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黃肇邦為紀錄片《伴生》平反:觀眾不是不想看而是看不到

撰文:施玲玲 鄺鈺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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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消閒活動不外乎行街、睇戲、食飯,行哪個商場、食日本菜還是韓國菜、睇古天樂還是Ryan Gosling,紀錄片不在考慮之列,理由大抵都是嫌不夠刺激、怕悶,但有沒有想過可能是你害怕面對現實?80後導演黃肇邦花上兩年多時間,捕捉了84分鐘的真情流露,將3個家庭中幾代人在生死邊緣的掙扎呈現眼前,看過只怕你會嫌電影太短。

《伴生》開場不久已迎來喪禮,人終須一死,但在死亡跟前誰又能真正處之泰然?

黃肇邦跟紀錄片的關係可謂不拍不相識,因為一次功課,就讀新聞與傳播學系的他拍起了紀錄片,由從未想過做導演,到迷上紀錄片,一拍便是10年,「紀錄片記載人物的力量很重,亦會深深影響觀眾,那種感覺很實在。每一個課題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和資訊,當我找到一個角色,就隨着角色不斷去演變,最後變成一個什麼故事,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黃肇邦坦言從不期望拍紀錄片會有回報,所以深明想拍自己有興趣的課題,便要加倍努力工作賺錢。(黃國立攝)

真實的人生沒有劇本、套路,難以預計故事走向,是紀錄片的迷人之處,亦是攞命之處,黃肇邦坦言早明白不是每次舉機也能拍得成,拍攝期更是難以估計,單靠其維持生計也有難度,遑論賺錢,「不是拍商業片,也不是受薪於電視或某些公司,很多時要先看自己有沒有能力,我由做紀錄片開始就知不會有回報。」他舉例前作《子非魚》拍了半年,期間不停寫計劃書在外地申請資金,跟世界各地的導演競爭合約和基金,收入僅僅可以跟製作費打和,「充其量只可以算是車馬費,大部分做這一行的工作者也是用這個方法,所以想有能力做自己感興趣的課題,便要更努力賺錢。」他補充只希望能完成故事給更多人看到,每多一場、多一位觀眾也是感覺賺了。黃肇邦形容拍紀錄片像是練習,繼續拍是為了累積更多經驗,問到是否想在這個界別達到某個標竿,他卻笑笑否認,「其實我從來沒有限制自己下一次拍什麼,也不一定是紀錄片,也不一定跟拍攝相關,得到這個技能已很好。」

我們出生後依偎父母,老了父母又變回小朋友,依偎我們,那份信任和相處模式,其實比熱戀的戀人更溫馨。(黃國立攝)

提到香港的紀錄片導演,不少人都只會想起張經緯,從未看過的觀眾亦不在少數,黃肇邦分析原因很簡單:基礎不多、歷史不長遠,觀眾的認知仍停在《鏗鏘集》、《星期日檔案》的做法,電視跟戲院的紀錄片有不同功能,蘊含的人文價值亦有所迴異,「香港觀眾較易接觸到電視上的紀錄片,便忽略了其他類型的可能性,加上未必賣得,投資者也會有顧慮,要有更多人願意持之以恆地去做,當有了基礎,大家想了解更多時才能有迹可尋。」黃肇邦補充其實很多觀眾對紀錄片有興趣,奈何資訊及場次有限,無從入手,但正因紀錄片不跟市場走才更有價值,外國的紀錄片市場蓬勃,因有版權買賣和影展,而香港在這方面則相對落後,「觀眾不是不想看,問題是看不到,這是紀錄片的盲點,所以我們要努力提供更多方法,社區放映也好,DVD也好,讓觀眾有渠道看到。」

黃肇邦解釋片名《伴生》意即一個環境下先有A才有B,B由A衍生出來,共處卻未必對彼此有益,跟親子關係頗為相似,無論背景多不同、極端,每個人也有父母,而這份關係很難割斷。(黃國立攝)

《伴生》截至2月底共放映了24場,下月又將再加場,反應相當不俗,導演黃肇邦坦言樂見有機會把故事傳遞給更多觀眾,「幾乎每一場放映我也會到戲院作映後談,才知很多觀眾入場前,需要思考很久,怕掀起個人情緒、感受和回憶。」筆者正值二十代,父母早婚所以目前仍是勞動人口的中堅分子,老實說真沒細想過安老問題,還未殺到埋身嘛;話雖如此,開場15分鐘已不知不覺加入現場窸窸窣窣的擤鼻聲中,原來到了死神跟前,兩代人對生死的矛盾非但沒有隨生命消逝,反卻表露無遺,擁有這些血濃於水的關係到底是幸福、必然還是束縛?黃肇邦把這個問題留給觀眾自行思考,只分享了對處理現代親子關係的看法,「老人家跟仔女很多時候用兩種眼光看對方,所以永遠找不到磨合點,兩堵牆也愈來愈高,可是並非一定要打破牆才看得到,而是找一個對的位置,溝通如是。」其實關係好與壞,在乎溝通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