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美西方在全球產業鏈佈局啟動「中國+1」進程以來，印度的角色就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時至今日，不少國內的評論和分析也都開始部分正視印度的比較優勢，諸如龐大的人口規模和理想的年齡結構，以及在教育等方面和西方的較高接軌程度，都構成了產業鏈轉移的重要吸引力。不過，國內評論往往也認為，糟糕的基建程度、巨大的貧富—地區差距以及運作欠佳的國家制度架構都會妨礙印度的真正崛起。

更極端的負面視角莫過於將印度簡化為「髒亂差」與「開掛民族」的合集，這也往往成為彈幕狂歡的素材。在部分中文語境裏，印度基本成了「制度決定論」的反面教材——「你看，民主國家搞基建就是不行」。不過，毋庸置疑的一點就是，無論是普通製造業還是尖端製造業，國際巨頭近年來都沒有放緩在印度加碼投資的勢頭，即使印度早被冠以「外企墳場」的惡名。因此，值得深思的一點是，在全球經濟—產業格局中，印度的對華競爭態勢究竟處於何等量級。

首先，兩重分化的印度在碎片化的全球格局中有其優勢。若把印度GDP放大看，印度經濟大致由兩部分構成：一條是「數字印度」，一條是「泥巴印度」。前者以班加羅爾—海德拉巴一線為軸，匯聚了全球1000多家GIC（全球創新中心），其規模近矽谷之半；後者則覆蓋了北方邦、比哈爾邦的廣大平原，那裏仍以牛耕和小農經濟為主，拖拉機普及率差中國甚遠。

2023年，印度名義GDP達到3.7萬億美元，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五；軟件與訊息服務業貢獻了當年出口創匯的超三分之一，而農業佔比已跌至15%，卻吸納了43%的就業人口。換句話說，不到十分之一的印度人在「數字化列車」上飛奔，其餘大多數仍擠在綠皮火車的慢車廂。這種「K型增長」讓貧富差距在十年內迅速擴大。

然而，分析人士指出，正是這種「雙重速度」構成了印度經濟的韌性。當全球消費電子需求疲軟，印度IT外包訂單反而逆勢增長——跨國公司為壓縮成本，將更多後台財務、法務、數據分析遷往班加羅爾。2024財年，印度IT服務出口增長達兩位數，對沖了紡織品出口的下滑。與此同時，手機產業鏈的「中國+1」策略讓印度在五年內成為全球第二大手機生產國，併成為美國最大手機進口來源國。

印度經濟專家將印度稱為「碎片化全球格局」的受益者：在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趨勢中，印度正以關鍵節點的形式嵌入——不追求全產業鏈，而是在數據服務、設計、組裝等環節「卡位」，以較低政治風險和制度開放性換取資本信任。

其次，教育金字塔的尖端優勢仍不宜低估。相關分析人士指出，印度教育的真實面貌不是「文盲率高」，而是分層極端。基礎教育領域，輟學率高且基礎設施和師資力量欠缺，這使得近年來印度成年女性識字率仍只有中國的約三分之二。

但在金字塔尖，印度理工學院（IIT）的每年錄取率不足2%，毫不遜色於美國藤校，教材也與美國同類別頂尖高校高度同步。更重要的是，這種精英教育與產業深度綁定。無論是科技產業（如尖端製程晶片）還是重大基建設施（如港口），IIT學生往往很早就參與到實質性的產業運作和管理中，這種培養方式讓畢業生具備「即戰力」，強化了印度在全球人才市場的競爭力。

IIT畢業生早已成為全球科技公司的「硬通貨」：Google CEO、微軟CEO、IBM CEO——三位校友合計掌控4萬億美元的市值。

再次，印度的「矽谷幫」早已從技術層邁入決策層。如今，矽谷不乏印度裔的身影——他們不只是工程師，更是決策者。近年來，在矽谷頭部科技企業中，先後有10餘位印度裔出任CEO，顯著高於中國大陸背景者。

在相關分析人士看來，這種差距是「管理基因」和「網絡效應」的體現。印度精英普遍「雙證在手」——技術學位+MBA。印度管理學院模仿哈佛案例教學，卻將「Jugaad」（湊合式創新）本土化，訓練學生在資源匱乏中找突破。印度裔在矽谷形成類似「同鄉會」的提攜機制。從Google十幾位工程師的「小圈子」，擴張為覆蓋規模極大 的「印度員工網絡」。新員工入職便能獲得一本內部「生存手冊」——誰能幫辦簽證，哪個中高層喜歡晨練。這種「導師文化」持續助力印度技術人才擴散並提升影響力。

根據相關研究報告，印度每年外流STEM人才仍約有7萬人，但迴流率近年來也持續提升。越來越多「矽谷經驗」反向輸入班加羅爾等科技中心，催生出無人機、量化交易、AI醫療等新創企業。迴流的人才對於印度的尖端產業崛起的加強作用有望持續顯現。

第四，制度的雙刃：混亂民主與強勢國家的有機並存。若要理解印度的長期競爭力，不能忽略它的制度特色。印度的「民主」常被嘲為低效、內耗、腐敗，但它也提供了某種「去中心化的適應性」。

一方面，印度聯邦制下的各邦幾乎相當於半獨立經濟體。泰米爾納德邦靠汽車製造崛起，古吉拉特邦成外資製造高地，卡納塔克邦主打IT與航空。這種邦級競爭創造出「多核心增長」，避免了單一中心的結構性崩潰風險。

另一方面，莫迪政府近年來在基礎設施與產業政策上逐步推進「國家資本主義化」。「印度製造2.0」計劃通過高額補貼推動半導體、電子、太陽能產業的發展；2024年預算中，資本支出增長11%，為連續第四年兩位數擴張。雖然執行緩慢、徵地複雜，但高速公路、電網和港口的改善正在逐步縮短印度與東南亞的差距。

莫迪的強人政治在民主制度中嵌入了一種「有限集權」：表面上是聯邦制，實則在財政與政策上實現中央統一協調。這種混合體製為印度提供了「慢而穩」的政策連續性，也讓外資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加大投入。

當然，印度的增長前景仍有陰影。城鄉差距與基礎教育缺陷決定了其人口紅利可能「質變為負擔」；官僚體系低效與土地制度僵化限制了製造業的縱深發展；宗教與族群分裂隨經濟轉型而可能激化政治風險。

此外，印度的就業創造能力遠低於人口增速，每年需新增工作崗位也持續顯著高於實際新增工作崗位。若無法吸納年輕勞動力，「人口紅利」將變成「就業陷阱」，失去未來的增長空間，至少也會導致生產成本大漲。不過，印度的制度彈性、人口規模和英語化優勢仍可使其成為全球產業鏈中頗具潛力的「備份節點」。對於中國而言，印度並非「接班人」，而是一種「異構競爭者」：它用不同邏輯對同一全球空間的子域進行「錯位競爭」。

因此，就中國與印度在全球經濟—產業鏈的長期競爭態勢而言，印度對於中國的主要競爭衝擊力並不在於部分評論界所集中討論的「全領域替代」，而是「錯位競爭」態勢下的多個領域的漸次嵌入。

在製造業上，印度的目標不是「取代中國」，而是「接住外溢」。蘋果、富士康、三星已在印度形成初步集群，但印度的供應鏈深度仍遠不及中國。根據相關機構測算，印度製造業佔GDP比重預計將從2022年的17%提升至2031年的25%，但要形成完整配套，至少還需10年。不過，伴隨着西方的持續加碼和擺脱對華高度依賴的堅定決心，這一進程會在波動中持續演進。

在數字經濟上，過去五年，印度依託「數字公共基礎設施（DPI）」體系，在數字金融與普惠支付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由統一支付接口（UPI）、數字身份（Aadhaar）及賬戶聚合（AA）構成的「三位一體」架構，使政府、銀行與私營部門共享統一的數字底層。根據印度國家支付公司（NPCI）數據，2025年9月UPI單月交易額達約20萬億盧比（約合2400億美元），交易筆數超過140億筆，為全球交易筆數最多的即時支付系統。雖然在交易金額方面仍顯著落後於中國，但是其金融生態融合程度和金融普惠性方面已有部分優勢。

在科技競爭上，印度的「人才外溢」形成了全球佈局的槓桿。印度科技人才以全球流動性構建「技術網絡」。在AI、生物醫藥、軟件工程等領域，印度籍科學家參與的國際專利數量也在迅速增長。需要看到的一點是，伴隨着美西方對中國科技打壓的持續加碼和對印度扶持的持續，印度科技人才在尖端科研參與度方面的對華反超前景不宜低估。

可以說，中國的優勢是「系統效率」，印度的優勢是「全球錯位嵌入」。前者追求速度與規模，後者依靠靈活與連接。但是，當全球供應鏈不再需要一個龐大的「世界工廠」，而更偏好多點分佈的「安全節點」時，印度的制度與勞動力結構反而契合這一趨勢。

最新消息顯示，印度與美國貿易協議談判取得進展，雙方已接近達成協議，可能將印度輸美商品關稅從50%降至15%-16%。該協議可能以印度逐步減少從俄羅斯進口石油作為交換條件，並允許更多美國非轉基因粟米和豆粕進入印度市場。雖然美印雙方依然存在部分矛盾和分歧，但是雙邊貿易關係的趨穩意味着後續的產業—技術合作有望進一步打開局面，這有助於繼續助力印度在全球經濟—產業格局中的地位。

最終分析結論：

真正需要看清的是：在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新階段，印度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楔子」——用金字塔尖的精英撬動技術權力，用雙重速度的經濟吸收外資，用制度混合的靈活性彌補執行力的弱點。它或許無法複製中國的「全產業鏈+基建狂魔」模式，卻有機會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半導體設計等高附加值環節切走蛋糕的一塊，而這一塊的體量，恐怕會越來越大。

本文原載於2025年10月22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