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面對嚴峻危機
不是危言聳聽，的而且確，泛民正面對著嚴峻危機。何出此言？
當然，無論是最近的選委會選舉，抑或較早前的立法會選舉，非建制陣營均成績斐然，不但保持關鍵少數地位，政治版圖還明顯擴大了，似乎不見危機、只見契機。
惟事實上，非建制派的政治主戰場，除了在建制之內，更多其實在建制之外——遊行示威的動員能力大幅減弱，乃是非建制派的最大致命傷。
眾所周知，香港素有「遊行之都」號稱。這既指遊行次數繁多，更重要是參與人數亦多。然而，回首2016年，泛民所牽頭的好幾次遊行，出席人數都未如人意。
舉其大者，先談七一遊行人數，雖然民陣聲言有11萬人，但港大及警方則指，人數實僅2萬多，創出2008年以來最低。8月時，香港民族黨的首個「港獨」造勢會，主辦方公布出席人數約1萬，而警方則說是2800人，兩個數字皆難以言多。更慘的是，就連鬧得滿城風雨的確認書風波，8月底民陣只能號召1300人出來，警方統計更只得760人。至於朱凱迪擬遭黑勢力恐嚇事件呢？上街人數同樣得1300人。到了梁游引起的人大釋法，遊行人數應該不會太低吧？結果民陣說有13000人，警方則說有8000人。相對來說，建制派號召的「反港獨、撐釋法」集會，則有多達3萬至4萬人；縱可質疑參與者背後動機，但如斯龐大的差距，對慣於動員的泛民來說，實在是情何以堪！
總的來說，以上泛民組織的遊行集會，規模大都只有一兩千人，最多是一兩萬左右，聲勢無疑遠遜從前。
或曰，根據激進派解釋，這豈不是市民經已厭倦傳統遊行，故必須訴諸更激烈的手段才有市場？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因為，激進派本身的組織及動員能力，實質上是沒有最差、只有更差。五一黃金周的反水貨遊行，便疑因參與者寡而草草取消。緊接著七一遊行的佔領西環，亦由於所謂寡不敵眾，因警方人數過多而決定腰斬。到了政府入稟司核梁游議員資格，當晚所舉行的集會也門可羅雀，還被人譏說記者多過示威者。今年以來，唯一可說是成功一次，乃上述反釋法遊行後的佔領西環活動，高峰時一度有多約4000人響應，並且一直持續到凌晨時份；只不過，其最後一幕則非常滑稽，梁頌恆竟在記者面前乘的士揚長而去......稱不上是虎頭，卻肯定是蛇尾。
再作小結，以上可以看到，激進派本身不獲主流民意支持，號召能力極之薄弱，許多時且要「搭單」一般，依賴傳統泛民的遊行餘威，到入夜過後才能夠成功發難。
在此，實可大膽預測，即將舉行的元旦遊行，縱然民陣向警方申請有5萬人參加，但料最終參與人數恐怕不多，或者只有萬人左右（當然也視乎人數統計方法）。
不禁要問：為何在波瀾壯闊的「佔中」以後，泛民的示威活動最後都似示弱收場？莫非這是「拆大台」的結果？即在推倒反建制的統一平台後，新生勢力卻無以為繼以致「碎片化」？
遊行示威對非建制派的重要程度，實在不能低估。
雖然，泛民在選委會選舉取得大捷，超額完成勇奪超過300席，又在較早前的立法會選舉，整個非建制派奪取了更多議席，凡此種種，皆證明更多泛民支持者都站出來投下神聖一票，非建制陣營在建制之內的力量得到提昇。然而，於今遊戲規則下，泛民在建制之內，充其量只能對極少數議題，例如是政改方案、23條立法等等，扮演最後把關者的關鍵少數角色；可是，對於其他議題，甚至是特首選舉，非建制派在建制之內的影響力就極之微弱了。
例如不滿人大釋法，非建制能在建制之內做些甚麼？又如不滿DQ 梁、游以至劉、羅、梁、姚，非建制派豈不完全束手無策？當然，這些究竟是政治事件，抑或純粹的法治事件，理解或言人人殊，但毫無疑問，在遊行示威人數少之又少的前提下，非建制派的抗衡力量可謂小得可憐。這也可能解釋了，為何當局會「接二連四」地向6名當選議員司核DQ，反正非建制一方是打不（能）還手的。
的確，在民主制度裡，選舉無疑是展現民主的重要工具，但選舉往往設有時間限制，只能每幾年進行一次；相對來說，遊行示威便極具靈活性，可以視乎議題不定時舉行。現在泛民支持者更多傾向在選舉中投票，而不傾向在遊行示威中用腳投票，無疑非常嚴重地影響到泛民對個別議題的操作能力。始終，市民不可能每幾年才出來表態一次。
過往泛民的遊行示威，無可否認發揮了相當影響力。由董建華腳痛下台，到梁振英因家庭理由不再連任，從反23條一役，至反國教事件，等等，儘管不是每次大型遊行示威都能竟全功，但說群眾力量毫無作用、當局完全漠視洶湧群情，一定跟客觀事實並不相符。
遊行示威人數大幅流失，乃泛民必須正視的問題。倘僅滿足建制之內的勝利，而忽視了建制之外的潰散，肯定大錯特錯。當然，參與人數有增有減份屬正常，但如果問題持續、且是結構性的，則一切非建制派成員，都必須切實深刻地反思。究竟，遊行人數為何持續減少？為何市民表態習慣改變了？到底是遊行不夠激，還是遊行有時太激？否則情況沒有改善，下次再有甚麼議題，非建制派亦恐反擊乏力，甚而最後只剩任人宰割的餘地......事實上，這種情況，今天不已開始出現了嗎？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