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爆炸的過濾中介:判斷轉發者信譽的重要性

撰文:思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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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思兼

在網絡時代有個知識的悖論,這似乎也是人與人過度聯繫的結果:當我們以為越多資訊、越多知識會讓我們更獨立自主、獲得充權時,事實上我們卻越發依賴別人對這些資訊的看法與評估。資訊流通越多,我們就越依賴所謂的「信譽中介」去評估。

 

我們與知識的關係正經歷範式轉移:從「資訊世紀」 轉到「信譽世紀」。 信譽世紀的意思是:資訊只有經過濾、評估和討論後才有價值。以這角度出發的話,信譽本身正成為 集體智慧的中心支柱,知識的守門人。而知識的權威則是由很多我們不認識的人所樹立,當中無可避免地帶有偏見。

 

讓我舉個例子,如果我問你:你為什麼相信氣候正在轉變,而且會嚴重地影響地球的未來?最常見的說法是你信任你慣常的信息來源,而這些來源提供給你有關地球狀態的資訊。最好的情況是:你信任有信譽的科學研究,而且你認為同行評審(peer review)可以排除錯誤假設與完全廢話,並從中篩取 「真相」。一般的情況則是:你信任報紙、雜誌、電視台這些支持某種政治立場的媒介,他們為你總結科研的結果。如果你信任這些媒介,你就與最具權威性的「科學研究」分隔,你信任的其實是這些轉發者對科學的信任。

 

登月陰謀論者聲稱:著名電影導演寇比力克拍攝整個偽冒登月的錄影。

或者再舉個沒甚麼爭議的「真相」:世上其中一個最惡名昭彰的陰謀論是,1969年從未有人登上月球【編按1】,整個阿波羅計劃(包括在1969年至1972年先後六次登月)都只是演戲。此陰謀論的發起人比爾.基辛(Bill Kaysing)曾於製作土星五號火箭引擎的洛克達因公司(Rocketdyne Company)負責出版事宜。在1976年,基辛自資出版了《我們從未登月:美國的三百億騙案》。此書出版後,懷疑論者開始聚集並收集這「騙案」 的證據。

 

懷疑論者聚集的地平說學會認為:登月是在荷里活拍攝,由華納迪士尼支持,並由知名導演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2001太空漫遊》導演)負責美術指導。學會支持這說法的證據,基於他們對不同登月照片看似精確的分析:例如影子的角度與光源不對應,在無風的情況下美國旗被吹動揚起,腳步軌跡在乾燥的月球表面保持得太好等。再者,涉及超過四十萬人,歷時六年的計劃被突然停止,皆惹起他們的懷疑。

 

此陰謀論的發起人比爾.基辛(Bill Kaysing)的陰謀論書籍。

大部分人覺得理智的人會以嘲笑的方式否定這種說法(雖然美國太空總署曾嚴詞反駁這些謠傳)。然而,若果真的要問我有甚麼證據,我必須承認我的證據也很不充分,而且我也沒試過再次駁斥陰謀論者所蒐集的反面證據。我個人所認知的事實是基於童年回憶,黑白電視新聞,還有父母告訴我有關登月的經過。這些二手的、未經證實的證據並沒有使我質疑登月的真確性。

 

我相信登月的理由,當中不少理由都超越我可以搜證與複檢的範圍。在那個時候,我們相信美國民主一直建立起來的信譽,相信這些信譽所背書的事實真確性。如果這些資訊未被事先確認、定調,這些資訊基本上也就是沒意義的。

在社交媒體的時代,判斷關鍵意見領袖(KOL)和轉發者的動機,還有他們的知識權威,變得非常重要。

當我們在處理現今社會的假新聞,或者各式各樣的誤導資訊與刻意散播的謠傳時,我們必須把「信譽世紀」這個因素也考慮進去。數碼世紀的成熟公民並不意味著我們能否偵測、確認新聞的真確性;而是我們能不能夠透過推測傳播者/轉發者的意圖,找尋幕後為「事實」 背書的權威,重構新聞資訊的「信譽路徑」 。

 

當我們需要抉擇是否接收新資訊時,我們應該問自己:它從哪裡來?信息來源有好的信譽嗎?有甚麼權威為這資訊背書?我又為甚麼要聽從這些權威?這些問題有助我們更好地掌握真實,而非直接去盤查資訊的可靠性。在高度專業化的知識生產鏈中,例如疫苗與自閉症的關係,我們無從入手去自己調查——如果我們有關生活的所有事情都由自己研究,不是浪費時間,就是我們沒有足夠的知識,得出未必準確的結論。在信譽世紀中,我們的批判思考不應放在資訊內容,而是背後塑造資訊的社會關係網絡,並以此為判準分類資訊。

 

正如海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中所言:「文明建基於所有人都能從各自未知的知識得益。」一個公民網絡世界就會是每個人都能批判地思考資訊轉發者的信譽,藉此透過判斷、吸收準確資訊,以達到最初充權的目的。

 

編按一:當年7月20日,搭載著太空人岩士唐等三人的阿波羅11號首次登月。

轉載自aeon.co,原題《與資訊世紀道別:這是聲譽的年代》 

("Say goodbye to the information age: it’s all about reputation now", by Gloria Orig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