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九子案】罪成後的公民之路 如何對抗不公義？
自佔中運動結束後，不少人以此運動為政治啟蒙的起點，開始積極參與、關心香港的公共事務，並帶起了許多年輕學子的公民意識，但隨即而來的多宗事件，無疑對剛萌發公民意識的大眾潑下一盆盆冷水。2016年的旺角警民衝突，勇武派的社運人士遭判重刑；擁護「港獨」、「自決」的立法議員被取消資格（DQ）；在經歷一場激情的社會運動後，民眾熱情似乎終被無情的現實擊倒，在無力與疲憊之際也不禁徬徨，如果連120萬人走上街頭都無濟於事，那未來的公民之路到底還能往哪走？
「前陣子中大做過一個民調，其中一個題目是『為社會公義而違法是可以接受的』，這就是公民抗命的概念，結果有20.2%的人贊成，48.9%的人反對，你聽起來好像很少，但這代表五個人就有一個贊成公民抗命。」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笑說，很多反佔中的人看到民調後興高采烈的說：「你看反對的人比你還多」，但如果一個社會支持公民抗命的人是多數時，制度早就改變了，哪裏還需要公民抗命？他強調，公民抗命在本質上一定是社會的少數，關鍵是這個少數有多大。20%跟佔中的概念剛提出時差不多，意味着即便後來經過DQ等事件，還是很多人保有公民抗命的信念，在保守的香港社會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戴耀廷回憶在基督教九龍佑寧堂發布佔中信念書時，他提到要「喚醒人心」，透過公民抗命運動讓更多香港人看到民主的重要性，更重要是，香港願不願意為了民主犧牲？
「香港常互相對比的台灣，他也是很多人付出代價才爭取到民主。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香港所有民調都是超過一半人支持普選，但大家都是口說、沒有人真的行動，最多就參與遊行。」而公民抗命的感染力正在於，香港 人終於付諸行動、被拘捕、被起訴，最後付出了被定罪的代價，儘管如此，還是有一群人願意繼續犧牲。
戴耀廷：面對不公義要行動
「Democracy is not cheap，你不會那麼便宜的，勢必要付出代價。」戴耀廷平靜地說， 卻仍不免露出一絲苦笑。但他也不忘提醒，抗爭不一定要採取街頭方式，公民抗命廣闊來看只是非暴力抗爭的其中一個手段，其他例如投票也是一種非暴力抗爭，而且是最便宜、最安全做法。如果用投票或是其他合法手段，就能產生一定影響力，就盡量不要選擇公民抗命。 畢竟公民抗命的要求及代價真的太高，且在目前社會氛圍下，恐怕也較少人願意參與。
「我們現在還在低潮裏面，雨傘運動我們花了79天，用了太大的力氣，整個公民社會的力量都集中在那，所有人都累壞了，所以失望也是最大，現在還沒有回復過來。」戴耀廷勉勵道，消沉是必然的事，但不會一直持續下 去，在重大失望之餘仍有許多人在堅持、繼續在很小的範圍內努力着，他們會把公民精神延續下去，其他人會看到「原來還有人不放棄啊」，到了關鍵時候就會再度站出來。
戴耀廷笑說他有一個不太科學的計算方法，香港過去出現過三個大型的社會運動， 1989年的六四民運，當時有百多萬人上街， 過了十四年後是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又過了11年，迎來了雨傘運動，相信下一次的大型社會運動爆發一定短於十一年，因為傘運時的問題沒有解決、想爭取的事情沒有成功，現在五年過去了，剩下的時間大家準備好了沒有？他問。
戴耀廷表示，即使被判入獄，刑滿後仍然會寫文章、演講、在公民團體及街頭間努 力，並把公民社會不同的意見連繫起來，能影響多少算多少，至少要有行動。他總結，「當你看到不公義的時候，走出來做一些行動，那可能只是一個很小的漣漪，但很多很小的漣漪碰在一起，就可能變成巨浪，把那個不公義推翻。」
陳健民認為，社會運動有它的節奏，不能不斷的動員，因為正常人有他的家庭、學業、感情生活要顧及，不能每天都放在政治上，只有在壓迫比較嚴重的國家，有非常嚴重違反人權的情況，民眾才會有不斷抗爭的意志，香港暫時還沒有到這種地步，所以民眾的意志會放鬆，而且可能相當長時間處於這種狀態。
「我覺得有時候不一定是要往前走的問題，現在很多原有社會制度正在崩潰，要怎麼守住這個底線其實已經很困難了，學校怎麼不被政府進一步控制、公民社會、集會組織的權 利，在慢慢被侵入的過程怎麼守住這個底線， 已經足夠大家去做了。」
陳健民提到，公民權利有三個層次，包含了遊行、集會、言論自由等一般公民權；第二層就是選舉及被選舉的政治權利；第三是社會與經濟層次，就是民眾在社會中該享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例如住屋、就業、醫療等等。在政治權利已經很難爭取的情況下，如何想辦法去維持住另外兩個部分，任務已經非常重大。
陳健民：民主須與公民意識共生
大學自主範圍受到干預、媒體出現自我審查、集會遊行受政府以不同罪名控告、地產霸權、房價高漲、貧富差距懸殊，一般市民變得更難過日子，陳健民認為，香港在公民權利及安定的基本生活保障都在節節倒退之中，這些都要靠民眾的公民意識去支撐及抗衡，而怎麼去抵抗才是當下首要目標。
陳健民說：「很多人說就是因為沒有民主體系，所以這些部分才沒辦法改變，我知道，作為一個學者、一個爭取民主的人我當然都知道！可是我要理解不能再等政治權利完成，沒有時間等了，一定要同時間裏在不同範疇都去努力才行。」
或許是擔心大家曲解為放棄追求民主， 陳健民緊接着補充，在目前態勢下不論是真普選，或在制度上改變選舉方法都已困難重重， 但香港人不能就此兩手一攤，而是應該把民主的想像打開，在普選外的其他領域爭取自主、 參與，在沒有普選的情況下實踐民主精神。
他強調，民主並不單單是普選那麼簡單， 很多西方國家在普選後仍然面對很多問題，因為民眾覺得體制已經正常，公民意識便慢慢放鬆，結果就變成了很僵化的民主體制。例如美國為什麼會選出特朗普當總統？因為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對民眾而言已經沒有什麼會改變的，只是單純的兩黨輪替，沒辦法真正回應民眾的訴求。
要理解不能再等政治權利完成，一定要同時間裏在不同範疇都去努力才行。
在捷克民主化後，總統哈維爾曾與總理克勞斯舉辦了一場辯論，哈維爾覺得在沒有民主化之前，公民道德的力量更強大，反而在民主化後大家只談利益，公民意識、公共利益反而減少了。因此深化民主並非單靠選舉，更多的還需要法治與公民社會力量，公民如何在監督政府之外，還能積極參與、補充很多政府沒做到的事，才是公民社會所能發揮的作用。
陳健民說，他的耶魯大學老師，社會與政治學教授Juan Linz曾表示：「沒有民主前要靠公民社會推動民主運動；當民主制度建立後，要靠公民社會將其鞏固；當民主制度鞏固後， 要靠公民社會將其深化」。陳健民表示，香港目前雖然沒有民主，但條件比起其他地方仍好上不少，有不錯的社會環境、服務團體也有 很高的專業水平、民眾捐款、當義工的熱情也不低，在這種情況下不要把所有焦點放在普選 上，想辦法將社會整體質素不斷提升，等到政 治機會來臨的那天，香港自然就做好了準備。
「在政治機會來臨之前，香港人要把原有的核心價值變成集體的回憶傳遞下去，不要讓新一代覺得社會正在發生的事很正常，我們的好處是曾經歷過，經歷過自由的人不願意做一隻籠中鳥，那個不是快樂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記憶傳遞下去。」
上文節錄自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的《罪成後的公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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