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解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片段之一。它的興起背後有著怎樣的根源？這一問題，在我們今天面臨的時代形勢下，越發顯出格外重要的意義。
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往往用兩種方式解釋法西斯主義的起源。一種認為，生產力落後的國家在進行資本主義轉型過程中，為了在全球市場中與生產力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抗衡，有可能轉向一種極端的政體形態來動員生產，因此走向法西斯主義。另一種解釋則認為，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爆發的表現，說明了生產力已經高度發達到了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相容的地步，法西斯主義必然崩潰，順便把資本主義一併埋葬了——這一觀點在 1920 – 30 年代的歐洲共產主義組織 （尤其是第三國際） 中格外流行。
這兩種解釋貌似針鋒相對，但根本上都是 「經濟決定論」，或者說 「生產力決定論」。這種將政治現象簡單歸因為生產力發展程度的解釋框架，不僅在概念上顯得機械而缺乏美感，更與基本史實相悖——在二十世紀初，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生產力發展水準差異極大，並不是都先進或都落後。
那麼，馬克思主義者是否還能為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提供更有說服力的解釋？著名政治社會學家普蘭查斯 （Nicos Poulantzas） 於 1970 年出版的 《法西斯主義與專制》（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nd the Problem of Fascism）一書，通過分析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給出了一個極富洞見的答案。
普蘭查斯希望，既能守護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又能去除掉其中的經濟決定論色彩。《共產黨宣言》 的那句名言 ——「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成了他分析框架的出發點。在普蘭查斯看來，一個社會的經濟形態和生產力水準當然是重要的，但它們並不能直接決定歷史發展的進程，而是創造出了推動歷史發展的主體——各個階級。
歷史發展的進程，取決於各個階級在政治舞臺和意識形態場域的鬥爭結果。階級鬥爭的過程雖然被經濟結構所影響，但本質上有著獨立的政治邏輯。因此，普蘭查斯認為，要解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就要回到德國和義大利的階級鬥爭過程，仔細考察各個階級的政治狀態。
法西斯主義，根本上源自於階級鬥爭所導致的一種特殊的政治危機。
法西斯主義的時代背景
要解釋階級鬥爭過程怎樣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首先需要明確德、意兩國處於一種什麼樣的全球性時代背景之中。這一時代背景，就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向帝國主義形態的過渡。
用列寧的話說，作為 「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代表著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一方面，在發達國家內部，隨著資本積累的不斷集中，自由競爭式資本主義勢必讓位於壟斷資本主義；另一方面，本國的壟斷資本想要繼續壯大，需要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佔據有利位置，保證穩定的原材料供應和產品市場，這使得海外殖民主義擴張成為必然。
而普蘭查斯進一步指出，在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發展的過程中，勢必需要一種新的國家形態：國家需要轉變角色和組織方式，使自身能夠滿足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因此，資本主義國家逐漸從 「自由放任式國家」 向 「積極干預式國家」 轉型，國家的主導權逐漸從議會向官僚國家機器轉移。
這種轉變當然不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其背後的推動力量依然是階級鬥爭：大型壟斷資產階級需要攻克中等資產階級的政治抵抗，才能成功轉變國家形態，從政治上加速中等資本家的滅亡。
因此，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背後是 「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轉型」 的大背景，也體現了這個過程中的一般趨勢和內在矛盾。
但是，在歐洲各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向帝國主義轉型的過程中，為何偏偏是德國和義大利倒向了法西斯主義？這是因為，這兩個國家在走向帝國主義階段的同時，都面臨著同一個悖論：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不匹配。
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雖然開始得晚，但速度很快，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國已躍升為生產力最為發達的國家之一，資產階級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德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強勢與其在政治上的弱勢形成鮮明對比。出於對工人階級的忌憚，德國資產階級並未主導民主革命的進程；恰恰相反，德國的民主化和統一是由俾斯麥領導的國家政權自上而下推動的。在這個過程中，資產階級不得不受制於地主階級的強大政治影響力。政治弱勢的資產階級，無法有效掌控國家機器、使其為自身的經濟利益服務。
義大利的局面恰恰相反。二十世紀初期，義大利的工業化進程極度滯後，雖然金融資本已經崛起，但因為工業資本主義不發達，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一大部分依然是停留在封建生產方式的農業。然而，義大利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弱勢與其在政治上的強勢形成鮮明對比。資產階級抓住了底層民粹主義運動提供的機會，主導了民主化和統一進程，最終掌握國家的政治主導權。然而，為了安撫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承諾不進行任何農業改革。這樣一來，義大利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之間的經濟差距變得越來越大。
資產階級與法西斯主義
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形態過渡的進程，也就是壟斷資產階級崛起的過程。由於德國和義大利的特殊局勢，壟斷資產階級的崛起嚴重地激化了各個統治階級之間、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
首先，壟斷資產階級的崛起與地主階級的利益產生深刻衝突。在德國，壟斷資產階級希望破除地主階級的政治主導權，使得國家權力真正服務於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在義大利，壟斷資產階級希望能撤回之前對地主階級做出的妥協，真正開啟農業資本化改革。
其次，壟斷資產階級的崛起，嚴重威脅了中等資產階級的生存。一旦壟斷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施行一系列服務於壟斷資本發展的政策，那麼中等資本難逃被兼併、淘汰的命運。因此，中等資產階級嘗試從政治上壓制壟斷資產階級的發展。為了實現這種壓制，中等資產階級選擇爭取工人階級的支持、奉行 「階級和解」 路線，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權益，以共同對抗壟斷資本。
這種 「階級和解」 路線，自然是壟斷資產階級所無法接受的。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求將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強度、廢除工人階級已經取得的權益。對工人階級的不同立場，也進一步激化了壟斷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矛盾。
換句話說，正在崛起中的壟斷資產階級，希望在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全面建立領導權，但遭到了其他統治階級——尤其是中等資產階級——的激烈抵抗。統治階級之間矛盾的激化，造成巨大的政治危機。
政治危機的兩種具體表現
一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危機。由於德國和義大利的資產階級從來沒有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建立過全面的領導權，因此他們也未能在各自國家建構一種純粹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他們所奉行的意識形態，是一種封建意識形態殘餘、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各元素的奇怪混合體。而崛起中的壟斷資產階級，則試圖用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取而代之，招致其他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代言人的強烈反對。這樣一來，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陷入徹底的混亂。
二是政黨組織層面的危機。在爭奪政治主導權的過程中，各個統治階級越來越與原先代表各自階級利益的傳統政黨脫節。無論是壟斷資產階級還是中等資產階級，越來越傾向於繞過政黨、通過更加直接的組織形式來干預國家權力的運行。私下的政治網路開始潛滋暗長。私人武裝組織和遊說組織紛紛湧現。傳統政黨和議會無法有效組織、表達各個統治階級的訴求，變得越發形同虛設。
這便為法西斯政黨的崛起提供了寶貴的機會。當法西斯主義在小資產階級當中建立起廣泛的群眾基礎、成為頗有聲勢的群眾運動之後，壟斷資產階級迅速察覺到，由於法西斯政黨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底色，可以將它作為有力的政治工具，達到擊潰其他統治階級、建立自身政治主導權的目的。壟斷資產階級開始或明或暗地支持法西斯政黨，幫助其一步步走上政治舞臺。原本代表其他統治階級利益的傳統政黨，在失去了原來的階級基礎之後，根本不堪一擊，最終被法西斯政黨擊潰。
換句話說，崛起中的法西斯政黨，為壟斷資產階級充當了政治打手，幫助壟斷資產階級實現了他們的政治訴求——一方面取代地主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獨享政治領導權；另一方面大大強化了對工人階級的鎮壓和剝削。
法西斯政權的建立，意味著國家形態徹底轉變為「積極干預式國家」，從根本上服務於壟斷資本主義的整體利益。然而，法西斯政權為了鞏固自身，同樣需要安撫其他階級，因此在具體的議題上，完全可能違背壟斷資產階級的意願，向其他階級做出妥協。
然而，還有一些問題困擾著我們：為什麼法西斯主義一開始能在小資產階級中間發展成蔚為壯觀的群眾運動呢？為什麼工人階級沒能有效地反抗法西斯主義呢？普蘭查斯進一步分析了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扮演的歷史角色。
小資產階級與法西斯主義
在分析小資產階級與法西斯主義興起的關係之前，普蘭查斯先對 「小資產階級究竟是什麼人」 這一問題進行了說明。
在普蘭查斯看來，拋開農村不談的話，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是由在經濟生產關係中佔據完全不同位置的兩群人組成的：一是自己佔有生產資料的小規模手工業生產者和商業個體戶，二是不進行體力生產勞動、從事文職工作、拿固定薪水的雇員。
這兩類人雖然在經濟生產領域沒有任何共性，但他們在生產關係中佔據的不同位置卻給了他們相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傾向。他們一方面對資產階級羡慕嫉妒恨，一方面害怕無產階級革命奪走他們掌握的那一點點經濟特權。因此，他們希望在資本主義的現有框架下進行改良，希望通過收入的二次分配達到他們眼中的 「公正」、而不是搞生產資料公有制，希望增加社會流動性使自己有成為資產階級的機會、而不是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階級結構。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國家權力應該是客觀中立地、高高在上地調和各階級之間的矛盾以達到社會和諧，並認為自己是這種中立的國家立場的代言人。
普蘭查斯順便指出，對於小資產階級的分析，充分說明了非經濟因素在階級分析中的重要角色。政治和意識形態傾向的統一、而不是經濟狀況的統一，才是小資產階級作為一股獨立政治力量的存在基礎。
在法西斯政黨出現之前，德國和義大利的小資產階級還不具備作為一股獨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臺的能力，只能寄希望于代表各個統治階級的傳統政黨能 「順便」 代表一部分自己的利益。然而，隨著統治階級之間矛盾的激化，各個統治階級開始拋棄他們原先的政黨，這大大摧毀了傳統政黨的動員能力和影響力，使得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淪為一種 「無家可歸」 的狀態。
與此同時，在壟斷資本主義興起的過程中，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遭到嚴重損害，其中的相當一部分被逼到了無產化的邊緣。
小資產階級在政治和經濟層面的雙重困境，為法西斯主義動員小資產階級提供了絕佳的條件。正如之前提到的，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法西斯主義，源自於隨著壟斷資產階級興起而出現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但它在傳播過程中，又結合了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元素：本土排外主義、國家權力崇拜、對資產階級財富積累過多的不滿、對經濟再分配的渴望。
意識形態動員的成功，使得法西斯主義受到小資產階級的熱烈歡迎。換句話說，在最初誕生之時，法西斯主義的面目是一場植根於小資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借由法西斯政黨，小資產階級第一次作為一股獨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臺。而法西斯政黨，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小資產階級的短期經濟利益。
然而，在壟斷資產階級將法西斯政黨成功收編，把法西斯政黨變成打擊其他統治階級、奪取政治領導權的工具之後，法西斯政黨就徹底拋棄了對小資產階級經濟利益的代表。尤其是在法西斯政權確立之後，國家從根本上服務於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在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經濟利益受損最大的就是小資產階級。
但小資產階級對法西斯政黨和法西斯政權的支持卻從始至終熱情不減。這充分說明，經濟利益不僅不是決定一個階級政治立場的唯一因素，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連主要因素都不是。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對小資產階級的強大吸引力，以及法西斯政黨在組織結構中對小資產階級成員的吸納，使得小資產階級堅信法西斯政黨代表自身的利益。
工人階級與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興起之前的德國和義大利，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遭受了一系列慘痛的失敗。1918 – 1919 德國革命期間，希望建立無產階級蘇維埃政權的斯巴達克同盟 （德國共產黨的前身） 發動一波起義浪潮，最終被社會民主黨政府血腥鎮壓。1920 年，以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為目標的義大利工廠佔領運動同樣遭到鎮壓，徹底失敗。
在這之後的幾年時間裡，德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嘗試組織了一系列罷工和暴力抗爭，但幾乎全部以失敗告終。工人階級的動員基礎隨之迅速惡化：工會成員規模急劇下降、共產黨的影響力不斷式微、工人運動的抗爭訴求從政治場域 （奪取政權） 轉向經濟場域 （追求經濟與勞動權益）。
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被一種強大的政治無力感籠罩。不過，工人階級在之前一波波鬥爭中贏得的政治經濟權益依然得以保全，掌握國家權力的中等資產階級也願意通過妥協路線來聯合工人階級、共同對抗壟斷資產階級。
但是，壟斷資產階級借助法西斯政黨的力量，對工人階級發起了最後的猛攻，以徹底奪走工人階級手中碩果僅存的政治經濟權益。法西斯政黨一方面武力破壞工人階級的組織，另一方面通過意識形態手段瓦解工人階級的抵抗意識。
面對法西斯政黨的進攻，工人階級為何沒能發起有效的抵抗？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當工人階級政治運動遭遇一系列慘痛失敗之後，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危機隨之而來：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階級的號召力大大下降。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的夢想破滅後，各種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其浪漫主義、感傷主義的反資產階級元素而受到一部分工人階級的歡迎。而法西斯主義在動員過程中，充分嫁接上了這些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元素，取得了一部分工人階級支持。另一方面， 隨著奪取政權的嘗試失敗，許多工人階級開始認同社會民主改良主義，希望在民主和法治框架內，以階級協商的方式爭取利益，因此轉而支持社會民主黨。
奉行社會民主改良主義的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義大利社會黨）雖然坐擁越來越多的工人階級支持，但根本無法阻擋法西斯政黨的攻勢。他們信奉階級合作和妥協，支持漸進改良，希冀通過已有的議會制度和法律框架調和政治衝突。面對法西斯政黨的興起，他們希望在議會政治的框架內與其進行磋商，絲毫沒想過通過制度外的手段對法西斯政黨進行反擊。這一路線的結果就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眼睜睜地看著法西斯政黨的崛起而什麼都沒有做，直到被奪取政權的法西斯政黨以一紙禁令解散。
而另一邊，遭受了一系列政治運動失敗之後的德國共產黨和義大利共產黨，組織動員能力被嚴重破壞，工人階級支持者也不斷流失。而更糟糕的是，相當一部分共產黨人以一種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的心態看待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他們將社會民主黨人視作歷史發展的主要障礙，樂於見到社會民主黨被法西斯政黨消滅；而他們又天真地相信，法西斯政黨一定不會長久，只需要等到法西斯政黨不可避免地崩潰，無產階級就可以順勢奪取政權。這樣的判斷，使得德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在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最初幾年裡採取了一種近似於綏靖主義的態度。
當共產黨人意識到政治形勢的真正走向時，他們終於扛起了反法西斯主義的大旗，開展了一系列反法西斯主義武力抗爭，但為時已經太晚。不過，無論怎樣，在法西斯主義興起的過程中，共產黨人是唯一進行過堅定反擊的政治力量。他們不屈不撓的抵抗行動以及最終的慘烈失敗，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馬克思主義者的使命
普蘭查斯告訴我們，法西斯主義之所以能夠興起，是因為在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 – 帝國主義階段過渡的大背景下，德國和義大利的各個階級之間出現了一種特殊的不平衡狀態，從而決定了一條災難性的階級鬥爭軌跡。它並非某一個階級獨自導致的結果，而是各階級在互動過程中不知不覺養育的怪胎。
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小資產階級最先陷入經濟與政治的雙重困境，作為群眾運動的法西斯主義，是小資產階級對自身困境的反應。而這股力量在初具規模之後，被壟斷資產階級發現、支持、利用，成為壟斷資產階級爭奪政治經濟領導權的武器。小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潛在的利益衝突和張力，貫穿法西斯主義崛起和鞏固的全過程，成為法西斯政權中主要的不穩定因素。
而在法西斯主義崛起的過程中，工人階級一直被一系列重大政治失敗的創傷所籠罩，力量嚴重弱化，士氣極其低落。動員能力的劇烈衰退和對於形勢的判斷失誤，使得工人階級無法有力地發起反抗。
在這段歷史中我們看到，階級鬥爭的路線和結果並不是被生產力發展水準所直接決定的，而是有著獨立的邏輯。在這一邏輯中，兩個因素——政黨和意識形態——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代表各個統治階級的傳統政黨的崩潰、社會民主黨的保守妥協、共產黨的動員能力下降和錯誤的策略，為法西斯政黨鋪平了走向政治舞臺、奪取國家權力的道路。而統治階級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對小資產階級的高度吸引力、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對工人階級的號召力消退，深刻地影響了各階級在政治危機面前的選擇。
雖然普蘭查斯沒有對農民各階級在法西斯主義崛起過程中的作用進行系統、充分地考察，雖然他的某些具體論斷被後來的法西斯主義研究者證實是與史實不符，但他所建立的整個理論框架，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脈絡上一種極為重要的探索：如何讓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在堅守其基本分析原則的同時，又能在不斷解釋經驗現實的過程中煥發新的活力？
馬克思身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從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列寧、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到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試圖解決他們那個時代所面臨的重大政治問題時，都表現出這樣一種分析傾向：拒斥生產力決定論，關注具體的階級鬥爭狀況，強調政黨和意識形態的作用——簡而言之，將 「政治」 帶回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當中。
而這，也是新一代馬克思主義者在面對今天的政治現實時，必須繼續完成的使命。
（本文原刊於《政見 Politics》，原題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解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作者為張躍然；01哲學授權編輯並轉載，原文鏈接）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