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番外篇】黃洪冀掀民間運動 倡生活工資時薪50餘元

撰文:羅嘉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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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明年的最低工資水平展開公眾諮詢,在這方面素有研究的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倒是沒有為意,亦不打算建議新的最低工資水平。他的心神早已轉了「跑道」,最近計算出本港的生活工資是每小時50餘元,下一步打算遊說各企業響應,冀仿效英國發起一場民間生活工資運動,逼令政府跟隨,拉高基層工資水平。

黃洪辦公室門口貼著小女兒12歲的畫作,她現已21歲,身在紐約讀藝術,23歲的大女兒則想當旅遊blogger,他笑言「我和太太很想她們做社工,但她們無興趣,可能見我們太辛苦」。(羅嘉凝攝)

相約黃洪到他的中大辦公室受訪,約80平方呎的辦公室內,寫字枱前有一排窗,房間左邊是文件櫃,右邊是直上天花的書櫃,堆滿他多年來研究項目的相關報告及書本,貧窮、勞工、最低工資、低收入家庭津貼……

一間月租6000元的「劏房辦公室」

房間地上放着一個個紙箱,裏面全是文件,唯獨房中央放了一個櫃,置有品茗茶具,充當小茶几,遺世獨立。開始訪問前,他泡了一壺紅茶。我環顧四周,想起有研究指頭腦聰明的人房間一般會比較亂,然後想黃教授應該頗為聰明,但大學教授裏頭聰明人多的是,卻有不少是困在象牙塔內「堅離地」,於是我隨口問句:「如果你辦公室是一間劏房,你覺得月租會是多少?」他秒速回答:「6,000元。」

這答案無疑是很「貼市」,他還補充說這價位只是葵涌區價錢,但我挑剔的眼角卻很在意那一排窗,心想若計算窗外映入眼簾的一大片草地,應該要再加個千餘元。但正眼看著黃洪,他一臉笑意盈盈,長相有點「佛系」,我就不欲再計較了。

黃洪張嘴說話時,總帶一點笑,雖然每日做足12小時,依然精神飽滿。問他如何保健,他即場站起身示範了一組「平甩功」,笑言希望日後教其他長者一齊練功,強身健體。(黃寶瑩攝)

批最低工資劃線「太隨意」

黃洪多年來一直關注勞工、社會保障及貧窮等社會議題。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於2011年5月1日實施,當時限定時薪不得少於28元,水平由最低工資委員會商議,強調以數據為依歸,每兩年一檢。2013年時調升至時薪30元,2015年增至32.5元,至2017年再升至34.5元。最低工資委員會今月9日起,展開為期六周的公眾諮詢。黃洪對此事卻沒有為意,因為打從一開始,他已懷疑這個委員會如何以「數據為依歸」。

當初最低工資出台,政府稱時薪28元可令15%打工仔受惠,至於為何在15%這處劃線?為何不是10%或者20%的打工仔?15%為何變得如此決定性呢?當初的劃線很「隨意」,那個(最低工資)委員會跟勞顧會一樣,非常政治性。
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
最低工資正式實施一年後,黃洪公佈設立最低工資對弱勢社群市場勞動力及生活質素的影響研究,反映實施最低工資的正面作用大於負面, 且對新來港婦女的作用最大。(香港中文大學網站圖片)

領最低工資住劏房 每日使費最多89.2元

最低工資推出近七年,民間已有基本認知。但當基層工友提及自己月薪只有7,000餘元時,旁人往往驚訝:「這樣符合最低工資嗎?」現時,以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時薪34.5元計算,每月工作26天,每天做8小時,月薪只有7,176元。黃質問:「每月收入只有7,000餘元,你要如何生活?」

首先,最關鍵你是否公屋住戶,若是,按統計處發表的《2016年中期人口簡要》顯示,公屋單位的租金中位數是1,500元,餘下5,675元,除以30天,平均每天可以使費是189.2元;若否,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有關劏房的報告,劏房租金中位數是4,500元,交租後只剩2,676元,除以30天,平均每天使費便只有89.2元。

政府外判合約中的非技術員工,大部分只能領取最低工資水平的薪酬,在生活的隙縫中掙扎求存。(資料圖片/林振東攝)
我見《香港01》倡議最低工資要(時薪)70元,我無你哋咁狼!
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

去年著手研究生活工資

他認為當務之急不是再糾纏於最低工資,而是在民間設立生活工資線「補底」。他去年9月受樂施會委託,着手做有關「生活工資」研究,上月尾終於「交功課」,有關詳情他說留待樂施會年底開記者會公布,他只可先透露部分細節。

該研究採用Richard Anker和Martha Anker的計算方法,以一人家庭、三人家庭的食物、房屋以及其他生活必需開支,再配合居住劏房及公屋的比率、家庭工作人口比率等,最後計算出一人及三人家庭的基本生活開支,從而推算出本港的基本生活工資時薪大約是50餘元。

他運算大堆數字,最後計算出了基本生活工資,而現今政府內有個同樣數口很精的學者,那就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但黃洪認為羅致光觀點與他截然不同,「他在民主黨年代,已經不支持最低工資立法,他信奉自由市場。」所以他已沒有興趣再遊說政府,亦沒將有關基本生活工資的研究報告提交政府,但他並不是放棄,只是想換個方法。

黃洪回想當年爭取最低工資時,根本沒想過可以成事,但政治氣候一到,事就這樣成了,所以他深信:「或許是因為有 一大班人不斷爭取,令社會一小步一小步的進步了,所以我們每次都要盡量去做。」(黃寶瑩攝)

英民間自發推動見效

生活工資在1990年代萌芽,背景是英美等國實施的最低工資增長緩慢,基層民眾無法得到基本生活保障。2001年,英國實施最低工資已有三年,團體Citizens UK聯同學者、工會發起爭取生活工資的運動,要求政府及大企業發放足以應付生活基本開支的薪酬,其下外判商亦要跟從,後來發展成一個認證制度,現有逾2,000名僱主參與,逾80,000名僱員因此加薪。

每年11月,拉夫堡大學(Loughborough University)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計算出新生活工資水平,自願登記參與的僱主及其轄下外判商會跟隨調整薪酬。

現時英國民間計算的基本生活工資(Real Living Wage),18歲以上僱員時薪是8.75鎊(約98.9港元),倫敦則是10.2鎊(約115.3港元)。而英國政府將25歲以上打工仔的最低工資,易名為生活工資(National Living Wage),21歲至25歲僱員領取的則依舊稱為最低工資(Minimum Wage),兩者皆於每年4月調整,今年4月1日起,前者是7.83鎊(約88.5港元),後者是7.38鎊(約83.4港元)。

成功推生活工資 可逼政府停造貧

黃洪早在2002年,即香港連設立法定最低工資的影兒都沒有的時候,已在報章撰文表明,研究指出生活工資行政費用亦不高,會減低有關企業訓練及招聘成本,且不會減少職位,有關服務合約成本只會些微提升,但可減少入息援助及社會服務的開支。

當年他斷言本港要訂立生活工資,因為本港政府一方面用社會保障制度紓緩貧窮問題,另一方面卻透過外判及合約的僱用制度製造貧窮,設立生活工資是希望政府停止製造貧窮,達至減貧目標。

隨後他受社聯委託,於2005年發表「香港基本生活需要研究報告」,當年那份報告達113頁,研究採用英國的Standard Budget Approach,為長者、成人及兒童訂立「社會可接受的最低限度生活方式」的貨品及服務清單,訂出有關貨品及服務的價格,在2004年5月舉行八次焦點小組、合共涉90人的會議。

報告詳細列明所需項目,包括床單、校服、麵包等,最後得到逾20組每月基本生活需要預算,一人獨居健全在職成人是3,788元,二人家庭內的健全學前兒童是2,445元;當時報告建議最低工資水平是時薪30元。

職工盟去年發起勞動節遊行,要求當局盡快訂立生活工資水平、設標準工時每周44小時、恢復集體談判權等五項訴求。(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釐定生活基本需要 「難度系數極高」

提起這份報告,黃洪隨手從書架底數上第二格抽出來,笑言做完那次研究後,之後很多人叫他再做一次更新版,他亦耍手擰頭,今次接受樂施會委託是因為他採用了另一計算方法,不用再就10多個組別人士去釐定其必需品,整份報告書只有40多頁。

他回想當年,焦點小組就生活基本必需的使費各有意見,令他來回折騰了足足兩年,單是長者基本生活開支,一位婆婆堅持每月要買香燭拜神,其他人反對,已經爭拗一大輪。當中爭論最激烈的就是兒童的必需品,街坊覺得小朋友發育要攝取蛋白質,由於沒錢買肉,於是每天煮一隻雞蛋給小朋友食,認為這是小朋友基本使費之一。黃洪轉告營養師,營養師嚇了一跳,糾正小朋友每周只需食一隻雞蛋,不認同每周七隻雞蛋是基本開支。

再來是小朋友覺得每天小息時需要買一盒紙包飲品,營養師卻指紙包飲品並非必需品,飲水就可以了,「但其實小朋友去小食部買飲品,是一種社交,要強行減去又很殘忍」。再說多久要更換一套新的冬季校服,各人又不盡相同。因此,要釐定什麼是必需品,他認為「難度系數極高」。

基層家庭的生活必需各異,所以要釐定出一組生活必需使費並不容易。(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30蚊豬肉切絲分餐食

試過當年一役後,會否「諒解」政府自從1996年訂立了綜援所涵蓋的必需項目後,就多年來不作檢討呢?黃洪立刻大聲笑說:「不諒解!政府公務員多的是!」他重申,政府理應檢討綜援水平。多年來與基層街坊,他指基層街坊領取薪水後,首先會扣減租金,然後將食物開支壓縮到極致,「街坊婦女買30蚊的豬肉切絲,每餐分幾條絲給老爺食,再分幾條給小朋友食」。

談及社會保障,他指第一層理應就是工資分配,第二層才是福利轉移。近年不少大型跨國企業向他表示希望本港來一場生活工資運動,所以他想發動一班良心僱主,「先讓部份人富起來」,迫使政府作為僱主亦會「落水」,令轄下的外判工亦享受到生活工資。屆時若有公司發放工資不達生活工資水平,就難以聘請員工,他相信生活工資運動將令整個城市更有吸引力。

但調整薪酬,僱主隨時會將成本轉嫁消費者,黃洪卻指是時候調整生產資源與租金的合理分配,尤其保安業、清潔業即使工資上升,經營成本上漲,這些行業亦不可能絕跡香港。

無理由地產商加租就可以,市民願意每月用4萬元供豪宅,卻不願意多付100元管理費吧?
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

下一站「無條件基本收入」?

香港在保障工資方面,起步明顯落後於其他已發展地區。當本港僱主大聲宣講增加最低工資扯高經營成本,茶餐廳要加價的時候,在2016年,瑞士的巴塞爾咖啡店老闆海尼(Daniel Haeni)提出「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議案,提出每位成年的瑞士公民每月可無條件獲發2,500瑞士法郎(約20,000港元),18歲以下兒童可獲625瑞士法郎(約5,000港元),公投有46%合資格選民投票,得到近25%支持票,但在逾七成反對率下被否決。

芬蘭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去年分別推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試驗計劃,前者政府向2,000人每月發放560歐羅(約5,400港元),後者則向4,000人每月派發1,400加元(約8,700港元)。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Tesla行政總裁馬斯(Elon Musk)均公開表態支持這類計劃。那麼,從學者角度來看,「無條件基本工資」在本港可行嗎?

黃洪答:「這留待下次再詳談。」

2016年,瑞士就「無條件生活工資」作出公投前,民眾在日內瓦放置大型海報,鼓勵民眾思考獲得基本收入之後,會如何生活。(路透社)

上文節錄自第10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4月9日)《「滅貧」教授轉策略 黃洪推生活工資冀助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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