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歐洲人的生活，簡直令全世界「羨慕嫉妒恨」：帶薪年假動輒四五周，「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成為默認的基本權利，醫療免費、大學低費甚至免學費，失業救濟覆蓋周全，退休金慷慨大方……可以說，歐洲在福利和閒暇上「一騎絕塵」。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生活被制度保障」的自信，歐洲人才有足夠的精力專注於更「高大上」的價值議題。無論是碳中和、綠色轉型、ESG規範，還是性別平等、多元文化、移民議題，歐洲都自認為站在全球文明的前端，並以一種「引領者」的姿態讓全球向之看齊。

當然，這種底氣的主要支撐並不是所謂的道德抱負，而是雄厚的物質基礎。歐洲的「第一桶金」來自數百年的全球殖民體系，通過壟斷貿易、資源掠奪與資本積累完成了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財富集中。這些歷史記載中的財富積聚無需多言，奠定了今天歐洲的基本面貌。

技術創新是推動歐洲財富躍遷的又一大動力。18世紀末至20世紀的兩次工業革命，不僅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生產力，更奠定了歐洲作為「全球製造中心」的地位，為歐洲後續的軍事、技術、金融和制度優勢打下基礎。尤其是二戰後的「黃金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讓歐洲人的財富再一次實現躍遷，形成了持續到現在的高福利保障體系。據OECD數據，1950—1973年間，西歐人均GDP年均增長高達4.1%—4.5%，工業化國家的總體GDP增速穩定在5%—6%區間，居民生活水平在23年內完成翻倍。德國在此期間人均GDP累計增長約170%，法國約140%，意大利更是從戰後廢墟躍升為全球第四大工業國。

進入21世紀，歐洲的增長曲線卻悄然「掉頭」。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給歐洲當頭一棒，緊接着的歐債危機讓南歐經濟幾乎「熄火」，西歐和北歐強國被迫背上沉重的救助包袱。2010年代中期開始，歐洲的潛在增速下滑至1%以下，生產率增速接近於零，經濟動能顯著不足。接下來，2020年的疫情又給了歐洲致命一擊，供應鏈斷裂、技術、產業與財政短板被放大到不可忽視的程度。

2024年，歐盟經濟增長率僅有0.8%，2025年預計也只有0.9%，歐元區深陷「零增長陷阱」。反觀大西洋彼岸，美國在高利率周期仍能保持2.5%以上的增速，中國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依然維持5%左右的經濟擴張。所以，歐洲經濟「吃老本」的現象非常明顯，經濟發展實際是在原地踏步。

作為曾經的製造業中心，歐洲現在正面臨「產業空心化」的困境。首當其衝的是歐盟「經濟發動機」德國，已顯現出「熄火」跡象。德國製造業PMI自2022年起連續30多個月低於50，2024年底更跌至42.5；工業產值在2025年8月驟降4.3%，跌至2005年水平，汽車產業更是暴跌18.5%。歐洲的另一經濟強國法國也好不到哪去，PMI長期在44上下徘徊，化工、機械、汽車等行業訂單全線暴跌。為了留住企業，歐洲不惜簡化和削弱ESG法規，取消公司制定氣候轉型計劃的義務。曾經站在全球綠色監管最前沿的歐盟，如今為了留住企業也不得不後退兩步，這種「政策投降」頗有諷刺意味。

隨着經濟增長疲軟而來的，還有維持高福利的財政壓力。過去一年間，法國三任總理因預算案相關危機而相繼下台或被迫辭職。高福利、社會保障和養老金壓力巨大，導致預算案屢屢卡殼。市場對法國的財政路徑深感憂慮，法國國債收益率多次因政治危機被推高。在養老金體系舉步維艱的背景下，法國早在2023年就啟動養老金制度改革，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2歲推遲到64歲，同時要求將繳費年限從42年延長至43年，以填補預計到2030年將達每年130億歐元以上的養老金缺口。然而由奢入儉難，法國國內為此爆發全國性罷工，大規模示威持續數月，工會誓言「寧可癱瘓國家，也不接受退步」。

一系列數據和事件連點成面，構成了歐洲結構性衰退的全景。那麼，歐洲究竟發生了什麼？總結來看，關鍵驅動因素是支撐歐洲戰後崛起的四大紅利正在同步消失，而歐洲自身卻沒有及時完成必要的結構性調整和改革，並且繼續在妄自尊大。

首先，歐洲的外部安全紅利正在流失。

冷戰時期，美國承擔了歐洲絕大部分安全成本。ew歐洲對美國的軍事依賴在俄烏戰爭爆發後更顯突出。NATO 2024年的報告顯示，歐洲盟國軍火庫存已「嚴重耗盡」（severely depleted），特別是155mm炮彈、HIMARS導彈和防空系統彈藥（如IRIS-T、愛國者Patriot），歐洲的軍火供應幾乎完全依賴美國。特朗普曾多次在國防支出問題上公開指責歐洲盟國「搭便車」。這一指責也並非空穴來風。

根據NATO的軍費支出報告，2024年，美國國防支出約9680億美元，佔北約總支出的66%，而德國和法國直到2024年才剛剛摸到佔GDP 2%的「北約標準」。所以，歐洲「低軍費-高福利」的結構得以維持，本質上有美國的國防投入作為隱形補貼。對此，特朗普公開要求NATO 32國將國防支出從佔GDP 2%提高到5%，並威脅若不達標，就從烏克蘭撤軍或減少援助。

當安全環境急劇惡化，歐洲不得不重新增加國防預算。2024年，德國被迫宣佈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軍費擴張，將軍費提高到GDP的2.1%；波蘭更是直接升至3.9%，成為北約最高。問題在於，這些新增軍費並非來自增長，而是擠佔本就緊繃的財政空間，意味着原本投向醫療、養老金、教育和福利系統的預算被迫向國防傾斜。對於支出體系已經臃腫、財政赤字普遍偏高的歐洲國家而言，這無異於雪上加霜。

第二項瓦解的是能源紅利。

如果說美國提供的安全造就了歐洲的和平基礎，那麼俄羅斯提供的廉價能源則築起了歐洲工業和民生的「護城河」。2021年以前，俄羅斯管道氣佔歐盟總天然氣進口量的40%-45%，年均供應量超1500億立方米（bcm），價格僅為液化天然氣（LNG）的60-70%。俄烏戰爭後，歐洲試圖以決絕的政治姿態切斷對俄能源依賴，但現實卻遠比政治口號複雜。歐盟對俄羅斯管道氣實施制裁之後，歐洲對俄羅斯LNG進口量和價值雙雙反彈，2024年創下歷史新高，2025年上半年更進一步。歐盟禁止海運俄羅斯原油，但印度和土耳其成為「中轉站」。即便如此，能源價格飆升仍舊對歐洲的生產企業造成巨大的盈利壓力，大量企業關停或外遷。

2025年上半年，歐元區工業電價指數雖較2022年峰值降30%，但仍徘徊在每兆瓦時80-100歐元的「警戒線」，遠高於疫情前水平，導致企業利潤率平均下滑15-20%。即便歐洲未來逐步擺脱了俄羅斯能源（他們也一定會這樣做），歐洲可獲得的替代能源都無法在成本與穩定性上覆制過去的模式。因此，能源結構重塑意味着產業結構被迫重寫，而歐洲目前沒有足夠的時間完成這場代價高昂的切換。

第三項瓦解的是全球化紅利。

整個戰後時期，歐洲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全球化分工上。《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1947）和歐盟統一大市場（1993）將歐洲的勞動密集型和中低端製造業交給成本更低的亞洲、東歐，而自己則保留高附加值環節，同時收穫廉價進口商品所帶來的低通脹與高消費福利。歐盟跨國集團通過海外佈局獲取鉅額利潤，再回流歐洲本土，支撐了本國的福利體系。然而，疫情和地緣政治衝擊的疊加徹底改變了這種格局。供應鏈安全成為政策核心，「去依賴」「去風險」成為全球貿易的主旋律，歐洲不得不為產業鏈回流支付高昂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歐洲曾經在全球化中的競爭力來自技術與市場優勢，現在這些優勢卻被中國等其他經濟體追趕甚至超越，歐洲自己的產業與資本再也無法「輕鬆回來」。

最後是人口與勞動力紅利的消失。

歐洲曾通過嬰兒潮和移民獲得了大量年輕勞動力。當下，歐洲的原生人口持續萎縮，移民雖然在數量上補充了本土人群的流失，但卻越來越難以有效融入主流勞動力市場。Eurostat 2025版人口投影顯示，如果沒有移民，歐盟人口將從2025年的4.49億鋭減至2050年的4.09億（降幅9%）。但快速湧入的移民群體與歐洲本土社會的文化摩擦，政府未能有效應對，導致社會撕裂、犯罪率上升和民粹崛起，又不得不在爭議聲中加強邊境管制，結果就是移民導致的人口紅利難以為繼。

此外，歐洲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高福利體系又令歐洲人的工時和工作效率與美國相比均明顯偏低，增加了勞動力的隱形成本。OECD數據顯示，2024年歐盟平均周工時僅34.5小時（德國33.5、法國34），遠低於美國的38.5小時；每小時GDP產出僅67.5美元，美國則高達80美元以上。

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又對歐洲各國形成「財政黑洞」。隨着「嬰兒潮一代」集體退休，2024年歐洲的人口老齡化比率（65歲以上人口佔15-64歲工作年齡人口比例）約為34.5%，即每3名工作者需「養」1名老人，較2009年的25.8%上升顯著。隨着老齡化加劇，養老金和醫療體系正在變成難以承受的財政負擔，歐洲福利模式不可持續。

當四項紅利同時削弱，一個經濟體要麼完成重構，要麼滑向衰落。歐洲顯然屬於後者。歐洲並非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但奈何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結構與利益高度多元，彼此相互掣肘導致重大改革往往難以落地。能源聯盟遲遲無法形成，財政聯盟推進緩慢，產業政策嚴重分裂，移民政策左右搖擺，各國國內政治周期進一步固化了「誰改革誰下台」的政治機制。於是歐洲在所有關鍵問題上都只有兩種狀態：要麼拖延，要麼妥協。拖延失去時間窗口，妥協失去改革力度。長此以往，制度的慣性被表面的穩定掩蓋，直到問題堆積成山才在危機中集中爆發。

過去十年，美國經濟在創新和資本市場引領下依然保持強勁擴張，中國在新興產業的全鏈條支撐下快速追趕，而歐盟的經濟增速長期處於發達經濟體末尾。如今德國製造業進入負增長，法國財政赤字連年高企，歐洲整體投資率顯著低於美國和東亞，技術創新與風險資本規模無法構成新的增長引擎。歐洲相對衰落的趨勢不是短期周期問題，而是結構性與長期性的。

此時回看歐洲的抗議潮、農民運動、反移民情緒和政壇右翼化浪潮，便不再令人意外。高福利模式在經濟繁榮時能穩固社會基礎，但在增長乏力環境下就會變成撕裂社會的導火索。福利承諾無法兑現，生活成本上升，社會階層固化，年輕人對未來缺乏信心，民眾自然轉向尋找「替罪羊」與「簡單答案」。因此歐洲出現的政治右傾化，不是偶然，而是經濟結構性衰退的必然。按照雷·達里歐（Ray Dalio）的大國興衰周期理論，歐洲大概已經進入到典型的下行階段。歐洲仍然擁有巨大的市場規模、深厚的文化資本和高質量的人力資源體系，但這些優勢正在被結構性約束削弱。如果不能在能源體系、產業政策、財政結構和技術創新上進行深度重構，歐洲的衰退可能會成為難以逆轉的趨勢。

最終分析結論：

外部安全、廉價能源、全球化分工與人口紅利的消退，使歐洲再難維繫昔日的高福利、高道德標準與產業優勢。按照達里歐的大國興衰周期理論，歐洲如今已經進入典型的下行階段。此時回看歐洲的抗議潮、農民運動、反移民情緒和政壇右翼化浪潮，便不再令人意外。歐洲的難題，不是在街頭，而在經濟底層邏輯本身已經無法支撐其制度架構。

本文原載於2025年12月3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