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與第五個現代化．二】大疫之下的中國「國家動員」

突如其來的疫情，兩千多人的死亡，洶湧而來的新冠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疫情是一起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也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第五個現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對這場病毒肆虐的危機，人們不禁會問：過去的17年時間裏，中國應對突如其來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實的進步？還存在哪些亟待修補的短板甚至盲區？中國又該從還處於拉鋸戰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麼？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指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鑑於此 ，如何總結與反思這場肺炎疫情，就顯得尤為重要。《香港01》就此刊登系列文章，系統反思中國當前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本文為系列文章第二篇。

在國際醫學領域享有極高聲譽的英國雜誌《刺針》（The Lancet）2月17日刊登社論文章《2019年新冠肺炎挑戰》，這一簡短卻態度鮮明的評論指出不負責任的謠言是如何渲染恐慌氛圍並干擾醫務人員的努力的，同時還肯定了中國政府在控制和消滅疫情以及應對謠言時所表現的積極姿態。《柳葉刀》說，「大量的病例正在測試中國的衛生系統。然而，中國能夠在幾天內為受影響的病人建造一所醫院。沒有其他國家能以這樣的速度調動資源和人力。」

截至目前，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感染肺炎的人數仍然在上升，甚至每天都有上百人因之喪命。不過，這與湖北省1月中下旬新冠肺炎（NCP）病例大爆發時期相比已顯得相當令人鼓舞。中國政府的努力正在看到成效。當然，這並不是要美化中國政府，掩蓋整個官僚系統在新冠肺炎於2019年12月（甚至更早之前）剛剛萌生時所表現出來的不負責任，以及在隨後的應對階段的無能、低效和顢頇昏聵。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在當下的緊要關頭，匆匆撤換了湖北省和疫情發源地武漢市的最高負責人蔣超良（時任湖北省委書記）和馬國強（時任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並「空降」和「外調」各種力量「幫助」湖北渡過難關，已經「承認」了這一點。

必須要了解的是，這些下台的官員及其所暴露的問題並非湖北和武漢獨有。人們追問，如果今天新冠肺炎不是肇端於湖北而是在其他省份，那些黨政官員的處置和應對會截然不同嗎？

正如世界衛生組織（WHO）所警告，一場如此規模的瘟疫可能在發達國家因為醫療衛生條件和應急機制的完善而從容應對，但是瘟疫考驗的正是那些醫療衛生條件並不完善的脆弱的發展中國家。對他們來說，應對類似緊急公共危機會更加不容易。在醫療條件匱乏的背景下，整個國家機器可能會成為決定整場戰爭的關鍵，也會面臨崩潰的壓力。

從涉嫌遲報錯過黃金時間，到對外釋放錯誤信號麻痺民眾，這都體現了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威權體制國家整個官僚體系在應對突發危機時的不適應。歷史地看，這或許是中國自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中央王朝後便一直延續下來的「文化基因」。從來都不缺乏自上而下的權力指令，但地方對中央的反饋機制從未充分體現。這種基於權力的指令與反饋塑造了中國特有的中央權威和地方官僚體系，若脱離實際，災難會成為大概率事件，直到中央直接介入。

但是，這一集權體制也正如《刺針》所言，在關鍵時刻展示了它的優勢，顯示出它的兩面性。事實上，高度中央集權的威權體制甚至專制體制儘管脆弱、容易被誤導，但是它是中國曆代王朝強化中央權威、擺脱地方割據尾大不掉，乃至進行重大公共工程和應對集體危機的唯一方式，尤其是在「戰時狀態」下。

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應對突如其來的生存和發展危機時並不完全取決於人口、資源、財富等體量，因「虛胖」而捱打，中國已經在近現代史上提供了最真實的歷史教材。相反在缺乏中央集權權威的時代，不要說應對一場波及數省的洪澇災難，即便是各自為政的生存和安寧都是困難的。

在當下這場誰都無法置身之外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中，很難想象一個鬆散的體制能夠統一步調地應對危機。

第一，儘管中國整個官僚體制龐大複雜，甚至存在各種各樣的內部矛盾，與上下層級的博弈也一直存在，但是毫無疑問在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體系和「政治掛帥」的價值下，政策執行力罕有其匹，尤其是在非常時期。

一些聲音稱，人類歷史上，任何政府都從來沒有進行過一場如此規模的組織和動員，可以同時讓14億人幾乎處於一種時間暫停的狀態下，按照既定的步驟逐一按照統一標準辨別現實的和潛在的風險，即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然後按照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指示「應收盡收，不落漏網之魚」，採取統一的步驟進行大規模的排查。這是一項驚人的系統工程。很難想象隨着新任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的一聲令下，當地政府通過各種網格化小區管理和充實後的力量，不計任何成本地在3天時間內，完成了具體到武漢900多萬現有居民每個人的排查、甄別和分類收治，納入到全國性的聯防聯控體制中。

第二，在「全國一盤棋」的思路下，中央依靠自身權威可以在認為有必要的情況下，為了整體利益強制和動員其他地方力量「舍小我保大家」主動貢獻力量應對危機。在此背景下，中國國家衛健委統籌動員全國19個省份對口支持湖北省武漢以外的16個市州（林區），千人醫療隊一支支開赴湖北。

事實上，「對口支持」是中共乃至中國曆代傳統的國家治理手段。自中共建政後，中國曾經在支持邊疆建設、「上山下鄉」中採取過這種動作，至1979年中央52號文件首次定型為國家政策。自此之後，鑑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地區發展差距逐漸擴大，中央在多輪援藏、援疆工作中大規模運用對口支持，除了國家政策傾斜，各省區還提供官員交流、支教、支農、支醫以及資金和項目、技術全領域支持。此外，三峽移民工程、汶川震後復建等「國家計劃」中，對口支持這一形式也一再出現。

中國官方聲稱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優越性，事實上它有效地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負擔，的確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集合力量有效地應對影響全局的局部危機和薄弱地帶。當然，這一切都基於中央對地方的絕對權威，是在中央集權下地方從屬中央、服務於國家目標的體現。

第三，中共還直接掌控龐大的人力、物力資源。「黨指揮一切」意味着對最具有紀律性的軍隊、外圍高度政治化的社會群團組織、國家企業、公有制醫院甚至還包括宣傳機器，當然分布全社會各行各業、各個系統的9,000多萬高度組織化的中共黨員（每個人都處在一個基層黨組織中），都擁有絕對的「指揮權」。

這可以保證中央決策層的最高意志，可以無遠弗屆地準確傳達到每個社會細胞，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甚至動員起最廣泛的社會力量。

當然，我們並不是鼓吹這項體制的完美，恰恰相反，正如上文所說，它有自己難以克服的各種缺陷，比如局部的脆弱性、重複低效。同時，這也並不是否認西方體制和社會動員模型的能量，恰恰相反在美國社會紀實作品《光榮與夢想》中，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二戰的炮聲隆隆響起時，時任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成功遊說獲得國會的支持後，同樣讓美國每天都有戰艦、大炮源源不斷走出軍火工廠，激發了無數美國人的參戰熱情……所以，沒有任何體制是完美的和靜止不變的，中國的國家體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