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讀懂 Antifa！特朗普指的恐怖組織，實為美國矛盾的代罪羔羊

本來已處於經濟衰退的美國，加上新冠疫情和失業率高企（五月全國失業率升至19.8%，復工也沒有減緩失業增長）的雙重打擊下，社會已經積壓了迫近臨界點的不滿情緒，終於在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暴致死一事後引爆成全國性的示威與騷亂。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5月30日）出席甘迺迪航空中心的火箭發射場合時，第一次就社會動蕩作公開演講，他表示能夠理解種族主義和執法不公導致的民憤，承認和平示威的合理之處，又同時指責騷亂中的縱火和搶奪活動由極左組織 Antifa 所推動。特朗普一日後更在推特上揚言會將 Antifa 定為本土恐怖組織，使得這個本來在美國國內也無甚影響力的名字突然受到全世界注意。

Antifa 到底是一群怎樣的人？

特朗普這番言論得到美國右翼媒體與政客的聲援，但他並沒有提到能引用什麼法例或如何定義一個人是否 Antifa 成員；美國司法部也已經指出，美國並沒有將本土團體指名為恐怖組織的法律。而且準確來說，Antifa 並不是一個面目清晰或組織明確的團體，而是一群不滿於右翼言論與仇恨犯罪的游離個體或小團體在發起運動時所採用的名號。

Antifa 不過是反法西斯主義者（Anti-Fascists）的簡稱，參與者並沒有一致的身份，既有底層黑人，也有左傾的白人中年女性，LGBTQ 運動的成員也時常參與其中；他們亦缺乏統一的政治理念，有人提出反資本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口號，而一部分人則只是支持種族和性別平權；Antifa 並沒有持續的日常運作或目的明確的政治策劃，通常只是在極右翼或白人至上主義者發起運動或公開演講時，以騷擾、罵戰，甚至是肢體衝突的方式亂入會場，妨礙右翼份子的活動。

近來比較觸目的，是去年八月極右組織 Proud Boys 的300多名成員在波特蘭市遊行時，有約一千名 Antifa 參與者與他們發生衝突。Antifa 也並不是美國社會的特有之處，在德國、法國、英國與希臘等對法西斯主義非常警惕的歐洲國家中，一直都有同樣形式的反法西斯主義民間運動，制衡當地極右份子的公開活動。

這其實並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提到 Antifa，但他此前都是各打五十大板，將極左翼的 Antifa 與極右翼組織連在一起，指責他們都是妨礙公民權和擾亂社會的極端主義者。目前騷亂仍未有止息的勢頭，特朗普已經將責任推諉給一個籍籍無名的社會運動，而極右翼組織也與他同謀，乘勢打擊眼中釘 Antifa。然而，單看這一周的美國騷亂，Antifa 並沒有很明顯的表現，反而是極端白人至上組織 Identity Evropa 在推特上以假帳號偽裝成 Antifa 發表煽動言論，以及有華盛頓警察穿著黑衣裝扮成 Antifa 成員；而聯邦調查局也表示他們找不到情報證明 Antifa 參與了華盛頓的暴力活動。

很明顯，特朗普與右翼支持者對 Antifa 的抹黑只是為了找代罪羔羊，將雜多意志和多重矛盾所融合而成的社會動蕩簡化為少數極左份子的搗亂，以方便他們管理輿論。奧巴馬時期的國安事務助理賴斯（Susan Rice）日前批評俄羅斯策劃暴亂，也有一些保守派黑人政客指責著名投資者索羅斯資助了這次運動，這些言論其實都與特朗普口中的 Antifa 一樣，只是一些空洞無物的口號和陰謀論式指控，純粹反映他們自己的偏見。

特朗普一向信口雌黃，Antifa 也根本沒有力量去策劃大型行動，因此怪罪 Antifa 很可能只是一幕短小鬧劇，稍微轉移一下大眾視線，不一定有什麼實際後續。縱然如此，Antifa 和美國「極左翼」的存在還是很值得我們探討，因為它反映了美國當代社會其中一些歷史脈絡。

美國的左右翼光譜

雖然當代美國所自豪的其中一個歷史角色，就是擊敗了法西斯主義的民主鬥士，但事實上，美國從30年代到今天，一直存在著親法西斯主義勢力。在參加二戰前，30年代的美國有不少大企業都支持希特拉，與納粹政權有緊密的政商合作，包括以奴隸生產軍工裝備的福特汽車、為集中營提供文件管理方案的 IBM 等等。希特拉並不需要用一個表面開明的形象騙取這些工商業合作機會，因為這些美國企業家本來就有著反猶主義傾向，而且認為納粹主義是一種有效維持資本體系和增加生產力與利潤的政治形式，所以樂意投資德國。然而，這種旨在維護資本體系流暢運作的企業家－法西斯主義者，並不是 Antifa 運動的針對對象。

Antifa 運動所反對的主要是信奉白人至上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民粹群眾，這些極右翼份子同時反對現代價值，例如人類平等、科學理性、政教分離，反而主張社會回歸到一種父權制、神權制和種族純淨的假想傳統之中。這些在政治或經濟領域並沒有構成主導勢力，而只是在個人舉止或社會場域活動的極右翼，被 Antifa 的理論辯護人，歷史學者 Mark Bray 稱為「日常法西斯主義者」（The Everyday Fasc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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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fa 不只受到極右翼的攻擊，中間派自由主義者也常常因為 Antifa 和極右翼都用到肢體暴力，而將他們等同起來。著名語言學家、政治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新聞工作者亨奇斯（Chris Hedges）雖然與 Antifa 有著同樣的平等理念，但他們多次批評後者訴諸暴力，變得與極右翼毫無差別。確實，Antifa 與極右翼有許多共通點，例如他們都認為自己的需要和理念已經無法以合乎體制的方式表現出來，他們也同樣以草根階層為主，有反菁英主義的傾向。但這些共通點並不意味著 Antifa 與極右翼是同一回事，而只是反映他們來自於同樣的問題根源：兩黨制與自由主義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已經無法有效代表社會階層漸漸下游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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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政治光譜的界定原則是政治信念，左翼傾向平等主義，而右翼傾向秩序穩定性。但中間派自由主義、Antifa 和極右翼之間的異同卻模糊了這個界定原則：中間派自由主義與 Antifa 都在信念上支持平等主義，但前者卻批評後者手段錯誤；極右翼反對 Antifa 的信念，但行動方式卻相當類似。

這種光譜分類和政治認同上的曖昧性源於美國政治參與方式的分裂：美國的中間派自由主義者是仍然能受惠於議會民主制的中產階級，而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以及黑人和拉美等少數民族的投票率都一直偏低。這些沒有參與或不相信民主決策的民眾，便被邊緣化成為所謂的「極左翼」和「極右翼」，被限制在無實質影響力的社運場域之中表達自己的意志，只能訴諸最直接和赤裸裸的肢體對抗。

Antifa 的存在尤其突顯這種光譜定位的尷尬，雖然被視為「極左翼」，但他們的理念成份卻是自由主義性質多於社會主義性質，參與者也主要以身份政治，例如族裔、性別認同來界定，而不是階級（美國的右翼組織反而更能拉攏工人階級）。即使是最激進的 Antifa 參與者也只能抵抗「日常法西斯主義者」，因為這兩者的行動領域都被限制在民間運動和倫理信仰之中。

但不論是 Antifa 還是極右翼民眾，都沒有積極的力量去影響企業家－法西斯主義，因為他們不能參與或推進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根本性改革。不論是中間派自由主義者，Antifa 還是極右翼民眾的意志或知識都難以改變這個結構性和歷史性的困局——美國在冷戰時代已經逐步閹割了公民運動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和國際主義性質，這導致今日任何進步性的政治訴求都落入這組兩難：要不繼續成為自居普遍價值和政治中立，但卻不痛不癢的自由派論述，要不成為徒具肢體暴力，但仍然無法干擾資本體系的極左民粹。

兩類法西斯主義的再合流

因為特朗普的橫蠻和無賴性格，在他就職總統之前，已經有不少論者擔憂他會將美國法西斯化。現代國家法西斯化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但這並非基於特朗普或任何一個領袖的個人品性，而是和國家的社會危機程度有關。

在此我們必須繼續區分以上兩類法西斯主義者：一類是壓抑少數族群以代謝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企業家－法西斯主義者（例如亨利・福特），另一類是在資本主義現代性之下拒絕理性化與平等價值的傳統主義－法西斯主義者（例如 Proud Boys 的創始人麥克因斯（Gavin McInnes））。這兩類法西斯主義者雖然同樣排外，但前者側重在以排外手段來維護資本體系，其思維方式是工具理性式的，後者則將種族身份神秘化成一種拜物教（fetishism），以抵抗現代化對傳統倫理的瓦解，其思維方式是浪漫主義式的。雖然在納粹德國時期，這兩種法西斯主義都一直連結起來，但在理念、行動目的和社會身份上，這兩類法西斯主義並不是天然的一體，反而是隨著社會危機的緩急程度而有不同的協作關係。

在20年代中後期，威瑪德國被夾在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危機之中：作為一戰戰敗國的戰爭債務拖累國家經濟，國內長期的階級矛盾又無法以憲制方式解決，促成無法疏導的社會不滿，令民眾不信任原有的憲政民主。納粹黨就是在這個危機中乘勢崛起。今天美國的危機與當時的德國越來越相似：特朗普能夠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入主白宮，就是因為他突出自己的傳統主義－民族主義者形象，成功吸引右翼草根民眾的選票；對右翼份子來說，特朗普是復興美國榮光，抵抗金融霸權、民主黨和外來移民的白人救世主。

雖然特朗普本人與右翼份子在思想和言論上相近，張揚地收緊移民政策，但他上任的三數年間卻時常批評美國極右翼的暴力排外，也沒有積極幫助右翼組織打壓反對他的左派民眾；他比民主黨人更願意與亞洲國家磋商，也多次揚言會撤走奧巴馬部署在中東的軍隊（事實上卻在伊朗一帶增兵），也就是說，特朗普沒有完全服膺極右翼的民族復興期望，並沒有成為美國的希特拉，反而與右翼群眾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但這並不是因為特朗普在原則上反對極端民族主義，而是因為他的政治行動仍然需要服務美國資本的利潤增長，必須以工具理性制約極端主義，才能調整美國在世界分工的角色和側重。

然而，這種企業家理念壓倒民族主義的傾向卻在當下美國社會危機爆發時開始失衡，工具理性思維難以運作。短短一周，特朗普就重新拉近與極右翼份子的距離，協力將極左派塑造成新的社會公敵。這兩種法西斯主義傾向因而相互融合、相互強化，以圖迅速回應資本體系失效引起的社會危機。如果美國當下的多重危機仍然不能在民主體制框架之中化解，那麼特朗普與共和黨就很有可能會刻意加強國內的左右翼分裂，在民間和社會層面的極右民粹基礎上，促成國家和經濟維度的法西斯化。

延伸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解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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