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戀人的自由：重讀弗洛姆和沙特丨于千
弗洛姆（Erich Fromm）在〈自私與自愛〉（Selfishness and Self-Love）裡說過：「愛不能分離於自由和獨立……愛的基礎前設是自由和平等。它的前設是使我們能承受孤單﹑忍受孤獨的力量﹑獨立性和自我的完整性……愛是一種自發的行為，自發性是指（同時在字面上）按自身意志行動的能力。」
了解弗洛姆的人都知道，他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中對「自由」這個概念作出了兩種區分：先是「不受其他東西所限的自由」（freedom from）；其後是「做一件事的自由」（freedom to）。當中的概念，似是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對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和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兩種區分。
弗洛姆又提到，人會為了不承受孤獨而甘心放棄一些消極自由。放在愛情和兩人關係的語意下，我們可以很容易想像各種情緒勒索，甚至是家暴的例子。對於那些，這邊就先不多說了。我反而關心的是，到了現今互聯網發達的時代，戀人間的自由又成了一個怎樣的狀態。
從臉書的廣告風波看戀人的自由？
在早前臉書的聽證會後，在瀏覽谷歌等網頁時多了一項提醒，要你在一些新的私隱條款下按上「同意」一項。在現今的網絡世界裡，我們已經很難阻止自己的私隱成為廣告商的目標。
早期筆者寫過一篇名為〈網上社交的現代性：重讀鮑曼和巴特〉的文章，講述現代的某種戀人狀態。當中我說過，不知是甚麼原因，臉書總是「按我的需要」為我打了不少社交軟件的廣告。這不是重點，我想說的是，假如你像我一樣單身一人，那臉書給你打甚麼樣的廣告，大概也不會對你有甚麼大影響——最多就感到有些厭惡。但試想想，如果你已有家室，但臉書或谷歌還給你打社交軟件的廣告，而你的伴侶又理解到臉書以「投其所好」的方式顯示廣告，你可能就會招惹血光之災。
在現今互聯網的運作方式下，人的消極自由彷彿受到了一種新的限制。即使，從來沒有人明確地為我所瀏覽的東西劃下限制（沒有人主動侵犯我的積極自由），但當我知道，自己的伴侶可能會無意中看到媒體給我的廣告，我便會開始自我審查，變得小心翼翼。
而且，這種情況可說是無孔不入的，我們甚至可以很輕易地想像，即使只是隨意在YouTube看看影片，它就「聰明地」為你推薦你可能想看的東西了。這個時候，戀人的嫉妒情緒可能在不知不覺間喚起，繼而引起紛爭。
戀人的嫉妒與自由？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在他的愛情聖典《戀人絮語》（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說：「嫉妒是在愛中誕生的情感，是由於恐懼所愛的人更喜歡別人而產生的……是一種排他的行為。」當戀人看到媒體為自己戀人所提供的偏好，便產生了某種恐懼，這種恐懼繼而成為了試圖限制伴侶的動力。
不過，說到戀人的嫉妒和自由，又不得不說沙特（Jean-Paul Sartre）。對於沙特，人作為一種具有意識的「為己存有」（being-for-itself），我們是無可避免地自由的。然而，當他者（the Other）出現，而我們又意識到他者同樣是一種為己存有，我們的自由便受限了。
在《存在與虛無》其中一個廣為人知的小節〈注視〉（The Look）裡，沙特透過描述偷窺別人的例子，先說明一個人如何意識到他者不只是像「在己存有」（being-in-itself）般的客體。他說，試想像自己是一個從門後的鑰匙小孔偷看的人。你因為嫉妒他人，便從小孔窺看別人的一舉一動。在開始時，你樂在其中，以為自己完全躲在了無人能發現的黑暗之中，在過程中你不經反思地把別人當成了像「在己存有」般的客體；但當你聽到身後的腳步聲，發現有人向你走近，把你逮過正著，你的處境也就因此而改變 ── 這刻你知道別人在注意著你。正正是因為這種處境的改變，和你在兩種處境下所感受到的感覺迥然不同，沙特便把「為己存有」的特質從個人的層面推展到他者——他者亦具有意識；他者是「在他存有」（being-for-others）。
重要的是，在你由嫉妒轉為感到羞愧的過程中，你的自由也同時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這裡聽在上可能有點矛盾：在一方面，沙特主張我們有無限的自由，又我具有意識開始，我們就被判處（condemned）為超越自身本質的「在己存有」。自由是一種想像能作另一選擇的能力，因此我們亦沒有停止自由的自由。那麼，他者的出現又如果令我不自由呢？
正是因為「在他存有」的出現，我對自身的察覺也不同了，我的行為可能是我選擇的結果，但我知道我的行為同時被他者所描述﹑歸類﹑評價，我的自由嬗變為他人的感知，就如沙特說：「他者成了我和我自己之間，不可或缺的中間人。」因此，當沙特一方面說：「我是我的行為」；但在另一方面，我又在兩層意義下抽離於自己的行為：首先，我不是我的行為，因為我的自由不在於我所選擇做的事，而是在於我在可能選擇做其他事的能力。其次，我不是我的行為，因為我無法控管他者如何去看待我，而這個「我」會因他者的感知方式受到改變 ── 他者可能對我有好的評價，那我就是好的；反之亦然。
也就是說，在嚴格的意義下，他者並不是直接的限制了我的自由，而是透個改變「我」而使得我不自由。亦正因為如此，嫉妒成了構成「我」的存在狀態，而羞愧則把我從「我」中抽走（沙特說，這想法是受到黑格爾的啟發）。 而這種意念更是顯示了在沙特的文學作品中 ── 例如，在他的劇作《無處可逃》（No Exit）中，三個剛死的人被迫共處一室，他們試圖以謊話粉飾過去，最終卻又躲不過他者的目光，繼而帶出「他人就是死獄」這個廣為人知的主旨。
現代戀人的自由？
根據沙特，嫉妒的偷窺者是自由的。按照沙特的思路，被偷窺者只要不知道自己被偷窺，他應該也是自由的。但如之前所說，在現今的世界，一個人難以在走過的路上不留下痕跡。更甚的是，在現今的世界，就連「我」這個概念也彷彿能化約成數據，被一個新的方式重新再定義。因此，戀人不止沒有某種消極自由；當對方無意中看到自己的電腦中的廣告﹑或是影音網站的影視推薦，戀人的「我」也隨即被凝視，繼而不再自由。
更甚的是，在現今世界，戀人總是無時無刻感受到自己可能被「偷窺」。在現今互聯網通訊的社交方式下，戀人幾乎是「無所不在」的。在從前，戀人收到了對方的一個來電，他可能假裝不在家；在不遠的從前，戀人的手機響起，他可能假裝睡了；現在，戀人只要曾經上線，他的行蹤就被記錄下了，他無法逃避了。戀人是不自由的。戀人收到對方的一個訊息，他在回覆與不回覆之間徘徊，他不小心打開了對方的訊息，他便不再自由。
但是，我們有選擇放棄自我﹑放棄自由的理由嗎？弗洛姆曾在他的《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中探討過「自愛」這個概念。自愛很像就等於是愛己和自利，彷彿跟愛別人是相矛盾﹑相對立的，但經過細心的思考，弗洛姆反而認為愛別人和愛自己是不可分的。
首先，自利的人其實並不愛自己，試想像一下，一個嫉妒的偷窺者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他擔心對方會對自由做出不忠的事，在一方面他是把對方視作自由利益的一部分，而非一個獨立的主體。嫉妒的偷窺者雖然從嫉妒中獲得了自主性，但一個懂得自愛的人其實從一開始就不會嫉妒。這便連繫到弗洛姆的第二個觀點。一個嫉妒的偷窺者之所以不懂愛對方，其實源於不懂自愛。假如嫉妒構成了偷窺的戀人的自由，那麼他可能真的有放棄自由﹑放棄自我的理由。
不過，沙特顯然不會同意弗洛姆的觀點。沙特認為戀人的關係更像是權力的角力，他甚至認為以社會道德規範去證立自己的行為（例如：弗洛姆所說聖經中的愛人如己），本身就是一種「壞信仰」。「壞信仰」是一種對自己欺騙，同時是對別人的假裝，假裝自己沒有自由。換句話說，與其說所謂的道德人生是一項成就，倒不如說它是對自由的逃避。
但更重要的是，即使沙特認為戀人的自由迫於無奈地被戀愛對象所限，我們還是不得不去愛，因此，沙特的解決方案是：既然「我」是被戀愛對象定義的，我就只有透過成為對方來從新獲的「自己」。因此，在表面的層面看來，沙特和弗洛姆兩人的主張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分別，他們都很像消除了愛人和愛己的區分，繼而消除了「我」和「他者」的區分。
參考讀物
Barthes, Roland. A Lover's Discourse: Fragments. Penguin, 1990.
Fromm, Erich. Escape from Freedom.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6.
Fromm, Erich. “Selfishness and Self-Love.” Psychiatry, vol. 2, no. 4, 1939, pp. 507–523.
Fromm, Erich. The Art of Loving. Bantam Books, 1956.
Sartre, Jean-Paul. 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Pocket Books, 1966.
Sartre, Jean-Paul. No Exit. Translated by S. Gilbert, Knopf,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