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6年APEC中國年之際，中美兩國在應對時代變局時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當中國以更高水平的開放積極牽頭重塑國際機制時，美國卻深陷單邊霸權傾向。這種鮮明反差不僅是兩國發展階段的映射，更折射出美國在歷經數十年霸權後，其外交、治理與戰略體系正面臨深層的歷史性衰退。
文章圍繞外交、治理與戰略三大維度，深度剖析了美國「戰略家時代」的終結。作者指出，美國正陷入外交失序、治理退場與戰略情緒化，其政界與學界的雙重短視親手促成了美國當今的失能。面對當前形勢，中國應堅定大國的開放和自信姿態，在百年變局中牢牢把握重塑新時代全球秩序的歷史主動權。
*本文內容根據李成教授在2026年4月17日「APEC中國年·大灣區學術圓桌會：引航亞太開放合作」活動上的發言整理和擴充而成。

我想圍繞外交、治理與戰略三個議題，與大家分享一些個人對中美兩國的觀察。我所感受到的這些「對比」與「反差」 恰好也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發展軌跡。我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5年離開上海赴美讀研，此後在那裏生活、學習、工作了38年。約三年前，我來到香港工作，並落戶粵港澳大灣區。正是這段跨時空的行走，讓我對中美各自的變化，對目前兩國外交、治理與戰略等關鍵理念的認知差異，對我們所處時代的變局影響，都有了更直接和切身的體會。

外交：中美的「此消彼長」

首先是「外交」層面。2026年是中國外交的大年，也是APEC中國年。過去幾年，中國外交奮發有為。體現在高層交往的密集與務實推進，尤其是各國首腦頻繁訪華，西班牙首相甚至在短時間內四次來訪。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更主動、更清晰、更負責任地發聲。在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上的擔當持續提升，無論是國際援助還是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更為突出的是積極牽頭創建了一批新的國際組織，如半年前在香港建立的國際調解院，以及近期在京滬成立的世界數據組織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

但美國外交則是另一番景象：頻繁退群、取消承諾、負責外交事務的機構相繼被關閉或大幅減員，單邊主義抬頭，以霸凌邏輯替代規則精神，以「叢林法則」衝擊國際秩序，甚至對友邦的領土安全發出威脅，更不用說特朗普政府與許多北約盟國公開「口水戰」。 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國所領導的西方傳統聯盟體系就已經處於持續透支的狀態了。過去一年多，美國外交手段的運用程度之低、投入之少更讓世人驚訝。而今，北約越來越像一個「名存實亡」的機制。沿着這一趨勢發展，它將在未來十年裏進一步空心化，甚至有可能像不少北約國家領導人包括特朗普本人所言，走向徹底終結。一位美國的前資深外交官曾感慨：「（美國）外交似乎已被束之高閣。」

治理：美國治理理念已經「退場」

其次是「治理」。回想20世紀80年代中期，尤其是90年代到世紀之交，「治理」（Governance）曾是美國政治和外交精英最常掛在嘴邊的熱詞之一。布魯金斯學會前總裁、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副國務卿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當年曾說：沒有哪個詞比「治理」更重要了。

可現在再看，這個詞幾乎從美國的公共話語體系裏消失了——除了一些NGO，如蓋茨基金會，和一些學者還在沿用，政客層面不管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很少再談及「治理」了。這不僅是一個詞的丟棄，更是一種理念的退場。這與特朗普總統內政外交的決策方式及其對聯合國和其他國際多邊機制的輕蔑態度，本質上一脈相承。其背後都是同種反治理、反制度化建設、反長期主義的行為模式和邏輯。

與此同時在中國，「治理」在最近二三十年裏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概念、觀念和理念。無論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還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倡議」，本質上都在回應一個問題：在高度不確定的世界裏，如何把合作變成機制，把共識變成規則，把風險變成可管理的議程。與此同時，全面從嚴治黨也成為了治國理政的核心工程。

戰略：美國戰略的高度「個人化」和「情緒化」

最後，我尤其想講的是「戰略」。幾個月前，美國發布了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中國國內媒體與智庫高度關注。在我看來，這份報告更像是幾個團隊勉強拼湊出來、充滿內在矛盾的文本。特朗普本人都未必會看——因為不過是把他偶爾隨口講的幾句話就奉為「戰略」圭臬強塞進來。媒體報道最多的即所謂美國正在回到「門羅主義」，但這恰恰證明了一種誤讀：門羅主義談的當然是西半球（Western Hemisphere），可伊朗並不在西半球。

對「門羅主義」或所謂「唐羅主義」的討論掩蓋了真正的核心問題——美國到底有沒有戰略，以及所謂的「美式戰略」究竟意味着什麼。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會更清楚地看到這份報告背後的真實運行方式和它的膚淺。我在美國工作的最後幾年，無論是在與布魯金斯學會還是在隔壁卡耐基的學者們的交談中，我聽到的判斷都幾乎一致：美國沒有戰略，只有情緒。

制定有效的宏觀戰略從來不是易事。它通常需要考慮四個基本要素：1）準確了解你的競爭對手，既不誇大挑戰或威脅而陷入聳人聽聞的陷阱，也不低估競爭對手的實力而自鳴得意；2）明確你的目標，包括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途徑和方法，以及對自我能力的客觀評估；3）在國內達成共識並建立國際聯盟，並使其得到廣泛支持；4）在利益交匯時與競爭對手合作，始終保持外交機制暢通，以避免災難性局面。一一對照下來，顯然美國相當一段時間裏都缺乏像樣的對華戰略框架。

廣而言之，美國的戰略缺失不是個別和短暫現象，是普遍與長期問題。美國的著名外交官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曾主管國家情報工作，也做過駐沙特大使。 他最近直言，「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已喪失進行戰略思考的能力。」

這種「戰略失能」，並非抽象概念，而是可以從許多「魔鬼細節」裏看出來。一位資深參議員連伊朗人口有多少都搞不清楚，就極力主張對伊動武；國防部長連東盟有多少成員國都不知道，卻頻繁談「印太」戰略；特朗普本人及其顧問還說過「中國沒有風能」這種常識性錯誤。可事實是，中國風電裝機與產業規模都冠絕全球。戰略不是口號，戰略的前提是基本事實；連事實都不掌握，談何戰略？

美國學界與政界的集體失能造成失序

從更深層次看，美國「戰略失能」與學術界的短視與固步自封也不無關係。過去幾十年美國製造業大規模外遷，與美國經濟學界長期鼓吹的理論取向有關。主流經濟學家對造成美國國內產業空心化、貧富懸殊、社會撕裂等問題缺乏足夠的關注。今天想把製造業「請回家」，談何容易？反觀中國，在發展服務業的同時保住了製造業根基，這恰恰體現出一種更穩健的政策理性與長期發展的戰略智慧。

如果說美國的經濟學界至少還能在模型裏解釋現實，政治學界的問題可能更糟糕：當美國內部亂象叢生、特朗普現象成為時代症候時，許多學者仍忙於對他國指手畫腳，卻迴避追問「美國失序」的病根在哪兒。用清華大學李稻葵教授的話說，在美國無論政治學還是經濟學，都出現了根本性的錯誤——不僅僅是學術層面的誤差，而是問題意識與方法論的偏航。

當然美國不是一直如此。尤其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美國曾出現過幾位真正意義上的大戰略家。在我看來，其中有三位對美國20世紀的強國地位貢獻尤其巨大，分別是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1904-2005），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2017）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2023）。 我有幸與這三位大戰略家生前都有過往來，親身見證、領悟了他們的睿智。

我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博時，曾與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生活的喬治·凱南有過一些短暫接觸。後來我到漢密爾頓學院任教時，他還給我推薦過他的學生申請教職。喬治·凱南為美國製定了「遏制戰略」。他明確提出冷戰的概念，尤其要避免軍事上的熱戰。因為他判斷蘇聯終將因自身問題而走向崩塌，因此美國最需要避免的是與蘇聯直接開戰。凱南這種戰略克制與長周期思維，影響了美國幾代決策者。

布熱津斯基曾擔任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我2006年到華盛頓特區布魯金斯學會工作時，他的辦公室就在附近的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直到他2017年過世。我2009年在華人團體百人會擔任副主席時，還非常榮幸給他頒發過中美友好貢獻獎。

布熱津斯基在1997年寫下了《大棋局》。這部戰略領域的傑作提醒美國：贏了冷戰並不意味着危險消失；而最大的風險是俄羅斯、中國、伊朗在共同需求下走到一起——不是因為意識形態與文化相同（它們並不相同），而是因為共同面對一個咄咄逼人的美國。由此，他認為對美國外交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避免這三者結成合力。可悲的是，後來拜登總統在「民主對專制」的極化敘事下，把俄羅斯、中國、伊朗推向同一側；特朗普總統任內對伊朗大動干戈，更是讓布熱津斯基當年的警告以更尖鋭的方式被驗證。

最後一位是我的恩師基辛格。基辛格九十多歲時，開始學習人工智能，在他後期對我的教誨中談得最多的也是AI時代戰爭形態如何演變、技術如何重塑威懾與穩定。當我現在看到俄烏衝突中無人機的廣泛使用，以及美以伊戰爭精準打擊能力的提升，我會想到他對人工智能時代戰爭的敏鋭與前瞻。

他不太用「G2」這個詞，但他強調「兩超並立」：在人類現代史上，很少出現兩個旗鼓相當、勢均力敵的大國長期共處。所以，他從不認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相信中美應當共同發展；除非有一方犯下一連串重大錯誤——他當時更擔心的是美國——否則這種格局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一個百歲老人早已看得如此犀利透徹，但令人遺憾的是，他擔心的情景正逐步成為現實。拜登執政時，從未與他會面，這件事始終讓他耿耿於懷。但拜登政府至少接受了基辛格的警世箴言：在AI時代，中美要確保由人來掌握核武器的最終控制權——這也是2023年11月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之一。

結論：邁向開放自信的中國

回到中國自身，我想要說的結論是：中國要更開放。美國真正成功的年代，就是它開放、包容、自信的年代。那些塑造過美國外交黃金時代的戰略家，本身就是開放時代的產物：喬治·凱南有深厚的國際歷練，甚至在歐洲坐過牢；布熱津斯基生於波蘭、長於加拿大；基辛格的生活經驗，更是從他顯著的德國口音裏就聽得出來。正是在那個開放的年代，美國憑藉包容與海納百川，彙集了來自全世界的智慧，也因此擁有一種由內而外的自信。

但今天的美國，已很難稱得上自信；反之，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自信。而越是在這樣的歷史對照中，我們越要把自信落實為更高水平的開放。中國需要提出面向全球的外交、治理和戰略等方案，提供更多能夠被國際社會使用、信賴、受益的公共產品。

推動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突破性更新，把理論從舊敘事中解放出來，回應新時代的現實命題，在大變局中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探索新型包容可持續的經濟全球化，這將是我們這個時代學者們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作者李成是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和香港大學治理與政策學院教授。加入香港大學前長期擔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亦是首位華裔主任。他目前同時兼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董事、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成員，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傑出研究員、香港亞洲協會常駐學者。曾擔任世界銀行顧問和由傑出美籍華人組成的精英組織美國百人會副會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精英轉型，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和演變，中國的科技政策和公共衛⽣政策，中美智庫⽐較和中美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