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在2月2日平安無事地結束了。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越南總理阮春福等人留任。阮富仲還強調「本人年事已高，理應退休，但大會推選我做這個職務，因為黨員要服從組織，所以我要盡力而為」。

至此。這場再一次確認了越南「兩個一百年」大目標，以及提前圈定了最高層人選的大會可以落下帷幕了。但如何讓處於遲緩、拖延狀態的越南加速運轉起來並「起飛」，仍是越共高層在其十三大周期的終極考驗。

對河內來說，穩定的政治環境和高速運轉的社會都是越共希望見到的。

早有定論的大會

越共十三大的兩大核心議程可能早已在2020年12月末到1月上旬基本敲定，在越共十二大的最後兩次會議期間，越共在經濟與人事安排等問題上已早早得出了相應判斷。

就經濟來說，越南已經最終將2020年時「將越南早日建成現代化的工業國」的方案修改為「到2025年基本成為高平均收入的現代化工業國；到2030年成為高平均收入國家中靠前的現代化工業國」，以及「展望21世紀中葉（2045年）發展成為高收入的發達國家」。此為越南的「兩個一百年」。

至於其政治領域，越方更已在1月16日到17日間提前確定高層人選，並留待十三大推薦、審議並通過。

這一系列進程固然展示了河內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的穩重，但這種沉穩同樣也意味着拖延。

河內的領導骨幹在越共十三大後重排座次，點擊看解說

事實上，對長期觀察越南的各界而言，越共十三大並不值得多加觀望，從2018年5月的越共十二屆七中全會開始，隨着河內方面開始「把主要議題放在集中討論戰略幹部即高級後備幹部的培養和選拔機制上」，這讓外界早早認定，越共十三大的「高素質的領導班子」已懸而未決。

到2019年後，隨着越南各地怠工懶政案件頻發，越南基層的懈怠表現越來越突出。到2020年9月後，「阮富仲及其團隊留任」就已經成為河內的共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越南民間得到「伯伯」等愛稱的阮富仲、阮春福等人可能是河內難得的具備人格魅力的政治領袖。

此外，從越南權力結構的譜系來看，阮富仲的管制可能從2018年才剛剛開始。他加強越共對國家的領導權的進程仍需時日，此前兩任掌握大權的總理，即潘文凱，阮晉勇都掌權10年左右。河內如果因此引述「強大的領導人要引領國家走向富強，必須有適當的任期時間」等語，以確保阮富仲當局「發展規劃的長期性、政策執行的穩定性和幹部隊伍的純潔性」，想來也在情理之中。

河內的隱患仍在延續

的確，越共十三大對河內的意義是重要的，它留給河內的是一個延續此前政治環境的系統，這種現狀無疑再一次顯示了越南政治、經濟環境的一系列不利因素。

首先，2021年的越共十三大未能促成越南改朝換代，它不僅證明了阮富仲當局自2018年確立至今，仍不能有效依靠反腐全面掌握政局，進而促成其整風大業。調整越共在此前二十年間體制和作風問題，雖到2016年末，阮富仲領導的反腐敗機構才在丁羅升身上打開突破口，並因其「火爐」等反腐口號在民間贏得支持。可由於越南自胡志明逝世後一直缺少核心型的政治人物，這對於越共的轉化仍然是有限的。

其次，河內在十三大的大環境襯托下，可能也再一次體現了其「後繼無人」的乏力。越共在當下仍缺乏「精通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又有能力帶領黨和人民在革新年代開拓進取的優秀候選人」。隨着革新的深入，越共黨員幹部戰鬥力不強的問題越來越突出。

在越共六七十歲的高層幹部群體缺乏社會和經濟管理經驗。新上任的中下層幹部受到西方理論和思潮的影響，對於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大打折扣；不少人還拘於「全家當官」的侷限性，對於業務缺少熱情。在2017年開始的大規模反腐後，基層幹部也人心惶惶，怠工懶政，彼此拉幫結派以尋求相互支撐。

這樣一來，隨着阮富仲、阮春福為首的一系列要人繼續位居前列，可能也是越共黨內各派系較量未能做出妥協，不得不維持現狀，選擇最大公約數的結果。這種鬥爭中維繫的平衡環境，業已成為河內在未來的最大考驗，越共能否以幹部整訓等活動帶來的新鮮血液，扭轉這一敗象，外界亦可在越共十三大後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