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無論東西方，官員群體的道德和能力往往直接影響一個社會的治理績效。好的官員群體，是好政府的必要組成部分，而好政府又是良政善治的必要條件。

正如傳統中國的經典作品《貞觀政要》所言：「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過：「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中國革命的成功、改革開放以來的重大進步，儘管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都離不開一批批德才兼備的幹部的積極推動作用。

多年以來，關於怎麼看待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官員群體，至少有兩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政治具有濃厚的賢能政治面向，層層考核與磨練的嚴格選拔體系讓中國產生一大批能力突出的官員，從而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的巨大進步打下基礎。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政治至今仍被官僚主義困擾，官員選拔是一個封閉的小圈子，容易被裙帶關係影響，經常存在劣幣驅逐良幣的困境。

公允地說，上述說的兩種面向都是客觀存在的，都能找到對應的證據。中國作為一個廣土眾民的超大型國家，國情本就錯綜複雜，有不同的面向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的翻天覆地變化，無論怎麼說，都離不開一批批鋭意進取的改革家、有為官員的積極推動作用。但與此同時中國官場長期存在的官僚主義、腐敗、劣幣驅逐良幣問題又是客觀事實。關於這點，2021年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曾專門指出過去一段時間的官場弊病：「有些黨員、幹部政治信仰出現嚴重危機，一些地方和部門選人用人風氣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盛行，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較為普遍存在。」所以今天中國才需要反腐，才需要提升法治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水平。

怎麼保持和擴大中國所具有的賢能政治面向，怎麼大幅減少官僚主義、腐敗、劣幣驅逐良幣問題，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重大挑戰。若想謀求長治久安、良政善治之道，當務之急是總結和反思中國現有的官員選拔體系，及早進行查缺補漏。

然而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是，中國官員選拔體系頗為神秘，通常的分析只知道基本的規律，卻對具體的選拔過程知之甚少。最近，筆者有讀到長期從事政策研究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樹凱發表在中國官媒《人民論壇》的一篇文章《縣鄉政府治理的危機與變革》，裏面有探討21世紀以來十多年的中國官員選拔機制的變化，即在黨政核心領導層主導官員選拔的程序之外新增民主推薦的投票程序。

據趙樹凱的描述，有條件參加投票推薦的是兩個層級的官員，即本級官員和上一級官員，比如，如果提拔副縣級官員，本縣正科級官員和縣級官員都會參加民主推薦，但「如果不是特殊訊息渠道或者特別崗位上需要，公眾和投票人永遠不知道推薦投票的結果」，「正是因為這種神秘性，為提拔官員留出了活動和運作的空間」。

趙樹凱寫道：「一些基層官員談到現在的官場競爭，認為他們承受雙重壓力，不僅要『打點』直接領導，還要『打點』那些有資格投推薦票的官員群體。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普通的民眾往往是可以忽略的……這種內部選舉與民眾或者民意無直接關聯，強化的是上級問責，而不是民眾的問責。這種選拔過程中的負面現象嚴重損害了基層官員對於上級官員的信任，損害了官員對於政府體制的信任。」

根據趙樹凱的說法，除了民主推薦之外，官員選拔還有民意測驗，參加的人員主要是民主推薦範圍以外的人員，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一般科員或者普通民眾等，但和民主推薦一樣，作用難以進行制度化描述。近些年以來，中國官員選拔相比於21世紀最初的十多年，又有新變化。但從大方向來看，很可能還是黨政核心領導層、民主推薦、民意測驗的三個因素在共同起作用，至於哪種因素所起作用最大，取決於具體的選拔過程。

從積極層面來說，黨政核心領導層熟悉一個地區的治理情況，參加民主推薦的官員都是彼此熟悉的同事，民意測驗能在一定程度引入民意。但怎麼保證民主推薦的過程不徇私舞弊，怎麼讓民意測驗真正發揮作用，則是很大挑戰。正因這樣，所以在推行民主推薦、民意測驗的過程中才會出現趙樹凱在2013年說的困境：「民主推薦並未有效地制約書記們在用人上的專權和濫權。相反，在這些年間，一方面關於官員選拔的程序越來越多，看似越來越公正規範；另一方面，買官賣官的現象卻在不斷蔓延，未見官場風氣有所清正。」

怎麼解決官員選拔過程中的困境？一個最實際的辦法是強化民主推薦、民意測驗的公開性和約束力，讓精英推選與大眾民主相互制衡、相互促進。

具體來說，在積極探索黨政核心領導層的恰當作用的同時，應該讓民主推薦、民意測驗的過程保持充分的透明，在充分的新聞輿論的監督下通過法定程序公開進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讓民意代表在民主推薦過程中的投票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這樣可以讓上下級同事之間的推薦與民意代表的推薦互相補充和制衡。除此之外，被選拔上去的官員日後的實際表現應該接受普通民眾最廣泛的民主評價，以此作為官員是否升遷或免職的主要依據。這樣的改進既可以讓黨政核心領導層發揮恰當的作用，可以讓熟知情況的上下級同事進行推薦，又能引入有約束力的民主和監督程序。

70多年前，社會活動家黃炎培與毛澤東的「窯洞對」讓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為許多人所熟知。在傳統中國漫長曆史上，政權的興衰、朝代的更替是司空見慣的現象，恰如黃炎培所言「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當時的毛澤東將民主作為中國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新路，他說：「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70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領導層提出「自我革命」，希望建設高素質幹部群體，以滿足人民大眾日益增長的新訴求。

從古至今，大型國家或複雜社會的治理都是精英的工作，但最終只有獲得人民的認同，才能長治久安。精英推選與大眾民主的恰當結合，是長治久安的根本出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待於官員群體的積極作為，但同樣離不開民主和人心。從長遠考慮，中國的官員選拔應該逐漸擺脱神秘，積極尋求精英治理與人民民主的理性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