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開啟「歷史終結論」幻想 終於也成了它的掘墓人

撰文:張鈞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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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台譯戈巴契夫)當地時間8月30日夜間因病去世,西方世界站在所屬的意識形態位置上,無不緬懷這位「冷戰結束的推手」,盛讚他「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歷史」。蘇聯解體30多年過去了,世界與歷史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改變,戈爾巴喬夫的離去,給了世人一個回顧與反思的機會。

戈爾巴喬夫在任內推動「開放」(glasnost)與「重建」(perestroika)政策,最終導致蘇聯與蘇共「亡國亡黨」,以及自己的黯然下台。他親手終結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就算在1996年試圖東山再起競選俄羅斯總統,卻連1%的選票都拿不到。但戈爾巴喬夫選擇的這一條道路,還是分別給美國、中國和世界留下了三份寶貴的「遺產」。

自我終結造就美國霸權

1. 他令美國在「歷史終結論」的狂歡喧囂之中,攀上了顛峰卻也註定鏽蝕斑斑。

美蘇抗衡時期,美國透過對華關係正常化推行「聯華制蘇」政策,為蘇聯帶來了沉重的競爭壓力。就在美國開始把「和平演變」矛頭轉向北京的1980年代末期,戈爾巴喬夫相信了列根(Ronald Reagan)與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的「催眠」,認定唯有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才是解救國家的良方,從而自己「和平演變」了自己,成了給美國和西方世界一份帶有驚奇性的「獻禮」。

1985年11月19日,瑞士日內瓦,戈爾巴喬夫(右)與時任美國總統列根(左)會面。(美聯社)

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一夕灰飛煙滅,令西方世界唱響了「歷史終結論」的讚歌,深信代議式民選體制與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市場制度,將成為世界唯一的典範。這是戈爾巴喬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意識形態根源,也是緣何拜登(Joe Biden)緬懷戈爾巴喬夫是「擁有卓越眼光的人」的原因所在。

儘管蘇聯後來老態龍鍾,但缺乏了這道政治力量的牽制,西方民主陣營宛如放虎出籠,帶着自信與傲慢所向披靡、為所欲為。當世界從兩個陣營的對立,走向了美國一元獨霸體系,「民主自由」勝利的代價,並沒有從此帶來和平幸福,美國反而挾着政治、經濟與軍事的超強力量,在其他國家按着自己的面貌進行「顏色革命」改造,烽火漫天。西方認定戈爾巴喬夫是德國統一的大功臣,不過美國霸權不顧承諾遂行北約東擴的結果,終致爆發了烏克蘭戰爭,世界至今依然還在承受着戈爾巴喬夫當時抉擇的後果。

中國引以為鑑漸進改革

2. 他令中國引以為鑑,堅持走在穩健漸進改革的道路上。

中國「改革開放」在時序上走在了戈爾巴喬夫的「開放」與「重建」政策之前,不過後者快速過渡到了激烈急進的「休克療法」,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雙管齊下,非但沒有解決前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腐敗等政治弊病,在經濟上還為俄羅斯百姓招致了史上嚴冬,GDP從1991年到1998年下降了40%;此外,從1991年至1994年,男性預期壽命整整減少了6年。

1990年代初期曾在莫斯科居住八年的英國學者羅思義(John Ross)回憶,當時他親眼目睹,成千上萬的退休人員開始在街道上排隊,試圖出售他們在家裏烤的餡餅或蛋糕,甚至不是「一包」香煙,而是「一支」香煙。美聯社的報道也提及,「戈爾巴喬夫在晚年獲得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讚譽和獎項。然而,他在國內卻遭到了廣泛的鄙視。」

當中國經濟在1990年代準備邁向騰飛之際,正是看到了俄羅斯的前車之鑑,又經歷了諸如「河殤」等路線辯論洗禮,國內湧現了「居安思危」的危機意識,在經濟上要「摸着石頭過河」,在政治上要找到一雙合腳的鞋子,在思潮和意識形態上也需要時時警惕洋和尚不見得就能念一本好經。

戈爾巴喬夫的激進改革路線,付出了「亡國亡黨」的代價,其歷史教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大借鑑。(資料圖片)

進入21世紀之後,可以看到以中國社科院學者李慎明為代表,官方強調了蘇聯與蘇共「亡國亡黨」的歷史教訓。2013年至2014年內地視頻網站流傳一部據稱由國防大學製作的紀錄片《較量無聲》,片中以戈爾巴喬夫的畫面作為開頭,示警領導人的迷茫和動搖,將會對國家帶來搖搖欲墜的危機。

曾任台灣立法委員的已故哲學學者朱高正,1993年曾經在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做過一場演講,比較了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兩人的改革事業。在他看來,戈爾巴喬夫的「重建」失敗了,整個蘇聯不但瓦解,經濟狀況也更為吃緊,且人民生活絲毫未見改善;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卻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並且在持續深化中。他的這一段評價,其實就能深刻看到戈爾巴喬夫的失敗路線,所留給中國的「遺產」。

世界百花齊放走向多元

3. 他令世界看到了未來前景並非只有西方或美式道路一途。

1987年戈爾巴喬夫出版過一本名為《重新改造蘇聯》的著作,他在書中提到「蘇聯和美國對世界的前途負有特別的責任」,又說「我認為我們和美國人都擁有歷史性的成就,將會有智慧、能力、責任以及必要的彼此尊重,來掌握實際和防止災禍」,不難看出他不只向美國喊話,更對美國寄予厚望。

1988年戈爾巴喬夫(左)、列根(中)和老布殊(右)在紐約合影。(維基百科)

不過蘇聯瓦解之後,只剩下了「負有特別責任」的美國,就像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宣傳的「白人的責任」一般,美國在成就自身的超強主宰地位之時,看不到這個世界的多元組成,不懂得尊重各種思想文化激盪和碰撞而出的可能性,站在唯我獨尊的制高點上睥睨一切。當冷戰結束卻又造就了另外一個霸權之時,同時也意味着美國內外不斷積累堆疊出來的千瘡百孔,正在鏽蝕自己走向衰落。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張麟徵如此看待今天所處的世界:「中國崛起,歐盟、俄羅斯與東盟各據一方,未來印度也將壯大加入,國際社會再度多元化的趨勢是擋不住的。」換句話說,世界將從二戰後的二元體系,以及冷戰結束後的一元體系,重新復歸到百花齊放的多元化體系。人們逐漸拋下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偏執與成見,不再以西方或某一種單一的體制視為永恆不變的圭臬,只要能為人民創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就是好制度。

2019年柏林圍牆倒塌30周年紀念日前夕,戈爾巴喬夫接受德國《明鏡》周刊專訪時有了這樣的反省:「雖然冷戰結束了,但是新的鴻溝卻也產生了」,「如果人類一再陷入同一個困局中,那肯定沒什麼好結果。」放在眼下實際的形勢來理解的話,其實我們得以進一步看到形形色色的道路選項都在興起,過往被認為水火不容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如今給了人們一種新的想像可能,而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也逐漸超越既有對於民主選舉的形式要求。

蘇聯解體後30餘年以來的風雲變化,證明了世界又走向了一個轉折點,一個揚棄意識形態敵對的轉折點,一個看到現實遠比拘泥於形式更重要的轉折點。戈爾巴喬夫其人已逝,他奠下了「歷史終結論」的幻想基礎,事實上也弔詭地成為「歷史終結論」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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