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園」能否成為香港農業救命草？
「農業」在香港是個有趣的議題。有人把它當成「經濟活動」，認為它的發展早已式微，如今產值佔比不足0.01%；有人將它和「本土思潮」扣連，高呼「農地復耕」、「自給自足」；也有人視它為煩囂城市的「小確幸」，在新界租用小片農地，每逢假日可以下下田、種種菜。面對各種理解和期許，特區政府明顯沒有給出明確方向和清晰說法，除了早於2016年拋出口號般的「新農業政策」、提供僅僅五億元補助、開設一個只有80公頃的「農業園」之外，根本欠缺全面規劃，更加沒有追上科技發展的升級配套和能夠面向市場的落地扶持。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騰飛之前，農業曾經是香港的重要產業，例如「元朗絲苗白米」便是老一輩香港人念念不忘的回憶，而港產蔬菜、活家禽、活豬肉、淡水魚的生產量，更分別佔去全港食用量的33%、40%、20%和10%，尚算能夠應付突如其來的供應鏈中斷。
但農業的輝煌已經過去。和其他現代化城市一樣，當香港「城市化」漸具規模，四大經濟支柱愈發穩固，農業也就開始式微；尤其在1983年「生發案」後，為在日益昌盛的物流發展當中分一杯羹，農地被自行改用成為露天停車場和儲物場的情況愈來愈多；加上港府自九十年代起積極徵地發展新界東北，至今農業產值佔比已跌至不足0.01%，有99%食品都是進口而來。
如果單純用「經濟活動」理解「農業」，天然資源匱乏、土地面積有限、以服務業為主的香港確實沒有優勢，所以不時有人質疑大力發展農業的必要。但與此同時，近年本土思潮炙熱，有人因而將「本土」和「農業」扣連，並把「發展」和「農業」放在對立面，一方面極力反抗政府徵收農地重新建設，另方面高呼「農地復耕，自給自足」。
農業具社會生態價值
不過，就算跳出「經濟」和「政治」的維度，農業亦非一無是處，而是具備一定社會價值和生態價值。香港雖然是個自由貿易的港口，來自世界各地的農產品應有盡有，但如果過度依賴進口產品，例如有多達99%食品供應來自進口，也着實並不理想—以往世界各國擁抱全球化的時候，供應鏈相對穩定，但近年「反全球化」之風盛行，加上中美貿易戰、圍堵中國等等紛爭，香港身處夾縫之中，或會受到影響；再者，食品供應也與燃料價格和運輸便利等息息相關，去年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多國經濟停擺、生產停頓，加上封城、封關措施難免限制糧食進口，各地食品價格一度出現驚人增幅，香港更出現多次擔心食品短缺的搶購風潮。
另外，有機農業已被視為解決全球氣候惡化問題的良方，作為亞洲國際大都會的香港，沒有理由置身事外。如果推動生產有機作物的「都市農業」，鼓勵農民以城市廢物作為堆肥材料、採取對生態友善的農耕方式，不但能夠減少垃圾、循環再用，而且可以帶來低碳效應。事實上，近年港人的食安意識已經逐漸提高，對「有機食品」的需求亦穩步上升，在環保大潮之下，市民更加注重縮短「食物里程」以減少碳排放，相信本地有機市場極具潛力；再者，由於香港高樓林立，愈來愈多市民希望城中能夠保留更多綠色空間，以實踐低碳生活。
然而，當香港市民對農業發展有了新的期盼之際，香港政府卻只是利用新的包裝，施以舊的政策—位於新界東北古洞南蕉徑的農業園便是一例。
「農業現代化」欠清晰定義
前特首梁振英曾於2016年《施政報告》提出「新農業政策」，以推動本地農業現代化及可持續發展，當中「農業園」是首項政策要點和先導試點，希望藉此協助農業持份者學習農業科技和農業商務管理方面的知識，促進有關知識的轉移，從而提升生產力。不過，儘管「現代化」一詞在政策文件中多次出現，但當局並未為此釐定清晰定義。至翌年發表《新農業政策的主要措施進度報告》（下稱《進度報告》），雖提及「農業園」將劃分作傳統耕種、有機耕種、花卉耕種及現代化耕作模式，但仍未有解釋何謂「現代化」—事實上，除香港最流行的「水耕種植」外，現代化農業還包括多種技術，例如「精準農業（precision farming）」，卻未知有何部署。
當定義不清，方向就變得模糊，措施也就混亂，未能達致最佳效果。香港土地教育基金總幹事龍子維質疑，當局未必懂得區分「現代化農業」的各種技術：「如果只是『水耕』，未必需要在農業園裏做，在市區、棕地也可以；如果是『精準農業』，似乎又看不到政府有什麼政策可以做，令人懷疑『現代化農業』在農業園的角色是什麼？有沒有合適的配套？」他解釋，被劃作第一期農業園的蕉徑本為常耕農地，水源、土壤資源及地理脈胳都十分適合土壤耕作，暫未看到改以水耕種植的必要性；其次，「精準農業」技術雖然可以用於土培農耕，但需要數據系統記錄土壤狀況，再計算需要投放的農藥、肥料等數量，協助提高農作物的質量，相關配套必不可少；另外，水耕與現有農戶商業模式不一，容易引發銷售不公。
其實，對於現代化農業，政府有多條道路可走，例如《進度報告》提到「容許工業大廈容納新農業科技」，絕對可為城市農業帶來新轉機。龍子維也說，這是值得探索的項目，倘若可以發展天台農場、垂直農場，相信無論是減低碳排放抑或活化大廈，都是理想的現代化農業選擇。
但政府明顯沒有仔細思量，歸根究柢，其實是本身對香港農業的未來也未能給出明確說法—究竟是有心有力重振農業，還是只利用一些小修小補的措施安撫業界，例如把農業園當成新界東北農戶的「補償性安排」，以為找個地方安置他們就可以了？
關鍵在於能否成產業鏈
「水耕也好，常規也好，（割）草機也罷，這不重要。關鍵是你是否認為香港農業可以形成一個產業鏈，由科技到學界支援，再到銷售以至技術援助，政府可否集合農友，以提供產業上的支援？」龍子維一再質疑「農業園」的目的和成效，認為如果政府有心發展農業，必須重新制訂產業政策，而不是簡單劃出園區了事。以商業配套為例，絕對需要政府提供政府扶持，「政府有向水耕種植提供『一條龍』的銷售計劃，甚至找明星幫忙賣廣告」，龍子維認為「農業園」也應該由政府投資協助常規及有機耕作農戶，讓其成為農作物的銷售點。須知道，倘若政府在推動產業時無法提供行銷策略及產業的經濟發展前景，無論以什麼高科技、建多少個農業園，都無法保留現有的農業人才，遑論吸引年輕一代的創新農業人才。
可是，當下根本沒有農業政策的目標，更加沒有衡量農業園是否有用的標準。龍子維分析，從「新農業政策」得知，農業園計劃連同「農業優先區」同時提出，估計前者是後者的先導計劃，政府可能根據農業園的收益考慮劃分多少土地用作農耕；不過，2018年食物及衞生局匯報「新農業政策」主要措施的進度時指出，「農業優先區」的顧問研究需花數年完成，計劃在今年依然無聲無息。而且，在未處理好農地分配問題前， 政府已急不及待提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以增加房屋供應，更令龍子維懷疑所謂「新農業政策」是否已經失效，他更擔心這個80公頃的農業園或會成為唯一會受政策保護的農地，「對於其他不包括在內的農地，政府的立場又是如何？」
無可否認，基於政府農業的定位模糊和政策匱乏，農業園前景堪憂，但它還是為不少有心人帶來願景，起碼可集合農業人才，共同研究香港農業的升級轉型和可持續發展。
集合人才思考如何轉型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林漢明接受《香港01》 訪問時坦言，隨着城市發展，香港原有大片農田已被打成小散戶，生存機會愈來愈低，「有很多（農田）荒廢了，有些作有機耕種、有些作休閒農田、親子活動，變了碎片化的農業，可以走多遠？」他認為，如果無法集中農田，農戶孤立在外無援，而「農業園」的出現，起碼提供了共同思考轉型的機會。
儘管政府許下保留農業的承諾，但明顯缺乏專業知識，因而限制了對「現代化」農業的想像。事實上，農業園可以做到的高科技發展，遠遠不限於《報告》所指的水耕種植、垂直種植，正如林漢明所指，未來世界的農業發展一定是跨學科，會包含不同的技術，「有年輕人會想用AI（人工智能）技術協助種植，要結合機械工程學、資訊科技學等，所以更需要有這些地方（農業園）可以聚集（人才和技術）。」另外，以研究種子為主的他認為，農業園還可拓展優質種子的研發，例如新品種，或適合香港氣候和都市化農業的品種。
林漢明強調，香港農業轉型是必要且逼不得已，土地資源的緊張本來已令農業漸走下坡，單靠零散化的常規農業和並不完善的產業鏈，只會令農業慢慢被淘汰，但他相信，如果農業園可以做好科技及教育工作，或會吸引新的農夫進場，「如果大家都有創新意念，讓新一代人認為農業不再走下坡，不再是純粹消閒的東西，或可以通過他們去說服地主發展（農業）。」
政府在推動式微產業時最為人詬病的，往往是缺乏對人才的培訓與大眾的教育，一個產業的消亡，除經濟環境的影響外，人才流失也是致命原因。林漢明認為，農業園是重要的教育及培訓中心點，「以往香港未必會有高技術（農業），但現時有一個集中地可訓練農夫、有興趣的人，可以推廣生產。」他指出，當下年輕一輩未必對農業有太多認識，如農業園可以成為教育平台，安排學生定期考察，可讓下一代對農業發展形成新概念；同時，「對於農民來說，他們可能會感到高興，覺得原來新一代人都會覺醒，知道農業是重要的。」
如果農業園能夠成為學者研究農業科技的據點，將已研發好的技術或種子帶到農戶手中，香港農業自然有望出現轉機。可是，當局只是以「地換地」的方式向農戶租賃土地，根本沒有完整規劃，除基本建設外，也未見提供任何機械設備或水利建設，着實難以令人寄望農業園可為香港農業發展帶來什麼效益。林漢明在訪問結束時向記者表示：「我是很支持『農業園』計劃的，但我不想在它完成後會覺得很可惜。」
上文節錄自第259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6日）《「農業園」能否成為香港農業救命草？》。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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