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説】華萊士主義：美國外交政策的可行之路

在美國苦苦尋找「永久戰爭」這一政策（Perpetual War）的替代之法時，我們是否能從曾經的主流思想中汲取靈感？
作者：艾丹（Dennis Etler）為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類學博士，曾於1980-1990年代在中國開展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已在高等學校任教超過35年。
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

經歷了二十年的惡化，美國的外交政策在特朗普就任總統後迅速失控。以實現自由貿易、集體安全和對外援助為目標，以鞏固美國的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霸主地位為宗旨的戰後傳統外交政策體系，似乎已經土崩瓦解，對經濟實力的赤裸裸的追求超越了一切。

華盛頓的內部人士稱特朗普是「滑稽」、甚至「可悲」之人。世界前一刻在災難邊緣搖搖欲墜，下一刻又因為某事取得突破性進展而倖免於難，讓他們稀里糊塗地開心不已。然而真相極為殘酷：電視真人節目明星特朗普（Donald Trump）已經完全破壞了外交規則和政府行政、立法、司法部門之間的平衡。如果説以往政府高層在行使行政權力時會受到制約，那麼他們現在可謂為所欲為。我們的國家治理體系的的確確有分崩離析的危險，在這個高超音速導彈已經問世的年代，核戰爭完全有可能在一小時之內由此而引發。

強硬派空想家博爾頓（John Bolton）和蓬佩奧（Mike Pompeo）已經將多邊主義的殘餘原則和對國際協議、國際組織的承諾掃除一空，也令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具軍事侵略性的國家——現在其數以百計的軍事基地遍佈各個大陸，所參與的戰爭也不計其數。同時，美國正深陷孤立窘境，在各國眼中，其領導地位無非是借之以大肆擴張的憑據。

儘管民主黨對國計民生持不同看法，但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奧卡西奧•科特茲（Alexander Ocasio-Cortez）等「進步人士」從來沒有為遏制以驚人速度開展的軍事擴張而採取實際行動。他們不遺餘力地將中國和俄羅斯妖魔化，此舉無異於火上澆油。民主、共和兩黨能做到的，只有不斷擴張軍隊。

儘管民主黨也會偶爾詬病美國的干涉主義，但其右翼分子曾就特朗普與朝鮮之間的互動大肆批評，稱美朝兩國直至世界末日都不該恢復外交關係。特朗普對朝鮮的試探原本就是一種政治策略而非真正的外交行動，可民主黨這種令人大跌眼鏡的反應卻讓其顯得正當無比。

美國深陷中東、南亞的連綿戰爭之中，但華盛頓上上下下的智庫非但無法尋得解脱之法，反而對五角大樓可能會招致災難的新政策表示擁護，支持對中國、俄羅斯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把外交手段和對話拋諸腦後。

這種荒謬絕倫的外交政策引發了廣泛反對，因此當權集團緊急介入，策劃建立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這一耗資甚巨的智庫對某種新型外交政策大肆宣揚，稱其「對人類權利和尊嚴充分尊重」，不會「以代價高昂、適得其反、不分皂白的方式部署軍隊，將戰爭正常化、將武力統治奉為宗旨。」

那麼這是否意味着美國未來的外交政策會摒棄戰爭手段，不把它當做解決國內外經濟、社會問題的萬靈藥？

很遺憾，仔細考量之後就會發現，其實我們依然沒有選擇的餘地。昆西研究所的金主是將國內外專家控制於股掌之間的兩名億萬富翁：索羅斯（George Soros）和查爾斯•科赫（Charles Koch）。前者為世界大大小小的身份政治運動提供支持，卻通過操縱貨幣攫取了巨額財富，同時還將會催生政府腐敗的私有化粉飾為「通往自由和民主之途」。後者也曾通過四處建立基地的非政府組織，出資參與否認氣候變化的大型政治運動。儘管媒體認為索羅斯與「保守派」大亨科赫站在同一戰線頗為蹊蹺，但其實二者有許多相同之處。

因此昆西研究所已被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人物和一心斂財、不惜為謀利煽動政治衝突的超級富豪所收買，其「新觀點」反應的也都是他們的意志。

就目前情況來看，還沒有人能將美國引向正途；但我們或許能從美國的外交傳統中獲得經驗和啟示。

二戰後、華盛頓共識形成之前，聯合國和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曾確實把消除貧困做為自己的使命，而非僅追求公關噱頭，重磅政壇人物也曾主張美國應當維護世界和平、與採用不同經濟、政治制度的國家開展互利合作。

二戰剛剛結束時，還有相當數量的美國人將蘇聯視為對抗法西斯、追求全人類平等的夥伴。美國進步黨和美國共產黨在政府的政治辯論中起到關鍵作用；它們倡導「和平共處」，與居於主導地位、奉行冷戰政策的民主、共和兩黨分庭抗禮。

主張調整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政治家華萊士（Henry A. Wallace）。他曾在1940至1944年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當政期間任副總統，又做為進步黨代表參與了1948年的總統競選。

儘管華萊士的活動時期距現在有70年之遙，但他的理念仍舊存在於美國的政治DNA中。我們不能與桑德斯和沃倫（Elizabeth Warren）等人同流合污——他們自稱擁護「進步」，卻從未認真地反對過軍工利益團體參與國會，更沒有對主戰企業和財團提出過質疑。

我們應當設法徹底變革美國處理外交事務的模式。

華萊士的外交理念

為了將華萊士從美國歷史中抹去，美國政府曾絞盡腦汁：他是左翼國際主義和平等主義的擁護者，而在冷戰時期，這兩種主義已被劃為政治禁忌。

做為小羅斯福政府的農業部長，華萊士並不關注股市和企業的利潤，而是將消除貧困和推動農業長期科學發展做為第一要務。1940年，小羅斯福病入膏肓，華萊士就任副總統，對美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做出了新的規劃，提出美國不該極力追逐帝國主義列強，而應當與其他國家合作，建立全新的世界秩序，根除軍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1942年，華萊士發表了一篇名為「平民世紀」的演講，描繪了一個「無匱乏之虞」、擁有全新秩序、普通人取代權貴在政壇中起決定作用的戰後世界。

他在演講中將二戰與內戰做了直接類比，宣告打二戰是為了結束經濟奴役，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同時呼籲英國、法國等帝國主義列強在戰後放棄自己的殖民地。

華萊士還支持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建立夥伴關係，1943年進行訪問時，他為密切接觸該地區的普通民眾做出了史無前例的努力；他用西班牙語發表的發人深省的演講，為一個互敬合作的時代繪製了藍圖。

最重要的是，華萊士深刻地認識到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構想出一套使美蘇能夠在其中開展合作、為普通民眾創造更好世界的戰後秩序框架。因為他積極與蘇聯接觸，杜魯門（Harry Truman）解除了其商務部長的職務。

在進步黨中，華萊士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擺脱民主黨南方種族隔離者的排擠之後，他完善了由小羅斯福提出的《新權利法案》，提出受憲法保護的政治權利「並不足以保證人們平等地追求幸福」，因為政治權利無法解決經濟的結構性不平等。華萊士將這一政策平台加以充實，主張全體美國人都應安居樂業、衣食無憂，有充分的休閑時間；農民有權獲得公平收入，所有人都享有免受不平等競爭和壟斷之害、獲得適當居所、醫療服務、社會保障和教育的權利。

外交方面，華萊士設想在聯合國憲章基礎上建立一個以和平合作為主調的多極世界。

與之相反，1941年，《時代》雜誌發行人路斯（Henry Luce）卻提出了「美國世紀」這一概念，表示戰爭的勝利能夠讓美國「以我們認為合適的目的、用我們認為合適的方式，憑我們的影響力，充分對世界施加影響。」

華萊士對此做出回應，指出世界應該「沒有國家被賦予剝削其他國家的權力；老牌強國有義務幫助新興國家踏上工業化之路，且不對其發動任何軍事和經濟帝國主義侵略。」 他外交政策的基石是這一主張：不干涉他國內政，互相尊重領土和主權完整。

如果華萊士在1944年仍是副總統，美國的外交政策走向將全然不同。他聲望極高，本能讓新政傳統得以在國內外延續，美國也不會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視為威脅，而是將與各方合作，建立以經濟正義為基礎的全新世界秩序。

遺憾的是，從那時開始，儘管偶然有人努力加以調整，但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擁躉一直都是各大企業，而非美國乃至全世界的「普通人」；主導美國外交關係的，也一直是對他國政治事務的干涉活動，因此軍隊從「民主的軍火庫」變為了特權守衞隊。

在華萊士看來，對外援助絕非培育經濟主導地位的工具，而是「不附加政治條件、旨在推動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獨立經濟發展的經濟幫扶」。他極為看重「非洲、亞洲、西印度羣島和其他被殖民地區人民的民族自決原則」，指出美國重要政策的基礎應是以下準則：「不干涉別國內政，接受人民自己選擇政體和經濟制度的權力。」

然而美國最終還是被大英帝國曾擁有的榮耀誘惑。進步黨和美國共產黨遭受猛烈抨擊的同時，美國也在運用小羅斯福的反法西斯理論，為其在東亞、伊朗、中美洲以及越南公然發動的帝國主義政變和殖民戰爭辯護。政治辯論的空間一縮再縮，直至把許多自尊自重的知識界人士逐出了主流政壇。

華萊士的思想對今天的我們有何啟迪？

如今我們跟1941年的華萊士一樣，也面臨嚴重政治危機：法西斯勢力抬頭，列強毫無顧忌地將軍事行動做為不斷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桑德斯、沃倫等政壇人士喋喋不休地表示要為革新開闢通道，卻拒絕徹底解決他們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他們渴望社會和經濟正義，但一小撮國際投資銀行家、社團主義者和金融界富豪主導了美國的經濟，正在為獲取金錢利益狹隘地煽動戰爭、追求世界霸權。

桑德斯和沃倫等人似乎無法質疑為何美國的軍事基地遍佈世界、國家為何使用工薪階層納税人的血汗來推動石油經濟——其受益者只是美國的企業寡頭及其身在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的同盟。至於呼籲撤回軍隊的原因，他們更不會多問。

歷屆政府留下的痼疾層層累積，終於在特朗普任期內爆發。美國的統治精英專橫無理地將俄羅斯、伊朗和中國等國打上了「潛在敵對勢力」的標籤。「潛在敵對勢力」與冷戰時期的「共產主義陣營」一樣，都是用來反駁國內外批評的萬能説辭。

民主黨的所有進步人士似乎都已接受現狀，也無力為美國譜繪願景，使其運用資源促進和平、遠離戰爭。關於股市在美國經濟中不可或缺、經濟增長是國計民生的關鍵指標等觀念，他們從未反駁；至於軍費開支是股市和經濟之基石這一問題他們更是碰都不碰。

根據華萊士的理念，美國完全有可能提出宏偉願景，將國際主義確確實實地融於自己的外交政策；要主動出擊，不能被動行事。這一理念超越了民主黨所有的長篇大論——他們只會暗示美國不該無緣無故地同伊朗和朝鮮開戰，但同時又對制裁和妖魔化這兩個國家的宣傳報道津津樂道。

比起諷刺特朗普對朝鮮示好，他們更應該對華萊士和與他同時期的政治家加以借鑒，努力促成美國從韓國與日本完全撤軍，緩和韓朝兩國之間的緊張態勢。

比起為打擊特朗普、奪取政治優勢而妖魔化、孤立俄羅斯，進步人士更應當誠心誠意地呼籲緩和美俄關係，承認俄羅斯的核心利益，提議北約從俄羅斯邊境撤軍，停止對其制裁，讓其重新融入宏大的歐洲經濟體系。他們甚至可以呼籲解散北約，彌合在東西方世界之間橫亙已久的危險裂痕。

比起阻礙中國崛起、抨擊特朗普的對華態度不夠強硬，進步人士更應當考慮中美應當如何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方面營造全新的協同效應。

中國是未來的敵人還是反面教材？

民主黨及其進步人士的言論都以中國威脅論為中心。他們抨擊特朗普時的立場與右翼無異，認為他應當以違反貿易規則為由嚴厲制裁中國；但實際上中國的行為是經濟成熟發展的必然產物。雖然接連入侵其他國家的是美國，但他們一致同意將中國視作軍事威脅。自1979年與越南發生短暫邊境摩擦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再也沒有跟其他國家有過軍事衝突。

民主、共和兩黨對中國的批評反映出的是一種「心理投射」：將自己的不道德行為投射到他人身上，以轉移因不願主動面對自己的罪行而產生的焦慮。

我們輕易原諒自己的罪過，將其輕描淡寫為「政策錯誤」和「執行過失」；我們為自己開脱，哪怕我們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和「人道主義干涉」令死者傷者不計其數，令一個個國家淪為廢墟，令數不勝數的人流離失所，然而哪怕其他國家對美國詮釋的「國際法規」稍有違反，我們都對其橫加指責，似乎全世界的是非善惡都要以美國的意見為準。

我們身處地緣政治噩夢之中，將中國視為眼中釘，藉以投射美國四處實施的霸權主義和軍事侵略。原因很簡單：中國不僅能在經濟、技術領域與美國競爭，而且正在嚴謹地為世界樹立國際關係方面的全新範例，令各方對美國的特權產生了疑問。

中國代表着華萊士在二戰結束後所提出的「沒有被當權者選擇的道路」。美國之所以將中國的「一帶一路」等外交政策解讀為影響其現狀的「致命威脅」，是因為美國正在迅速淪落，無法重新調動經濟與軍事力量來虛張聲勢。

儘管美國針對少數族裔建立了許多真正的集中營（比如南方土著拘留營，其私有化監獄產業系統更使有色人種淪為了奴隸），但美國報紙上卻充斥着言過其實的報道，在沒有任何根據的情況下稱中國在新疆設立的職業訓練營中，維族人慘遭虐待，但在美國各集中營裏，數以百萬計的人卻在確確實實的受苦受難。比較之下，美國對中國的指責未免蒼白無力。

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計劃在全球範圍內修建基礎設施、開展科學項目，參與其中的，包括地處非洲、亞洲、南美和中美洲地區、被美國和歐洲精英所忽略的國家，恰恰與華萊士提出的「與拉美地區平等合作」異曲同工。在提供發展援助、進行投資的同時，中國並不要求參與國接受自由市場原則、將國營企業私有化、向全球投資銀行開放，任人宰割。

中國於2017年發起的「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行動與華萊士的願景和聯合國的創立初衷遙相呼應：在和平與共同發展的基礎上促進各國合作。

有趣的是，自1948年開始，不斷膨脹的私有化怪獸一直在美國肆虐，而中國現如今的經濟狀況卻與這一時間節點之前的美國更為相似。中國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鼓勵民眾發揚企業家精神和個人主動性的同時，也在堅持對金融領域進行嚴格的政府監管，更將能源、交通、通訊等關鍵產業置於受謹慎規管的政府壟斷之下。

美國應當效仿中國，以「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模板，復興政治文化，擺脱對「經濟發展」、「增長」等新殖民主義概念的依賴。進步人士不該依靠軍事化及隨之而來的戰爭刺激經濟發展，更不該接連讓其他國家陷入失控，而應當主張美國與中俄等國合作，開啟可持續未來。

「向中國學習」不是如何用筷子吃飯，而是如何回歸我們當年的新政傳統。

結論

與1948年的傳統進步黨人相比，今天的進步人士同冷戰鬥士杜魯門更加類似。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經濟、政治災難之所以迫在眉睫，是因為我們背棄新政外交政策、選擇以無盡的戰爭刺激經濟增長。1950到1970年代收效甚佳的「槍炮與黃油兼得」的政策，到1980年代已退化為「只要槍炮、不管黃油」，因為軍隊對我們社會的控制與影響正在與日俱增。

國內緊縮戰略、外國干涉、反共產主義（現在叫做「反獨裁主義」）和全球霸權主義的陰影仍在肆意瀰漫，只是換了個名頭。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進步黨於1948年倡導的不干涉別國內政、促成互利經濟關係、尊重每一個國家選擇自己政體和經濟制度的權力之原則，在1955年萬隆會議上被公之於世；而奉行它的，是中國和其他尋求改變現有世界秩序、動搖七國集團（G7）核心地位的國家。

遺憾的是，當代進步人士摒棄了美國的優良傳統，對「武器化人權」、「人道主義干涉」等新自由主義政策大加粉飾。

在1940年代被人們熱切關注的人權、發展環境、人道主義等概念已經遭到徹底歪曲。現在美國一心促進的，只是自己想要控制的國家中追權逐利之人的權益。

而華萊士曾經提及的人權、和平、安全、醫療、教育和經濟發展問題，要麼被視而不見，要麼被搪塞過去。如今「維護人權」在美國這裏已經成為代表「顛覆目標國家政權、破壞其穩定局面」的暗語。美國在利比亞和敍利亞發動的「人道主義干涉」實則人道主義災難，已經讓兩國混亂不堪，更令不計其數的人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我們要問，倘若桑德斯、沃倫等自詡「進步」的政客當選，他們是否會比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更加出色？

當然不會！

他們也不過是對企業精英唯命是從的新自由主義人權鬥士。塗了口紅的豬依然是豬。在不明真相的人聽來，他們的演講也許發人深省，但哪個國家只要稍稍對以平等互利為基礎的新型全球共識表示贊同，就會立即遭到他們的誹謗與構陷。

儘管大吹大擂、耀武揚威的特朗普無法讓美國脱離災難，但他在無意中打開了一扇大門，讓人們得以重新審視美國的外交及其破壞性。

我們完全可以重拾華萊士的進步信念，堅守這一原則：「不干涉他國內政、接受人民自己選擇政體和經濟制度的權力。」唯獨如此，美國才有機會參與建立更加和平、安全的世界，為所有人能夠生活富足、安居樂業而創造條件。

按照華萊士的理念，我們必須要求政府徹底摒棄煽動政權更迭、推行軍國主義、發動經濟戰爭等帝國主義政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與中國和其他國家合作，創造更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