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戰爭攪動中東安全的當下，美國保護傘的存續引發熱議，關乎中國的軍事動態也激發了新討論。

首先是中埃近期舉行的「文明之鷹-2026」聯合軍演。這次演習展現的並不僅是象徵性的軍事外交：中國向埃及部署了殲-16戰鬥機、YY-20A空中加油機、KJ-500預警機、電子戰飛機以及其他支援裝備。這是中國戰機編隊首次飛越亞洲6,000多公里抵達埃及。

在此之前，中國僅向俄羅斯遠東地區和巴基斯坦派遣過殲-16戰機，即便是去年的中埃「文明之鷹-2025」，中方也僅是使用了較小的殲-10C戰鬥機和支援機。尤其，這次雙方還進行了中國殲-16和埃及陣風的中近程空戰演習，即便這一安排並不意味著北京打算在中東動武，卻表明了中國有能力與地區軍隊並肩作戰。

而這種發展並非孤例。自2008年起，中國便一直在亞丁灣、索馬利亞附近海域進行保護船舶、打擊海盜的護航行動，第49支護航特遣隊也已在今年8月啟程。聯合軍演更在近年反覆上演：2025年，中國與伊朗、俄羅斯在阿曼灣舉行了海軍演習；2026年8月，中國與阿聯酋舉行了第四次「獵鷹之盾」空軍聯合訓練演習。

2023年加沙戰爭爆發後，作為中國戰略夥伴的巴基斯坦積極入主中東，包括在2025年與沙特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定》（SMDA），又在一系列衝突升級為2026年的伊朗戰爭後，在同年8月與土耳其、沙特簽署《麥加協定》，以及與科威特確認了新防務合作，不斷拓展與海灣的軍事關係。這就引發新討論：隨著巴基斯坦在中東的軍事角色上升，中國的軍事裝備是否會在區域安全架構中扮演重要角色？

可以這麼說，中國與埃及近年的關係飛躍，與「一帶一路」的推進息息相關，所以能為當前的軍事合作奠定基礎；而加沙與伊朗戰爭的爆發，又似乎能為中國帶來中東安全市場的新機遇，尤其是在美國安全保護傘有所不足的背景下。

美國不足中國來補？

而這一切，其實都被更宏觀的脈絡所涵納，也就是美國從中東的持續撤出，以及全球秩序的日益碎片化。前者包括美軍從伊拉克、敘利亞的撤退，以及從奧巴馬（Barack Obama）時期開始的「重返印太」趨勢；後者則包括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平台的崛起，以及日漸明顯的「全球南方」與「南南合作」議題討論。

而以上種種，無疑都為中國的中東參與創造了機遇。近年的最明顯案例，就是2023年的沙特伊朗在北京復交，基本上不僅側寫中國足以溝通伊朗、海灣的政經能力，也凸顯海灣並不完全是美國所壟斷的勢力範圍。正如面對當前伊朗戰爭，中國同樣不是毫無角色，而是在斡旋諒解備忘錄的幕後發揮一定作用，並在7月戰火復燃、8月備忘錄到期後，持續呼籲各方停火談判。

例如8月24日中國外長王毅會晤科威特外交大臣時，就強調中東和海灣地區已到「關鍵時刻」，各方必須重返對話。王毅也同時表示，中國願與科威特加強協調，為區域和平穩定做出貢獻。而這也就凸顯中國軍事參與的複雜性：即便中國軍備持續打入中東市場，也未必會在所有議題與美國「針尖對麥芒」，反而是充滿不同情境下的合作空間，而且不急於建立壟斷性的勢力範圍。

伊朗戰爭就是最典型案例。整體來看，通過基礎設施項目、商業投資和不斷增長的軍售，中國穩步擴大了在海灣的影響力，包括參與支持沙特的彈道導彈計畫；與此同時，中國與伊朗的特殊關係，不論是作為伊朗最大原油買家，又或是最大貿易夥伴，都讓不少分析指出，中國的政經網絡正為伊朗的導彈、無人機、石油產業提供支持。

可是面對伊朗戰爭爆發，衝突威脅海灣集體安全、能源自由流動、關鍵水道通行，中國卻並沒有進行明顯的軍事參與，不論是支持海灣各國「打通海峽」、又或是贊成伊朗「控制海峽」，中國也沒有站邊，而是積極與區域各方及調解人接觸，力求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將防止衝突擾亂貿易、能源供應當成短期的最高目標。

這種現象其實反映了兩股脈動。

第一，在能源、貿易、投資以及大量中國人員存在中東的背景下，要維持「深度經濟參與但安全參與有限」的舊模式，對中國來說已是不切實際，如今北京似乎正改為追求「更廣泛、更全面但仍保持克制」的安全參與形式。

第二，不僅中國在中東的軍事影響力受經濟利益牽引，軍事本身就是利益所在。對北京來說，不直接參與戰事、但持續進行聯合軍演與軍售，其實就是讓自己無需承擔更正式的安全角色，卻還是有展示國防工業的空間。

可以這麼說，雖然中國在中東逐漸擴大的軍事角色，很大程度來自美國的缺位，但北京與各方的互動，又不全然展現「取美國而代之」的色彩。

但中國不會是另一個美國？

而這背後其實牽涉中美的軍事實力對比，以及中國與中東各方的複雜聯繫。

首先是中美在中東的軍事對比。顯然，由於缺乏與華盛頓相匹敵的聯盟網絡、基地與常駐部隊，中國在中東的安全基礎設施其實相當有限，除了在東非靠近亞丁灣的吉布地設有唯一海外軍事基地外，幾乎沒有其他安全保障。

正因如此，即便中國有意在伊朗戰爭情境下進行更強硬表現，例如參與海灣各國的「打通海峽」行動，又或是參與同各國的對伊軍事行動，其實都沒有可行空間，因為中國至今依然缺乏部署大規模兵力，以保衛海灣國家免受伊朗威脅的能力。

再來是中國與中東各方的複雜聯繫。說得更直接，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其實遍布中東，除了圍繞海灣的伊朗、沙特、阿聯酋外，還延伸到了北非的埃及，甚至就連對以色列，也在2017年建立了「創新全面夥伴關係」。

基本上這就預示了，面對中東戰爭，不論衝突根源為何、攻守陣營如何演變，北京所能採取的最可行作法、最符合利益行動，其實就是保持自身的非對抗性。

而以上兩個脈絡的相互交纏，其實就解釋了為何從加沙戰爭到伊朗戰爭，不論內部輿論如何沸騰交鋒，北京的一貫立場始終是呼籲談判、力促停火，而不涉及更進一步的軍事部署與選邊。尤其是在伊朗戰爭的情境下，即便水道受阻影響能源貿易，北京也沒有進一步的軍事干預，而是選擇繼續與各國的無害軍演。

可以這麼說，儘管中國在中東的軍事角色持續上升，但在缺乏能與美國相比的龐大軍事網絡、與中東各方都有利益往來的背景下，北京其實無意挑戰、也無法複製美國模式，自然也就沒有成為中東「新警察」的掙扎。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中埃聯合軍演、中東市場的中國軍備，或許就能有新一層認識：基本上，北京並不尋求建立軍事聯盟，或是在中東進行大規模的永久部署，而是要通過低強度手段，持續擴大自己的安全存在。而在這種情境下，不論是不涉戰爭的無害軍演，又或是持續上升的軍售數額，基本上都是要為某種「相互促進的框架」的服務，且這套框架目的並非取代美國，而是要降低區域不穩定對中國利益構成的風險。

當然，中國未必會永遠維持這種有限參與模式，不過從現實視角出發，要切實發揮更實質的軍事角色，中國就必須參與中東多邊安全機制、又或是在中東建立制度化的安全合作。在這一階段到來前，中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都還會維持有限承諾、選擇性參與、避免正式結盟的「有所為有所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