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提出「對等關稅」之後，隨着中美之間關稅博弈持續深化，資本市場也出現明顯波動並帶動美元快速貶值。與特朗普勝選後的美元持續走強相反，在特朗普政府保守主義政策開始落實後，美元一路走弱。從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到4月25日，美元指數下跌約9%，彭博預計，到4月底有可能創下至少自1973年以來最大的「總統上任百日」的跌幅。

邏輯上來說，美國大幅加徵關稅，將減少貿易逆差、彌補財政赤字，應推動美元走強。不過事實上，當這一政策實現時，卻出現了「特朗普衝擊」，即美元快速貶值的情況。這種反常，很多市場人士歸因於對貿易戰促使美國經濟放緩的預期；以及特朗普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投資者脱離美元資產的避險需求；更有對特朗普落實「海湖莊園協議」重組美國債務的擔心。

安邦智庫（ANBOUND）的資深學者曾指出，美元貶值，有着地緣金融戰爭的因素，因為歐洲資本自美國市場回流。在國際金融地緣博弈日益激烈的情況下，此輪美元貶值並非簡單的美元周期性的波動，更有着國際金融貨幣格局改變的深刻影響。

實際上，特朗普的「保守主義」政策，令人聯想到上世紀70年代的「尼克松衝擊」。當時，美國同樣面臨貿易逆差加劇、財政赤字擴大的類似局面。時任尼克松在電視講話中宣布：關閉「黃金窗口」，美元不再與黃金直接掛鈎，對進口商品徵收10%臨時關稅，改善美國貿易平衡，保護國內產業。由此帶來了資本市場的動盪局面，被稱為「尼克遜衝擊」。

類似特朗普的說法，加徵關稅是臨時性的，促使其他國家和美國談判。與之類似，尼克松的舉措同樣也是臨時性的，但結果卻是美元脱離黃金而大幅貶值，並由此終結了二戰後建立的固定匯率制度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經濟也進入了「滯脹」時代。

當前而言，特朗普衝擊對美元的影響，其實在於美元的信用。這個不是短期的，其不僅會帶來其他主要貨幣的博弈，更對人民幣的穩定帶來衝擊。尤其是在美元地位減弱，其他貨幣在博弈中走強的情況下，人民幣的定價面臨一個分裂的局面。

當前而言，人民幣似乎採取盯住美元的策略，並因中美貿易衝突加劇而有貶值壓力，而在美元走弱的情況，歐元、日元走強，使得人民幣兑其他貨幣和美元一道走弱。而且從地緣經濟的情況來看，美國仍然保持強勁的需求，而歐洲、日本經濟情況其實並不理想，貨幣的反差，與經濟基礎的扭曲意味着美元走弱的局面可能並不能持續。不過，從貿易和投資的關係來看，中國經濟其實相對於其他國家更強，這使得人民幣在對日元、歐元時，應保持相對強勢。

在美元與其他貨幣的分歧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人民幣正面臨方向性的選擇。實際上，一段時間以來，人民幣兑美元的貶值或升值都並非一個確定的選擇。雖然人民幣貶值會一定程度上緩解關稅增加帶來的壓力，但人民幣升值更有助於促進內需，和吸引資本流入。這種兩難的選擇，意味着匯率工具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多元，市場化的匯率越來越有利於中國經濟的平衡和穩定。在安邦智庫的研究人員看來，人民幣面臨的可能不是匯率方向的問題，更應該考慮定價基礎的調整，重新構建人民幣定價之錨。

其實，在後布雷頓森林時期，儘管美元的國際地位在持續減弱，但其仍然佔據主導，其基礎就是美元的信用。在當前的信用貨幣時代，美元的信用是以美國長期經濟穩定為基礎，表現在美國國債的信用上。如果美國政府希望藉此重整美國國債，其信用風險必然上升，從而進一步打擊美元。

在美元波動加大的情況下，美元信用的減弱還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方面是特朗普貿易政策多變，影響美國經濟和貿易穩定，削弱美元。另一方面，對美元的政策含糊不清，既希望美元強勢，吸引資本，又想美元貶值改善出口。最重要的是「海湖莊園協議」陰影下，美國希望重組美國債務，會加大美元風險，甚至帶來信用危機。美國國債收益率不斷走高，已經預示着美國國債信用風險的增加，也意味着美元的信用基礎可能面臨的風險。

就此而言，地緣金融博弈日益增強，使得人民幣需要調整定價的基礎。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和很多新興市場國家一樣，人民幣的定價基本上是以美元為基礎的，以保持人民幣的信用，減少對外貿易的風險。在相當時期內，人民幣的發行是以外匯儲備的增長為基礎，實現基礎貨幣的擴張。雖然近年來，人民幣匯率的彈性增強，但基本仍是以美元為基礎的波動。不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測算顯示，美元的實際購買力較2000年縮水了63%，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功能正在逐步減弱。由此帶來人民幣的走弱，而人民幣實際匯率卻隨着中國經濟競爭力的提升而走強。這種反差，其實對於中國經濟增長不利。

在逆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全球經濟趨於「內卷」的情況下，人民幣錨定美元會帶來與其他經濟體的分割和撕裂，很多情況下，這對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都並不有利。美元風險加大，也對中國經濟穩定不利。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實力日益增強，內部需求擴張也在逐漸支撐起人民幣本身的信用基礎。人民幣更需要優先考慮內部平衡，並採取相應的貨幣政策。因此，人民幣錨定美元的必要性在減弱。實際上，各國央行多年來一直在多元化其資產，以美元以外的貨幣計價資產，並買入黃金。

因此，逐漸擺脱美元，也是中國經濟增強「內循環」，重新實現外部「再平衡」的戰略需要。安邦智庫的資深學者也提出，從地緣金融競爭日益激烈的角度出發，需要改變人民幣錨定美元的局面。其提到，人民幣之錨可以考慮納入黃金作為定價基礎之一，在人民幣信用仍然較弱的情況下，為人民幣穩定提供進一步的支撐。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幣參考黃金定價，並非回到金本位。畢竟金本位意味着貨幣發行與經濟和市場完全脱離，也就完全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這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中難以實現。和美元一樣，人民幣對於黃金的價格同樣可以調整，人民幣之錨同樣需要以中國的主權信用作為基礎。只是由於人民幣信用目前仍然較弱，在資本賬戶受限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仍然有限。

此前，摩根士丹利預測，到2030年，人民幣資產在全球儲備資產中的佔比將突破10%。對比來看，2024年底美元在總外匯儲備中所佔的份額降至57.8%。儘管這已經是199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但和人民幣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語。因此，考慮到貨幣的穩定性，人民幣之錨也需要考慮「硬通貨」的支撐。

參考黃金作為人民幣的定價之錨，有助於增強和鞏固人民幣的信用，也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實際上，在國際貿易格局、資產定價格局重塑的過程中，黃金在內的硬資產的價值更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更為重要的是，人民幣對於美元相對獨立，更有利於執行相對獨立的貨幣政策，避免受到外部的拖累和掣肘。那麼，在當期情況下，這也增強貨幣擴張帶動信用擴張的效率。當然，考慮到金融體系的穩定，人民幣「換錨」之舉非同小可，需要一個妥善而漸進的過程。只是隨着美元基礎的弱化，需要做好相應的研究和準備，避免被動。

最終分析結論：

特朗普衝擊，削弱了美國的主權信用基礎，也減弱了美元的穩定性。考慮到逆全球化時代，中美脱鈎日益加劇，人民幣的定價基礎脱離美元越來越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人民幣需要自己的主權信用支撐，也需要黃金強化其定價之錨。

本文原載於2025年4月29日的安邦智庫每日金融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