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世界，越來越多「國家」只剩下一張地圖、一幅國旗和一個聯合國席位，它們雖然在名義上仍然具備國際法界定主權國家的四項基本要素——固定領土、永久性居民、有效政府與主權，但政治學意義上的「國家性」已經消失殆盡。

在索馬里，摩加迪沙中央政府控制的區域還不到國土面積的20%，其餘地方由「邦特蘭」「索馬里蘭」「基地組織分支」「伊斯蘭法院聯盟」各自收稅、發身份證、設法庭；在海地，2025年首都太子港80%的地盤由200多個幫派說了算，警察署被燒，總統被暗殺，精英恐慌性湧出，國家只剩下一個空殼；黎巴嫩2025年一天供電不超過兩小時，發電、供水、垃圾清運等公共服務全部私有化；蘇丹的喀土穆如今一城兩政府，快速支援部隊和正規軍各佔一半，連紅綠燈都不再有人維修；尼泊爾則在近期的「Gen Z起義」中焚燬了議會與行政中心，青年大規模失業，海外匯款中斷，治安與公共服務雙雙陷入癱瘓。

這些國家都曾在某個歷史階段具備完整的國家性，但如今均出現了不同程度上的功能瓦解，只剩下僅具備象徵意義的國家政府。實際上，隨着世界向逆全球化方向演變，這種「去國家化」的趨勢正在加速蔓延。

出現這種明顯趨勢的原因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逆全球化，因為逆全球化從根本上改寫了全球利益結構和利益網絡，使得部分國家維持國家性的外部利益消失。逆全球化的影響和衝擊，被人嚴重低估，這是造成今天這種世界形勢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時代，弱國的經濟增長、財政收入與社會穩定高度依賴外部利益。世界市場的外部需求支撐着多個國家的出口型經濟，跨國資本帶來投資與就業，大宗商品需求維持着資源型國家的財政「生命線」，多邊援助體系為弱國的治理赤字打上「補丁」。種種外生利益客觀上維持了不少國家的功能正常運轉，因此也延續了這些國家的「國家性」。然而，當逆全球化重塑國際經濟體系後，外需下降、供應鏈「友岸化」和本土化導致外資撤離，跨國公司開始密接生產，多邊融資與援助收縮使財政出現斷層，全球貿易體系碎片化使這些國家難以繼續嵌入全球價值鏈。這些外生利益的消失都極大削弱了國家的經濟基礎，進而導致國家無法正常運轉。

當國家的經濟能力與政治權威被削弱，衝突全面回潮。原本在全球化時代被外部資源與穩定世界秩序暫時壓制的矛盾紛紛重新顯現。宗派衝突、族群分裂、地區主義、民兵武裝開始壯大，資源掠奪與政治反抗開始主導國家內部運動。弱國無法再製服暴力，地方勢力因而迅速崛起，國家級別的權力單位被分裂為多個自洽但互不服從的、新的權力中心。

以利比亞為例，2020年後由於供應鏈中斷和全球油價暴跌，國家石油收入佔GDP比重從2019年的約50%急劇降至9.24%，整體財政收入較2019年下降約40%，財政壓力下東部哈夫塔爾領導的利比亞國民軍趁機擴張，外部勢力（如土耳其與埃及）代理介入，三重政權格局固化，資源掠奪主導權力重組。也門則在2025年經濟封鎖與援助縮水62%後，胡塞武裝實際掌控北部核心區，宗派對抗與石油走私加劇，大批失業青年轉化為民兵擴張。剛果（金）東部礦區經濟長期依賴外資（包括中國的基建貸款），當外資出現驟降之後，當地緊張局勢升級。近期，M23武裝攻佔戈馬與布卡武，資源掠奪直接波及中資礦企，導致數十名中國工人遇襲。

與此同時，逆全球化又進一步侵蝕了國際體系的穩定性。全球化時代，WTO等多邊框架保證了貿易體系的可預期性，大國關係尚存在一定的規則約束，國際組織承擔公共用品供給與秩序託底。這套結構雖然並不完美，卻客觀上壓制了內部衝突，幫助許多脆弱國家維持名義上的完整性。隨着大國轉向「競爭性多邊主義」，原有的多邊框架如今形同虛設。

據WTO預測，2025年全球貿易/GDP比率將降至53%，較2019年峰值下滑4%。IMF報告指出，地緣政治碎片化已導致發展中國家援助缺口達1500億美元，削弱了多邊公共用品供給。WTO上訴機構自2019年癱瘓後，2025年新爭端發起量僅8起，較2018年驟降79%，成員參與度下降30%，佔預算11%的美國會費暫停，引發連鎖反應。

大國也開始「各掃門前雪」，不想再擔重建其他國家的責任。根據OECD數據，2015年，聯合國維和部隊部署超過10萬人，年度援助總額超2000億美元，美國貢獻佔比約25%，用於阿富汗、索馬里等國的重建項目。當時，大國重建意願尚存，中國也在「一帶一路」項目中為其他國家提供大量基建貸款。2020年後逆全球化浪潮下，這一框架急轉直下。2025年，「特朗普2.0」政府執行「美國優先」政策，通過行政令削減了600億美元援助，導致數千個聯合國項目被迫關閉。

因此，逆全球化帶來全球經濟、貿易的再分化、再分配、再重組，也帶來「國家」這一現代政治基本單位的結構性鬆動。逆全球化時代，全球利益結構崩解，削弱了弱國家的經濟基礎。國家功能削弱又激發了內部衝突，而國際秩序的失能和大國「各掃門前雪」則使外生修復機制失效。三者層層遞進，形成了「去國家化」的趨勢。可以說，逆全球化時代正在演進成為一個「去國家化」的時代：國家名義尚在，但國家性正在退化；權力結構尚在，但國家功能已被碎片化；國際體系尚在，卻不再具備整合與修復的能力。

對於未來世界而言，這是一種時代風險的深刻預兆。可以預言，當逆全球化的時代結束之際，我們的世界遠不止現在和以往我們所熟悉的「國家」，大量新的國家，一定將會在腥風血雨中出現。

最終分析結論:

逆全球化不僅重塑了世界經濟格局，更重塑了國家這一現代政治組織的基本單位。外生利益的撤離削弱了國家能力，導致內部衝突回潮，而國際秩序和大國責任感的裂解使外部修復機制難以為繼。在這一過程中，國家逐漸從整體治理主體轉向碎片化的權力集合，「國家性」作為一種政治組織能力而非標籤名義正在退化。可以說，在逆全球化的時代，是一個「去國家化」的時代，國家的原本意義根本不大，新的權力中心才具有真實的意義。

本文原載於2025年12月9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