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墮落」的四大原因|安邦智庫

撰文:外部來稿(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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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眼中的歐洲,依舊是十九世紀為基礎發展至現代的歐洲。這個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但宮殿和老城街道依舊,19世紀風格的咖啡館、書店、文學、詩歌和畫作裝點着歐洲,令人感覺古老的輝煌依舊存在,他們還可以繼續有資格趾高氣揚的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或許正是這種古老歐洲氣質的存在,所以世界上還經常可見歐洲領導人,慷慨激昂地為世界各國指點迷津,評判是非。

問題只有一個,生活於迷霧之中的歐洲人,並未理智地察覺,歐洲已然悄悄發生巨變。事實上現在的歐洲,正在迅速脱離第二世界,向着第三世界狂奔。這也就是說,現在的歐洲比第三世界略好,但已經屬於第二世界下游的「二世祖」國家,在世界發展大潮中的實質地位,接近等同於馬來西亞、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印度。

歐洲是怎樣淪落的?

歐洲的墮落,主要是基於四大原因。

第一是歐債危機。2009年,當時的希臘新政府上台後宣佈,2009年財政赤字佔GDP比重實際為12.7%,換句話說,原來的希臘政府做假賬。緊接着希臘主權信用評級被三大評級機構下調(標準普爾、穆迪、惠譽),希臘無法在市場上融資,面臨違約風險。然後是危機局面蔓延開來,2010–2012年,先後波及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塞浦路斯、西班牙、意大利等國,整體上歐盟的財政已經是總崩潰的局面。

在歐債危機最嚴重的2012年,希臘10年期國債利率曾較法國同期國債高出30個基點,但希臘近年逐漸從危機中復甦。(Getty)

這種情況下,歐盟建立所謂的「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來挽救危局。實際上歐盟的《里斯本條約》第125條明文規定有「不救助」條款,包括後來的歐盟穩定於增長公約都強調,成員國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債務不超過GDP的60%,強調成員國要有財政紀律,自負其責。實際上,歐盟先後通過「歐洲金融穩定機制」(EFSF)和歐洲穩定機制(ESM)向各成員國提供貸款救助,解決財政危機。簡單點說,歐洲人當時搞的是「曲線救國」,一種邊緣操作,提供的是機構貸款,所以不算是救助,當然錢還是歐盟出的!歐洲就是通過這種辦法,才在危機中繼續存在下來的。

這種做法的後遺症也是很明顯的,歐盟開始呈現出一種超國家地位,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集權。此後這種集權的影響力體現在官僚化以及左翼化,也就不難理解。至於歐洲的經濟,雖然有歐盟打破常規的財政援助,實際迄今也未能斷言,已經從歐債危機中徹底恢復增長。

第二是移民。同樣是在2010年前後,地中海的自然危機開始呈現,當時的安邦智庫(ANBOUND)已經警告,地中海周邊面臨資源枯竭,將會導致社會動盪,此後「阿拉伯之春」爆發,影響全球的移民浪潮開始湧現。歐洲究竟接受了多少難民呢?這完全是一筆糊塗賬,即便是AI也搞不清楚。根據粗糙的歐洲各國統計,大致是500萬人到1500萬人之間,比較客觀的量級評估是二千萬阿拉伯移民來到了歐洲。這一量級評估數據的來源,主要考慮的是有大量非法移民的存在,這些移民的數量,根本無法納入統計數字。再有就是阿拉伯人的生育率,他們來到歐洲之後,將會繼續膨脹移民人口數字。

2025年9月26日夜間,載有移民的「Sea Watch 5」號船上,人們在下船前揮手致意。當晚,這艘人道救援船遭利比亞巡邏艇開槍射擊,但並無人員受傷的報告。(Getty)

二千萬的移民人口,這個數字意味着什麼呢?

歐盟總共27個成員國,其中15個國家的總人口在一千萬人口之下,12個國家的人口高於一千萬人。所以,歐洲與歐盟的大多數是人口小國,總人口低於一千萬的。這樣的數據意味着歐盟成員國中間,憑空多出來了一個人口大國,淨消費歐盟標準的所有社會福利,淨消費歐盟各國提供的安全保障,淨消費住房、汽車以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根據歐洲的福利制度,他們的地位與公民是一樣的。

歐盟能夠承受得起這樣憑空增加的一個大國消費嗎?肯定不能,他們必須削減其他社會福利,包括國家的安全保障開支。歐盟國家只能在福利開支和國防開支中二選一,就是這個意思。實際上,歐盟早已經被掏空了,現有歐元匯率完全是無根之木,隨時面臨崩塌的局面。

第三是氣候議程。歐盟的氣候議程(主要指歐盟的氣候變化政策和目標)是目前全球最雄心勃勃、系統性最強的氣候行動框架之一。其核心是「歐洲綠色協議」(European Green Deal),目標是到2050年實現歐盟氣候中和(net-zero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這些激進的「綠色禁令」包括有,2035年起新售乘用車和輕型商用車完全零排放,禁止銷售燃油車,航空和海運同樣如此。可再生能源佔比到2030年要達42.5%,爭取要達到45%。2034年起,全面禁止進口高碳產品,減少化肥使用、甲烷排放,恢復濕地和森林。禁止核能電站,德國左翼舒爾茨政府在下台前,為了實現「能源轉型」,甚至還抓緊最後的時間炸燬了最後一個當初投資30億歐元的燃煤電廠。

必須要指出的是,歐盟為了實現綠色政治議程,並未經過嚴謹而科學的成本評估,而是為了政治的需要,進行了「可行性」論證,與中國縣級政府擅長的「把戲」幾乎一樣,只是更加精美,而且被包裝為「增長戰略」。所以,社會總成本並未被充分估計,事實上一切服從了政治需要。

表面看,歐盟的成本計算,經過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獨立智庫(如Cambridge Econometrics)和諮詢機構(如PwC)的詳盡研究,使用宏觀經濟模型(如E3ME、JRC-GEM-E3、PRIMES等)進行模擬分析。實際上,研究的假定條件和設定條件,漏洞百出,實際是被超充分「假定」。如轉型的直接成本直接被「投資需求」所代替,意思是這種成本,就是投資需求,有錢沒錢單說,誰來拿錢也單說;收益如避免氣候損害,不但被誇大,而且完全建立情景化分析的基礎之上。說白了,就是收益是假想的。從2023年起逐步實施到2026年全面執行的,針對高碳進口品如鋼鐵、化學品所增加企業成本,經濟評估認為這是旨在防止「碳泄漏」。說白了,就是通過充斥假定、假想、假設的模型化、情景化以及合理化,計算了所有的一切成本。甚至對於所造成的通脹以及家庭負擔,也予以了美化,稱之為是「綠色通脹」,至於真正的經濟後果,根本無人關心。

實際上,歐盟的氣候議程帶來了巨大的成本開支,重創了歐洲企業和產業,他們只能被迫離開歐洲,毫無辦法。根據PwC 2021年調查,300家歐洲企業中,有60%根本不熟悉EGD;49%聲稱「已有準備」;66%表示已經分配資本用於可持續性(優先清潔能源78%、減排59%);還有三分之一的企業根本不知道歐盟有激勵措施,更別提利用了。歐洲企業界對氣候議程的失望,基本就是溢於言表。

2025年12月18日,比利時布魯塞爾,德國總理默茨(Friedrich Merz,左)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右)在出席歐盟理事會峰會前出席一場有關移民議題的早餐會。(Reuters)

從馮德萊恩主導的歐盟綠色議程來看,嚴重忽視了成本對歐洲社會的嚴重衝擊,整個成本計算數據完全是採用一種自上而下的上帝視角,表面看經過大量表格、數據和曲線包裝的成本評估,實際是一派胡言亂語。導致的後果就是,今天歐洲經濟和產業的萎靡不振,並被歐盟推脱為債務危機的「後遺症」。

第四是,歐盟的官僚化和左翼化。馬斯克直接說:「歐盟的官僚主義就像一個巨大的、緩慢的、貪婪的怪物,它吞噬了歐洲的創新、效率和競爭力。如果不改革,歐洲將永遠被甩在後面。」馬斯克還指出,「歐盟的官僚主義正在扼殺創新。柏林工廠擴建審批拖了兩年,而我們只需要幾個月就能建好。」他還轉發網友評論:「歐盟的環保審查比建廠還複雜。」西門子等歐洲著名企業也一再批評歐盟等官僚主義,很多企業家抱怨說,歐盟機構的官僚主義已經登峰造極,審批甚至要動用卡車運送數噸的紙質文件。

左翼化傾向也是歐盟的一大特點,主要反映在政治議程上面,而非席位上面。從歐盟席位分佈上看,左翼並不能說佔優勢,但從政治議程來看,歐盟的主要政治議程,如社會福利、氣候行動、移民包容、全民醫療、帶薪假、工會保護,還有更高的稅收和更嚴格的槍支管制等等,其實都帶有左翼的明顯特徵。再加上歐洲傳統的「社會市場經濟」(結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保障)模式,歷史悠久,有一定的社會共識,因而即便是右翼也會經常與左翼相結合,支持實質左翼的行動和政治號召。最明顯的是德國議會集體行動,聯手封殺、排擠席位佔第二多數的另類選擇黨(AFD)事例。

圖為2025年2月24日,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聯合黨魁魏德爾(Alice Weidel)在大選結束後離開新聞發布會現場。(Reuters)

所以,從政治議程來看,歐盟依然是堅持左翼化政治議程的跨國機構,這一點決定了歐盟絕非是親商的,整個歐盟社會經濟走下坡路實際是再正常不過的一種結果。

整體來看,四大原因綜合作用共同構成了歐洲的失敗,更麻煩的是,這四大原因對於歐洲國家來說,哪一個還都不容易解決。它們的共同作用結果,就是拖拽着歐洲日益走向社會衝突日益加重,左翼與右翼衝突加劇,經濟萎靡不振,產業外遷,無法面對新興勢力如俄羅斯、土耳其的衝擊,世界影響力持續下滑的深淵。

最終分析結論:

歐洲已然悄悄發生鉅變,其正在迅速脱離第二世界,向着第三世界狂奔。歐洲的墮落,主要是基於歐債危機、移民、氣候議程以及官僚化和左翼化。這四大原因對於歐洲國家來說,哪一個還都不容易解決。它們的共同作用結果,就是拖拽着歐洲日益走向社會衝突日益加重,左翼與右翼衝突加劇,經濟萎靡不振,產業外遷,無法面對新興勢力的衝擊,世界影響力持續下滑的深淵。

本文原載於2025年12月22日的安邦智庫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