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多國遲疑未決 華為5G市場准入的四大難關

撰文:葉德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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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質問反對使用華為設備者「須提出替代方案」的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預料會在1月底就其5G市場准入權下決定;一直反對點名禁止華為進入德國市場的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國內、黨內反對聲中,擬計劃將決定延期至3月底歐盟峰會之後;歐盟數碼經濟兼反壟斷事務負責人維斯特加(Margrethe Vestager)也料將於下周三(1月29日)公關相關的政策建議。由此可見,若歐盟國家不再拖延,華為准入的問題將在未來數月敲定。

華為現有地位穩固

繼續使用華為通訊設備,除了自由市場競爭的意識形態問題外,歐盟國家還有兩大原因。第一個原因,約翰遜上周二(1月14日)已經說得非常清楚:「英國公民應有權使用最佳的技術。」

華為在5G技術的領先地位可算是難以質疑——根據市場情報公司IPlytics去年11月的一項報告,華為無論在5G相關專利數目、對5G技術標準的貢獻量,以及參與5G國際會議的工程師數量上也領先諾基亞(Nokia)及愛立信(Ericsson)等其他通訊設備巨企。

第二個原因是,初期的5G建設將更新於現有4G設備之上。如果一國全面禁用華為設備,不少原使用華為5G技術的企業將面對極大的基建成本。由於德國電訊(Deutsche Telekom)、Vodafone和西班牙電訊(Telefonica)也一直是華為客戶,如果要更換現有設備的話,動輒需額外多費數十億計的歐元支出,對今天互聯網行業中營利表現相對較差的互聯網基建企業來話,可算是雪上加霜。

約翰遜雖與特朗普「友好」,在華為准入問題上,卻大有不順特朗普之意的勢頭。(路透社)

第一難關:美國威脅切斷情報合作

然而,約翰遜上周二的下一句話卻道出了華為在歐盟准入問題上遇到的第一個難題:「作為英國首相,我也不想安裝任何可能會損害國家安全或與五眼同盟合作能力的基礎建設。」

所謂的「五眼同盟」,是指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與英國組成的情報合作結構。雖然歐盟貿易專員霍根(Phil Hogan)上周訪問華盛頓時就直指特朗普政府切斷情報合作的威脅只是「虛張聲勢」——畢竟此等情報合作是美國全球實力的一部份——可是,在美國直指英國使用華為將是「瘋狂行為」的情況下,英國,以至其他傳統上美國的歐洲盟友,也不得不對此加以戒心,尤其是此前特朗普也的確做出過破壞美國全球實力的事,例如最近的刺殺伊朗軍官事件一般。

第二難關:歐盟內部反對華為的壓力

雖然霍根表明歐盟「不能對華為說『你不能進來歐盟』」,聲言「如果華為遵守遊戲規則,所有競爭必定會公平,而且受到歡迎」,不過歐盟內部也有不少反對華為進入的聲音。其中德國的例子最明顯可見。

歐盟貿易專員霍根直指特朗普已中止情報合作的威脅是「虛張聲勢」。(路透社)

默克爾「基民盟」(CDU)的執政盟友社會民主黨(SPD)在去年底已提出收緊5G設備安全管制的法律草案,表明若有「無憲法管制的國家影響、操縱或間諜風險」,設備的供應商應被列為「不可信任者」,並「排除在核心和邊緣網絡之外」。

法案的其中一位社民黨發起人就明確指出「有關華為的討論在德國愈來愈帶批評性」,「這是有關中國作為一個與歐洲競爭的整體體系的較廣討論中的一環」。

屬於基民盟的德國國會外務委員會主席勒特根(Norbert Roettgen)近日更表示不滿默克爾將5G決定「一拖再拖」,指出「只有不受其所屬國家擺佈的企業才可信任」,更聲言目前已有50至60位基民盟議員支持這種「信任測試」。

另一邊廂,在現屆馬克龍政府高舉改革歐盟的法國,雖然曾有官員表明「不會針對特定的設備製造商」,然而由法國政府作為最大持股人的法國最大電訊公司Orange在法國國內也一直沒有使用華為設備,而只在其他歐洲國家使用。這也許能局部反映法國建制的態度。

默克爾一直表明不支持點名禁止華為進入德國市場。(路透社)

第三難關:歐盟扶植自身企業的「產業政策」

除了以上的政治考量之外,歐盟最近也吹起了扶植自身企業的產業政策浪潮,逐漸有放棄過去較為反壟斷、容讓企業自由競爭的做法——不要忘記,華為的全球最大競爭者是諾基亞與愛立信,分別是芬蘭與瑞典企業。

去年曾以反壟斷為由拒絕德國西門子與法國阿爾斯通(Alstom)高鐵部門合併以作全球競爭的歐盟競爭事務專員維斯特加,在去年底連任該職後,態度突變,表明「很確信我們的產業政策須動用歐盟的『工具箱』去支持對歐洲有戰略重要性的關鍵價值鏈與技術發展」。

她口中的所謂「工具箱」正是歐盟正在訂立的安全管制框架。根據路透社所得的相關文件,內容包含對「受第三方國家干預5G供應鏈風險」的警告,其中更點明「要分別從技術性以及非技術性元素」去作出安全評估,且建議對「高風險供應商」設置包括「禁止進入市場」的限制。

人稱「反壟斷沙皇」的維斯特加對於歐盟以產業政策自強並抗衡外來競爭,態度有明顯改變。(路透社)

維斯特加在談論此等議題時,更用上「技術主權」一詞。配合「產業政策」、「工具箱」等用語,歐盟未必沒有可能會以此等「工具」去限制外來企業進入歐盟市場,其中華為是甚為明顯的目標之一(當然這將不會限於華為,甚至其他中國企業)。

第四難關:歐盟的「工具箱」

據目前可知資料,這個「工具箱」的內容,與由德國社民黨提出的相關法案同出一轍,也與歐盟建制及其各國官員的表態毫無衝突——歐盟最終有可能會將「政治風險」納入5G設備的准入權考量之中,並不會點名任何特定企業或國家。

當然,這個「工具箱」並非沒有可能是歐盟用以向美國展示他們已將華為的國安與政治風險考慮在內的公關做法。經一番研究後,歐盟若要向華為開放市場,也可藉此「工具箱」向美國交代。此等做法與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NCSC)的做法極其相似,後者聲言其研究已預設「最差狀況」、「中國能強制任何在中國的人士做任何事」,卻仍堅持華為設備的國安風險在可控範圍之內。

不過,這個「工具箱」的政治元素,也同時給予歐盟各國中出於不同原因本來就反對華為進入的政治人物一個禁制華為的藉口——畢竟這種「非技術性」的安全審查主觀成分極高,難辨對錯。這最終或會造成名義上沒有禁止華為,實際上卻處處為難,使華為難以在地經營的情況。

面對以上四大難關,加上其他外來的挑戰,難怪華為管理層會說「2020年將是華為艱難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