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天化日之下，盜賊一行堂而皇之地進入國家級博物館，在眾目睽睽之下用角磨機打碎展櫃，盜走八件稀世珍寶，揚長而去。
這樣的事情，怎麼看都讓人匪夷所思，然而如果說是發生在法國，估計很多人都會恍然大悟：難怪啊！

10月19日，法國羅浮宮博物館遭竊，8件珍貴珠寶類藏品至今下落不明。羅浮宮是法國文化的全球象徵，如今珍貴文物失竊，再次讓法國國際形象受損。正如法國右翼國民聯盟黨主席喬丹·巴德拉痛心疾首的那樣：這一事件是「無法容忍的恥辱」。

這起「世紀大劫案」為什麼在法國如此順理成章？巴黎「小偷之城」這頂帽子還要戴多久？觀察者網連線在法國生活了20多年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請他講講在法國的感受。

觀察者網：羅浮宮作為世界上訪客最多、藏品最珍貴的博物館之一，這次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盜，安防系統出了哪些問題？

宋魯鄭：羅浮宮被盜，其實並不是第一次了。1998年也曾發生過，至今仍未找到失竊的物品。應該說，羅浮宮被盜案，實際上反映了法國整個體系的不斷鬆懈和品質下滑。我在法國生活了20多年，能明顯感覺到法國的管理水平和服務品質等各方面都在走下坡路，這才是其問題頻發的根源。

大家可能還記得巴黎聖母院，這座被譽為法國人精神寄託的重要建築，不也發生火災了嗎？應該說，從硬件角度來看，巴黎安保的表現並不差。例如，巴黎聖母院失火時，報警器早已啟動，但工作人員誤認為是假火警，把報警器關掉了。

這次更有意思，其實盜賊進入羅浮宮時，工作人員馬上就看到了。按理說，他們應該立即報警，但他們卻首先按照規定，跑向避險區域躲避。隨後，報警器被觸發，工作人員才做出反應。然而，幾分鐘內，盜賊便騎着摩托車逃之夭夭。

其實大家都知道，在巴黎遭遇盜竊、搶劫很常見，包括那些警備森嚴的珠寶店和手錶店，也頻繁遭到搶劫和盜竊。這類事件在法國幾乎每天都在上演，甚至富人區也不例外。可以說在法國，這種被盜被搶的情況幾乎是無死角的。羅浮宮作為法國社會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

這次盜匪偽裝成工作人員，身穿工人裝及黃色反光背，堂而皇之地開着起降機進入。類似事件在其他區域也有發生。比如，小偷進入富人區，他們偽裝成工作人員，看起來像是在進行工程作業，把屋主的門整個卸下來。屋主和鄰居也都誤以為是在更換門，而小偷則趁機進入屋內洗劫一空，然後再將門重新裝上。這種職業性的盜竊行為，在法國已經司空見慣。

而且這些盜賊一般都會選在大白天進行。因為白天人多，大家的警惕性會相對放鬆，反而更容易得手。

法國媒體公佈了一段據信為「竊賊在羅浮宮作案時的視頻」：在這段遊客拍攝的視頻中，身穿工人裝及黃色反光背心的竊賊看似正在用角磨機打碎展櫃。

這種專業化和組織化，一直是法國小偷集團的特點。我們在法國的時候，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這種情況。舉個例子，巴黎八區是個富人區，如果你被偷了，需要去八區的警察局報案、立案，保險公司才會理賠。我認識的一個朋友，被偷後去報案，結果到了警察局嚇了一跳，報案的人居然排着長隊。想想看，八區可是富人區，治安應該很好，但小偷猖獗到這種程度，被偷的人竟然都排着長隊去警察局報案。

關於巴黎小偷猖獗的問題，我可以再舉一個羅浮宮的例子。曾經有一年，羅浮宮的工作人員舉行罷工，為什麼呢？因為羅浮宮內小偷橫行，工作人員實在是忍無可忍了。試問，小偷如此猖獗，羅浮宮難道不知情嗎？法國警察局難道也不知情嗎？然而，似乎沒有人去認真管理這個問題。直到巴黎得知羅浮宮工作人員罷工的消息，社會輿論才開始關注，相關整治措施才逐步展開。

就像我一開始講到的那樣，這實際上反映出核心問題在於管理體系和服務質量都在下滑。我們在法國生活就發現，無論是醫療還是出租車服務，各方面都在逐漸惡化。因此，在這種背景下，羅浮宮發生失竊事件並不令人意外。只是因為發生在羅浮宮，大家關注度較高。

觀察者網：您之前在文章中也提到過「巴黎小偷」的問題，結合近年來法國經濟和治安情況，您認為這個頑疾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

宋魯鄭：巴黎小偷猖獗，這一二十年來愈演愈烈，主要有這麼幾個原因：

表面上看，一是因為警方打擊力度不足，對偷竊行為不夠重視，除非涉及政治重要人物，例如薩科齊兒子的自行車被偷，才能迅速找回。而對於普通民眾，即使報案，往往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二是和法國的法律體系有關。法國的法律體系相對寬鬆，對犯罪行為的懲罰力度不夠，導致小偷們有恃無恐。尤其是對於一些慣犯，法律往往更傾向於教育和改造，而非嚴厲懲處。這種寬鬆的環境無疑助長了盜竊行為的滋生。

深層次來看，一是因為外來移民增多，他們融入法國社會的難度很大。法國社會表面上標榜寬容、包容，倡導自由、平等、博愛。在接納外來人口方面，確實顯得較為寬鬆。然而，一旦進入法國，融入卻變得異常困難，包括語言障礙、工作歧視等，而且整個社會並未提供足夠的融入途徑。

二是法國的經濟狀況日益下滑，各行各業都面臨極大困難。經濟是基礎，經濟下滑必然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法國人自己都很難找到工作，對外來移民來說，獲得工作機會更是難上加難。

最後，我想強調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即法國的價值觀出現了問題，對自由的追求壓倒了安全。法國過於強調自由和人權，導致無法安裝大量攝像頭來監控小偷，也就無法有效管理這些問題。他們在自由與安全之間選擇了自由，但實際後果卻是損害了守法者的自由，反而保障了犯罪分子的人權。

觀察者網：羅浮宮是法國文化和國家形象的核心標誌。這樣標誌性的博物館發生盜竊案，是否會在國際公眾心中造成「法國連國寶都守護不了」的印象？加之之前的巴黎聖母院大火事件，會對其文化管理能力和公共安全信譽造成哪些長期損害？

宋魯鄭：說起這個問題，之前羅浮宮那幅著名的蒙娜麗莎也曾被盜。而且，蒙娜麗莎的失竊並非偶然，而是由前工作人員所為。這些事件，包括那場大火，都嚴重損害了法國的形象和軟實力。然而，在法國，這類事件又是難以避免。這背後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因素。可以說，整體來看，無論是羅浮宮還是巴黎聖母院，它們所發生的問題，都深刻反映了文化本身和制度本身的不足。

至於說對法國聲譽的損害，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法國在歷史上就展現出這種特點，其文化基因里更注重創造而非維護。這種特質使得法國在藝術、文學等領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但在管理和保護上卻顯得力不從心。

例如，在文化遺產的保護上，雖然法國有着豐富的資源和悠久的歷史，但往往因為管理體系的鬆散和執行力度的不足，導致一些本可避免的問題發生。相比之下，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可能在藝術創新上沒有法國那麼突出，但憑藉嚴謹的制度和高效的管理能力，能夠更好地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

因此，法國要想改善國際公眾對其文化管理和公共安全的看法，不僅需要提升管理水平，還需要從根本上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善於創造、拙於保護的文化傳統。

所以倒不是說這一件兩件事情就會進一步損害法國的形象，因為它本身就是這種形象，只不過出事之後，又讓人再次意識到它的這個形象。其實在法國，每發生一次事件，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方面的，歐洲媒體總會迅速重複一個段子：上帝把最好的一片土地賜給了法蘭西，後來又覺得對其他民族不公平，於是在這片土地上創造了法國人。這顯然是在諷刺法國人的管理能力和應對能力之差。當然，法國人自己也樂於自嘲，他們甚至拍了一部電影，描繪巴黎被佔領的情景，反映出他們在各方面應對時的無章法和混亂。

現在，法國在一年之內四次更換總理，這種政治上的混亂和文化上的混亂，其實背後都有其文明根源，都是這種文化特性的體現。說白了，就是國民性使然——浪漫、散漫，缺乏嚴謹。

觀察者網：羅浮宮每年接待800多萬遊客，管理方在保證開放性的同時，如何能不再犧牲安全性？此次事件是否會促使法國政府及羅浮宮管理層重新評估並升級安保策略，例如限制每日客流、引入更嚴格的安檢或更先進的身份識別技術？未來要摘掉「小偷之城」的帽子，巴黎市政整體還要做哪些改善工作？

宋魯鄭：每次出事之後，政府肯定會採取一系列整改措施。然而，羅浮宮並非首次遭遇盜竊，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再完善的制度和措施，仍需要人來執行，時間一長，執行者難免懈怠，其文化本性和民族本性便會再次暴露，直至下一次事件發生，大家再次被刺痛，然後重啟新一輪整改。

歸根結底，羅浮宮所缺的並非管理方法，也不是安保硬件，而是執行環節的到位。工作人員若不上心，用我的話說，就是「掉鏈子」，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所以我感覺，巴黎很難擺脫「小偷之城」的標籤，因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治標問題，其根源深植於文化和制度之中，畢竟制度源於文化，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會孕育出什麼樣的制度。因此，這實際上是一個結構性和原則性的問題，難以徹底解決。雖然在某些時期，比如巴黎奧運會期間，小偷現象可能會暫時減少，城市顯得很安全，但奧運會結束後，一切又會恢復原樣，小偷依舊如故。可見，這個問題確實難以根除。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能不能安裝更多的攝像頭？這在法國其實非常困難。安裝一個攝像頭，需要經歷激烈的政治博弈。無論是反對黨還是其他黨派，在法國國會中，任何議題都難以順利通過。一個黨派提出安裝攝像頭的提議，另一個黨派往往會基於對立立場而反對，哪怕他們內心認為這個提議是合理的。這種反對已經成為一種常態，正如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的政治生態所展現的：反對本身成了目的，你支持的我必定反對，而不論該議題本身的對錯。

再比如，法國能不能修改法律，加大對偷盜行為的打擊力度呢？這確實很難。在法國，無論是通過一項新法律還是修改現有法律，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反對的一方往往會將爭議上升到人權和價值觀的高度，這樣一來，討論就不再局限於具體問題，而是變成了誰能在道德上佔據優勢的較量。

所以，攝像頭你也不裝，法律你也不修改，對外來移民也不能去封鎖，再加上法國經濟幾十年來都不景氣，這些只會讓問題越來越突出，下次如果哪一個博物館被偷被盜，甚至說是總統府被偷被盜，我們也不會感到意外。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