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判停滯多時後，美國伊朗又在巴基斯坦進行了短暫交錯。

4月25日，美伊雙方分派代表團前往巴基斯坦。伊朗這方由外長阿拉格齊（Abbas Araghchi）率團抵達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並先後與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Mohammad Ishaq Dar）以及陸軍參謀長穆尼爾（Asim Munir）會面；美國則同樣表示將派總統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與特朗普（Donald Trump）女婿庫什納（Jared Kushner）在25日前往巴基斯坦，參加與伊朗開展的和平談判。

只是，這次接觸似乎遠遠比第一次艱難。有鑑於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僵局未解、伊朗內部也存在溫和與強硬博弈，伊朗外交部從一開始就表示，阿拉格齊沒有計劃在伊斯蘭堡與美國官員會面，只會通過巴方轉達德黑蘭的立場；甚至從後續發展來看，伊朗代表團也只在巴基斯坦短暫停留便離開，美國則隨後取消代表團訪巴行程，情勢再度陷入前途未卜的渾沌不明。

不過，巴基斯坦依舊強調，會繼續穿梭斡旋、力促美伊重返談判。事實上，當前美伊談判的局勢成形，除了雙方內部都有停戰呼聲外，也與外部各方的立場牽引有關，尤其是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與埃及。前述四國曾於3月29日在伊斯蘭堡展開為期兩天的會談，協調區域立場，來在為美國與伊朗的直接談判鋪路。

當然，四國的真實立場並不完全相同。從各方的現實表現來看，巴基斯坦是其中最有力、也最獲美伊雙方信任的斡旋國，其餘三國則因各有議程、實力問題、機會主義，而在整個僵持期間若隱若現，甚至不惜採取兩手策略。

不過整體來看，四國還是樂見衝突降溫，並且呼籲結束圍繞海灣的軍事衝突，同時用各種方式多管齊下，既促使伊朗保有談判空間，也讓特朗普依舊延續停火。如果從這個視角出發，美伊談判雖在巴基斯坦登場，這背後卻不能繞過四國圍繞區域問題的立場協調；甚至或許展望戰後，這四國也可能在美國、以色列、伊朗外，成為中東新秩序的重要參與者。

雖未參戰卻始終在場

首先觀察四國的合作基礎。毫無疑問，四方都在中東、乃至伊斯蘭世界具有一定分量：巴基斯坦擁有核武、沙特手握世界第二大石油儲量、埃及控制蘇伊士運河水道、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可說都是政治與軍事上的穆斯林強國。

不過更重要的，是這四國早從2023年加沙戰爭爆發起，就成為衝突的重要參與方，雖未參戰卻始終在場。

首先，沙特動態本身就是戰爭爆發的背景之一。眾所周知，在阿聯酋、巴林都在2020年加入《亞伯拉罕協議》的背景下，沙特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進程已經展開談判，並且成為拜登（Joe Biden）政府的一大外交重點。而這明顯與伊朗的國家利益互斥，尤其是在伊朗沙特剛在2023年復交、海灣出現和解進程的背景下，德黑蘭極不樂見以色列擴大在海灣的影響力，並也由此策動哈馬斯閃擊以色列、希望推遲以色列與沙特的建交進程，也就是2023年10月的阿克薩洪水行動。

而後伴隨戰火持續外溢，以色列先是在2024年10月入侵黎巴嫩，又在12月敘利亞變天後直接進軍敘南，並在2025年打擊卡塔爾的哈馬斯總部、甚至與伊朗爆發「十二日戰爭」，身處變局的沙特也因此出現一系列動作：面向敘利亞，沙特基本是在美國協調下，與以色列、土耳其共享伊朗敗退後的權力真空，成為「新間接統治秩序」的受益者；但眼見戰爭持續波及海灣，沙特也引入巴基斯坦，雙方為此簽署共同防禦條約，標誌海灣「再軍事化」的新動態。

而以上動態顯然一次牽動「四國集團」的當中三國，包括土耳其在2024年與以色列斷交之餘，也同樣擴大對敘利亞的干涉；巴基斯坦則在沙特邀請下，獲得中東政治的新發言權，成為如今斡旋美伊停火的重要基礎。

至於埃及，則是傳統的以巴問題斡旋國，並在加沙戰爭爆發後被迫面對現實問題：加沙與埃及西奈脣齒相依，如果戰火持續外溢，埃及恐怕是首當其衝的成本承受方，尤其是在2025年特朗普反覆提出「清空」、「接管」加沙的背景下，埃及與約旦同樣面臨接收巴勒斯坦難民的政治壓力，因此也迫切希望衝突降溫。

可以這麼說，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都因加沙變局出現新動態，並且展現面對戰爭的各自立場，不論其身分更接近受益者、受害者或機會主義者。而有一動態正好可以收攏四方立場分歧：加入特朗普提出的和平委員會（Board of Peace）。

基本上，這一動態凸顯兩大趨勢：第一，四國都與美國存在緊密的政治與經濟聯繫；第二，四國即便在加沙戰爭中各有議程，卻都認同美國對於加沙的相關規劃，並且有意在「後加沙戰爭」的中東扮演一定角色。毫無疑問，這兩股趨勢也一路延伸到伊朗戰爭爆發的時空，成為當前四國協調的重要基礎。

降溫是最大共識

當然，從任何角度來看，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都難言戰略盟友，反而更像反覆對簿公堂後，進入調解程序的曾經怨偶。

例如沙特與埃及，兩國關係常被稱為「艱難婚姻」（difficult marriage），畢竟埃及曾是泛阿拉伯主義領袖，倡導世俗、統一的阿拉伯政治認同，與沙特等海灣國家形成權力爭奪。一直要到伊朗崛起、「抵抗軸心」擴張後，兩國才在共抗伊朗的背景下緩緩靠近。例如在2015年，埃及加入沙特發兵也門、打擊胡塞的軍事行動，雙方的防務關係也由此深化。

土耳其則一度與沙特、埃及關係緊張。尤其是進入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時期，土耳其基本是將自身定位成區域強權與外交中樞，這就必然要與埃及、沙特等強國發生齟齬：2013年，土耳其的親密盟友、埃及總統穆爾西（Mohammad Morsi）被軍政府政變推翻，安卡拉與開羅的關係因此急劇惡化；2018年，沙特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沙特駐伊斯坦堡領事館遇害，引發土耳其對沙特的外交攻訐，兩國關係也因此震盪。

不過基本上，前述背景同樣反映「阿拉伯之春」的權力博弈與重組，因此進入2020年後，已經進軍敘北、正視埃及再政變的土耳其，也就開始調整外交步伐，例如在2022年開啟與沙特的關係緩和進程，以及在2025年緩和與埃及的緊張。埃爾多安本人更在2026年2月造訪開羅和利雅得，提出多項連結亞洲和歐洲的地緣經濟框架，當中就包括所謂「中東走廊」（Middle East Corridor），也就是意在規劃促進亞洲、海灣、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地緣走廊。

而巴基斯坦，其實始終與沙特、伊朗維持良好互動，只是在2023年加沙戰爭爆發後，因為衝突持續外溢、海灣與伊朗關係出現裂痕，巴基斯坦的選邊壓力也就持續上升。基本上這就解釋了，為何巴基斯坦已在2025年與沙特簽署共同防禦協議，卻迄今沒有在伊朗戰爭中徹底執行，反而是在美伊之間反覆斡旋。

可以這麼說，有鑑於前述四國本就存在權力競爭、且與伊朗形成程度不等的敵對與友善互動，四國集團其實並非共享戰略的統一集團，而是針對危機的協調平台，意在遏制局勢升級並且塑造危機之後的新秩序。

其中，巴基斯坦明顯是這一進程的主要斡旋者，既在華盛頓和德黑蘭之間傳遞各種提議，也推動各方達成停火框架；土耳其、埃及則更多扮演支持性的外交推動者，而非主導節奏的調解人；沙特則更多是從軍事嚇阻層面下手，例如要求巴基斯坦前來駐軍，既為可能的戰爭升級作準備，也是在對德黑蘭傳遞訊號：如果衝突持續，沙特在內的海灣國家不是不可能反擊。

顯然，四國集團並非穩定同盟，畢竟四方之所以攜手，原因不是共同的戰略願景，而是因為面臨同樣的能源和市場動盪、區域溢出效應以及捲入戰爭擴大風險，所以為求降溫走到一起。因此從3月開始，四國便持續進行小型多邊外交活動，並在4月8日美伊宣佈停火14天後持續互動，包括4月17日至19日的安塔利亞外交論壇（The Antalya Diplomacy Forum），四國外長由此進行了第三次會晤。

當然，這些會晤的意義並不在於直接的外交勝利，而是展望停火之後鞏固局勢的機制成形，也就是爭取在首輪停火窗口期間，將外交磋商制度化，並從危機管理進階為對談判的持續影響，並讓各國得以布局戰後中東。

只是從美伊分歧始終巨大來看，短期內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或許既不是穩定的局勢緩和，也不是自動爆發的區域戰爭，而是持續晃動的戰略不確定：特朗普的言論依舊反覆無常且語帶脅迫；海灣國家的協調以及巴基斯坦主導的外交努力仍在繼續，卻也尚未取得決定性突破。

換句話說，軍事行動、外交活動、各種威脅都會同步進行，四國集團也將在保持防空系統待命、外交活動推進的動盪時空中，既設法確保局勢降溫，也嘗試型塑對自己有利的中東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