越。該制度將吉登斯筆下的國家監控，轉化為人民對權力的制度性監控。保民官普選制使監控權回歸權力本源——人民手中。區塊鏈與AI技術破解資訊不對稱難題，使人民監察具備技術可行性。智能監察平台賦予民眾實質性參與能力，打破代議制民主的選舉間歇性。構建共識型民主，超越多黨惡鬥，聚焦權力監督本身。保民官的去黨派化設計，使監察職能回歸公共理性，形成基於監督共識的民主新形態。

對香港而言，監察民主制度是破解管治困境的現實和現代性選擇。它既繼承「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法治傳統與廉政優勢，又通過民主化監察與科技賦能，構建更高效、透明、負責的管治體系。韓非子有云：「明主治吏不治民」，在現代性語境下，這一原則可以重構為國家治理的要害在於治理政府官員、資本和知識精英，而不是普羅大眾。監察民主的本質，正是以制度之力確保「治理清明」，使公權力在人民監督的陽光下規範運行。

現代性既帶來監控的技術必然，也孕育民主深化的歷史契機。監察民主制度以人民賦權為核心，以治理科技為支撐，將監控的現代性邏輯從政府和資本控制轉向人民監督。它不是對西方民主的簡單修補，而是民主範式的革命性重構——通過普選保民官與智慧監察體系的制度創新，實現權力監控的民主化、常態化、智慧化。在特朗普政府充分暴露西方政治體制的建構弊端和痼疾之後，香港作為中西治理智慧的交匯點，有責任也有能力成為監察民主制度創新的先行者。

作者伍俊飛，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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