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富豪稅收政策的每一次重大調整，本質上都是各國在特定經濟周期下對「公平與效率」的重新權衡，而這種調整必然通過資本流動、產業佈局與財富分配的傳導機制，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結構性重塑，形成清晰可追溯的「政策調整—行為改變—格局重塑」完整鏈條。這一鏈條在近百年的全球經濟演進中不斷迭代，其最新演變趨勢更在中美競爭、產業鏈重構與地緣博弈的多重背景下，呈現出深刻的分化特徵。

二戰後，全球經濟的核心命題是工業化重建與戰後秩序恢復，凱恩斯主義主導的公共支出擴張成為各國稅制調整的核心方向。為支撐大規模基建投資、社會保障體系搭建與軍事安全開支，美國等西方國家紛紛構建高累進的富人稅制。羅斯福新政時期甚至將遺產稅最高稅率推至77%，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飆升至94%，創下現代稅制史上的高稅負紀錄。

一方面，高額稅收為戰後經濟復甦提供了堅實的財政基礎，通過公共支出直接拉動工業生產與就業，加速了歐美國家的工業化深化；另一方面，通過財富再分配有效抑制了壟斷資本的過度擴張，避免了財富集中導致的消費市場萎縮，契合了「政府主導、均衡增長」的經濟格局。同期，歐洲大陸的福利國家浪潮興起，法國等國逐步構建起系統的財富稅框架，形成與工業經濟形態相匹配的「高稅收—高福利」模式。高稅負轉化為普惠性的教育、醫療與社會保障服務，推動西方世界在戰後三十年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與秩序穩定。

進入上世紀80年代至2000年左右，訊息技術革命的爆發徹底打破了資本與人才的跨境流動壁壘，全球經濟格局從「政府主導」轉向「市場效率」，稅制正式成為國家間競爭的核心工具。美國里根政府率先推行供給側改革，大幅下調資本利得稅與遺產稅稅率，這一政策調整激活大量資本湧入矽谷的科技創業領域，推動訊息技術、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爆發式增長，形成了「減稅—創新—增長」的正向循環，為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霸權地位奠定了基礎。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國，其同期推出的「巨額財富稅」忽視了資本流動性顯著增強的時代特徵，導致大量富豪攜帶資本移居瑞士、盧森堡等低稅地區，引發本土投資萎縮、高端人才流失與財政收入流失的連鎖反應。

這一時期，瑞士、盧森堡等國精準把握全球資本流動趨勢，通過零資本利得稅、低遺產稅、寬鬆監管等政策組合，成功打造「財富避風港」，稅制調整徹底從國內收入工具升級為國際競爭武器。低稅地區憑藉政策紅利虹吸全球資本與財富管理業務，高稅地區則被迫在「增收補財政缺口」與「留資保經濟增長」之間艱難權衡。稅收競爭與全球化進程形成強烈共振，推動財富管理資源加速向低稅金融中心集中，倫敦、紐約等傳統金融城的壟斷優勢被逐步分流，全球金融版圖完成了從「國家主導」到「市場選擇」的結構性重塑，為後續的稅制博弈埋下了伏筆。

在隨後的時期裏，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與2020年新冠疫情的雙重衝擊，疊加長期積累的貧富分化問題，使全球經濟格局面臨「財政缺口擴大」與「社會公平訴求上升」的雙重壓力。各國為填補赤字紛紛重啟富人稅調整，稅制演變進入「全球協同」的短暫階段。美國奧巴馬政府推動的FATCA法案，建立了跨境稅務訊息交換機制，開啟了全球反避稅協作的先河；英國2024年正式廢除延續226年的「非英居籍（Non-Dom）」稅制優惠，歐盟持續推進區域稅收統一進程，巴西則在G20框架下積極呼籲推行2%的全球最低財富稅……

這些政策調整的背後，是各國對「避稅天堂」氾濫、稅基侵蝕等問題的集體回應。更為重要的是，OECD全球最低稅（15%）的正式落地，以及CRS訊息交換機制覆蓋87個國家和地區，標誌着稅制演變從「單邊博弈」轉向「全球協同」的階段性轉變。

這一轉變試圖通過建立統一的國際稅收規則，遏制各國間的無序稅收競爭，維護全球稅基的完整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協同本質上是危機背景下的權宜之計。隨着全球經濟復甦乏力、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全球產業鏈重塑與國際貿易衝突不斷升級，各國財政狀況與經濟發展訴求的差異日益凸顯，短暫的全球稅制協同迅速走向分化，形成了當前鮮明的「加稅陣營」與「低稅吸金陣營」對立格局。

瑞銀《2025年億萬富豪報告》的最新數據顯示，意大利、英國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面對持續擴大的財政赤字與債務壓力，陸續提出對富豪更為嚴格的稅負方案，試圖通過增加頂層稅收來緩解財政困境；而杜拜、阿布扎比和新加坡等新興財富中心則反其道而行之，通過極致的稅收優惠與寬鬆監管政策，主動吸引全球財富流入。以英國與杜拜為例，英國在2024年秋季預算中正式廢除實施數十年的「非英居籍」稅制，並於2025年4月起全面採用居住地稅制，徹底終結了海外收入最長15年免稅的核心優惠，同時將資本利得稅基礎稅率從10%上調至18%、高稅率從20%升至24%，附帶權益稅率提高至32%，預計未來五年可增收127億英鎊。但這一政策的代價同樣顯著！

瑞銀調研顯示，36%的受訪富豪已完成搬遷，9%的富豪計劃遷移。諮詢機構估算2025年英國將淨流出16500名百萬富翁，伴隨約786億美元的資產流失，倫敦作為全球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受到嚴重衝擊。與之相反，杜拜憑藉「無個人所得稅、無資本利得稅、無遺產稅」的極致低稅政策，成為全球財富的「避風港」。2024年其百萬富翁數量達到81200人，按年增長12%，億萬富翁增至237人。2025年，預計杜拜全年將新增7100名高淨值人士，帶來超71億美元的資本流入。這種「加稅國外流、低稅國虹吸」的分化格局，深刻印證了資本逐利性的本質特徵，財富正加速向低稅、監管友好的地區集聚，進而推動全球財富版圖與產業佈局的深度重塑。

值得關注的是，在全球稅制分化與財富流動重構的背景下，中國的稅制調整與富人群體流動呈現出獨特的特徵。近兩年，中國雖未推出針對富人的新增專項稅種，也未出現稅率跳升式調整，但隨着金稅四期工程的全面落地與CRS訊息交換機制的深度推進，中國對高淨值人群境外收入的申報與徵管力度顯著加強。

據亨利夥伴公司報告，2024年中國有15200名百萬美元級高淨值人士移居海外，2025年預計流出規模有所回落至7800人左右。從動因分析來看，稅務合規壓力並非富人流出的根本原因，國內房地產與資本市場波動導致的財富增值預期下降、子女教育與生活環境等非經濟因素，以及新加坡、杜拜等低稅地區的政策吸引力，都是重要驅動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徵管強化使得過去通過離岸架構、跨境避稅等方式降低稅負的路徑風險顯著上升，部分高淨值人群為降低稅務合規成本、規避跨境稅務爭議，選擇調整身份與資產佈局，稅務因素成為加速其遷移決策的重要催化劑。這一現象既反映了中國稅制改革向規範化、精細化邁進的必然趨勢，也凸顯了在全球稅收分化背景下，中國面臨的資本與人才競爭壓力。

從全球稅制演變的歷史邏輯與現實態勢來看，當前的分化格局本質上是不同經濟體在財政約束、增長動力與國際競爭壓力下的必然選擇。稅制調整必須與本國經濟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特徵與國際競爭環境相匹配，單純的「加稅」或「減稅」都難以實現長期均衡，唯有在「維護稅收公平、保障財政收入、留住優質資本、激勵創新活力」之間尋求動態平衡，才能實現稅制與經濟格局的良性互動。對於中國而言，需避免激進調整引發資本恐慌性外流。在強化高淨值人群稅收徵管、堵塞避稅漏洞的同時，保持稅率水平的總體穩定，也就顯得尤為重要。

最終分析結論：

超級富豪稅收政策的每一次重大調整，都會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結構性影響。當前，全球經濟深層次矛盾爆發正促使該政策進入新一輪的「協同走向分化」。於中國而言，在這場全球稅收競爭與規則重塑中，既不能盲目跟風加稅，也不應陷入低稅競爭的陷阱，需立足自身發展階段，在維護稅收公平、保障財政收入、留住優質資本、激勵創新活力之間尋求動態平衡，才能最大限度地留住優質資本與人才。

本文原載於2026年1月14日的安邦智庫每日金融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