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班底對習近平的認知仍舊落後

當前拜登（Joe Biden）政府的對華關係，主要以全面對抗與競爭為主，有限度的合作為輔。這是當前的對華關係基調。尤其在國會的制衡和施壓下，白宮到目前為止也不敢過多提到中美合作，強調對華強硬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正確。所以，近日美國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不同場合對中國及美中關係的表述也基本保持這一基調。

但從目前來看，這位在美國學界及政界打拼近20多年的智囊官員，對中國、中共及中國領導人的認識依然停留在過去，片面且死板。這不光是他個人的問題，包括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內的整個外交團隊，基本上也保持這樣的認知。

坎貝爾6月8日在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舉辦的活動上表示，中共負責外交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和外交部長王毅是中國的「才幹」（able）代表，自己也非常敬佩這兩人。但這一表態和他在5月26日出席斯坦福大學活動時的説法有所不同。他當時表示，楊潔篪和王毅這樣的中國頂級外交官根本不在、甚至遠離習近平的核心權力圈子。

也就是説，楊潔篪和王毅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坎貝爾自己也不確定。這裏體現美國對中國領導層一直存在的一個誤區，即凡是看不懂、看不透的一面都將其歸因於「體制封閉」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強勢」。

坎貝爾提到，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的另一個核心因素就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人。習近平已成為「單一領導人」，決策圈「越來越小」，主政以來「幾乎肢解了實施近40年的集體領導機制」。

這種判斷沒有新意，是奧巴馬執政後期的既有論斷。或許正是存在這種判斷，導致坎貝爾認定楊潔篪和王毅不在習近平外交核心圈之內。事實上，楊潔篪和王毅在中國外交決策及執行中扮演重要角色，兩人都屬於習近平外交團隊的核心人物。

而且，和布林肯和坎貝爾等人理解不同的是，楊潔篪和王毅所言基本上反映中共立場和中國民眾訴求。之前的阿拉斯加高層峯會，在布林肯和坎貝爾看來，楊潔篪的發言是為了服務於中國國內民眾，但事實上，更準確地講，楊潔篪和王毅的發言真實反映中國民意。他們的表態更不是所謂的政治宣傳或輿論造勢，而是正常的立場表達和政策反駁。

6月8日，坎貝爾還提到，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及全球反彈都是中國自身原因造成的，認為過去兩年最能製造問題的一方是中國，而非美國。至於是哪些因素引發反彈，坎貝爾提到了北京的政策，包括南海軍事化以及中國在全球外交上更為果決（assertive）的姿態，稱中國外交政策機構明白這一點。但他同時認為，這一點是否上達中國領導層最核心圈，這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

這又是一個與現實政治脱節的判斷，屬於方向性錯誤，混淆了矛盾雙方。凡是坎貝爾能夠舉到的例子，比如中印邊境衝突、中澳經濟戰、「戰狼外交」、南海爭端等等，他都將問題的一方直接指向中國，完全是站在印度、澳洲及南海周邊國家的立場談論中國，並且以此為據指控中國外交強硬、粗野，甚至將其定性為整個中國的外交路線。

眾所周知，美國才是製造問題最多的一方。美國右翼勢力執政期間的單邊、孤立性的決策，不但衝擊了中美關係，而且對全球貿易，包括美國的國家形象，都帶來了損害。尤其是美國發起的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和意識形態戰，加大了和中國的直接對抗。尤其是以蓬佩奧（Mike Pompeo）為代表的極端右翼勢力，出於個人政治利益考慮，多次打中國牌，破壞中國合作基礎。

白宮醖釀對華強硬政策的同時，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國內各地視察：

如果是中國的問題，拜登為何剛剛撤銷了針對TikTok的行政令？中美之間的確存在很多問題，包括美國所關心的知識產權、強制性技術轉讓以及貿易不平衡等問題。但美國選擇了不當且錯誤的解決手法。如果想要讓中美重新回到談判桌，拜登政府需要撤回的東西還很多，尤其是已經加徵的關稅。

從目前來看，坎貝爾這一批民主黨智囊團隊延續過去觀點的同時，也在不斷更新他們的認識，尤其經歷右翼主政四年後，他們也不得不考慮國內輿情現狀，向一些極端或強硬的政策看齊，甚至選擇性地向右翼主張過的脱鈎策略靠攏。但整體上，他們還是沒有偏離聯合盟友「圍堵中國」的老套做法。

只要是抱着圍堵中國的想法，他們就會仍以冷戰及霸權思維看待中國，絕對不接受和中國平起平坐。

當然，坎貝爾的表態在拜登政府有一定的普遍性。白宮官面上不方便講的話，坎貝爾就會在非官方渠道説出來。一方面，他曾任職於奧巴馬政府，是民主黨亞洲政策的設計者，表態有一定的份量；另一方面，作為拜登新設置的印太事務官員，坎貝爾可以通過國安會和布林肯領導的國務院唱好雙簧，堅持對華強硬基調的同時，也釋放一些柔和的信息。

只不過，他在非官方渠道釋放的信息沒有偏離白宮和國務院的對華政策基調，尤其是他對中國外交的判斷，依然存在很多漏洞。或許中美還是需要對話，才有可能減少這種誤解，縮小認知上的偏差。但從目前來看，囿於國內政治氛圍，拜登團隊仍在保持試探和觀望，尚難邁出和中國開展新的高層對話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