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別於上海，香港有明確邊界及區域範疇，自成完整的社會制度、經濟政治管治行政教育文化體制及生活方式，獨立司法管轄區、海關、貨幣及稅制。這些多層體制（institution）互相呼應、配套而成一個「多體制實體性模式」整體。香港出乎世界預料、跡近不知不覺中成為中國第一個比較成體系的「以個體為基礎（individual-based）自由自主自律（繁榮法治廉政）」社會。

在完整的地理及政經法理的範圍內，香港百多年行十九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以個體（具實體性的個人）為單位、靠客觀化的體制的自由運作維持秩序及競爭遊戲規則，由個人自由組合的群族自由面對新世界和未知的風險，自行決策及負起後果；政府及官員被動、少管「無形之手」，權力及資源隱退（低稅、藏富於民）。

中國傳統是政府及官員一統集中權力及資源，常態是突顯天經地義的家長式「全知全能全德全計劃全照顧全管」，代普天之下全民認識及介定世界，主宰決策及行動，沒公與私的距離及空間。49年革命成功後權威專政更史無前例上中下多層立體、巨細無遺全面完整齊備強勢。

中港是這兩種「模式之爭」，非「制度之爭」。中港之間並不是兩種制度的「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而是一個制度應如何運作，是「一制」之內由什麼人（怎樣選出及問責）、怎樣經營營運操作同一個「資本主義制度」。這是兩種運作模式的差異與關係。用意味著「兩制」的差異與關係的「一國兩制」概述、表述香港問題，並不準確貼切。

香港「一制」之內的「模式之爭」，一邊是中國「前現代」傳統社會與「超現代」社會主義政體合成的「香港資本主義」的認識與奉行、概念與構思、結構和管運，另一邊是香港「類現代」社會認識與奉行的「香港資本主義」概念與構思及結構和管運。這個中港「模式之爭」源於百多年的中西政經人文思潮及再現實實踐，三四十年來異變（mutate）為身份分裂。

中國是文化古國，但三四十年九七問題壓力下，對香港實用主義先行，最高層急就章頒下「死任務」，簡單粗放將「不可能」強變成「可能」，要辦事人員完成任務。上中下各層官員祇單一優先有形的社會「繁榮穩定」及經濟「實際實利」，忽視或逃避「次要」的香港賴以成功的深層人文質性、價值觀、存在意識與身份意識及其中港差異。

剛從文革黑洞中出來，中國組織的調查研究隊伍完成兩巨冊《香港概論》，忙於補自由港開埠初期的「香港課」，祇觸及「香港現象」的十分之二三成，對百多年香港的內內外外、虛實軟硬的社會政經人文蛻變過程、內容與內涵，完全無視無知無覺。基本認識不足，完全談不上為「一國兩制」作所需的準備。

初期構思和爭論「一國兩制」時，中國有些少這方面的考慮，企圖「就香港認識香港」。但因禁區處處，官民普遍不能正確審視百多年中港關係、不願肯定香港百多年在中國現代化的正反內容與意義，對香港沒客觀深入、全面、正確認識，祇是緊跟由上而下的主旋律和調子，運動式一哄而上，努力真真假假信誓旦旦要保持「香港模式」（辦事方式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不會以大陸通行的「中國模式」施諸香港。官方的信誓旦旦主要出於一時一形勢一目的政治宣傳和形勢動員所需，經不起長期考驗，難以堅持承諾。

中國主張的「一國兩制」除了本身認識不足、思慮不深，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主權與尊嚴、各階段任務高於一切，不准「反」面或負面思考。另類歧義、異見創見、質疑或對立反調、保留或憂慮，通通被拒絕、排斥、打倒。九七問題每個階段，中國以運動式單維單因素單向思考及為求目的壓倒一切的操作，凡「我」決策即為全掌握形勢和全解決問題，未到結果已預告勝利。這種集體主義權威模式的思維、決策及行動方式和態度，正正和香港百多年的個體主義、自由開放、多元互動背道而馳。中國官民「君臨香港」，絕少「忘我」進入對方、向「敵人」取經請益借鑑，完全祇有「唯我」主觀能動（以「人」扮「神」），沒客觀精神。

從體制而言，中港差異與「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課題主題」集中在香港的民主機制。對香港而言，民主機制是香港模式運作所必不可少，是香港現代化的最後一里路，但對中國而言，民主機制必制約、削弱、侵犯中國主權治權、權威專政，等於乾旋坤轉，層層餘震。中港三四十年就民主機制的格鬥下互掐升級，社會體制人心自由與法治受損、崩潰。

中國治港之難，原因之一是對「一國兩制」有關的中港「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課題和主題」認識遠遠不足，考慮及構思不全，落實時遇到困難阻擾即失座標方位及方向，被前線「戰況」形勢拖著走，危機急迫下本能反應以大陸通行的「中國模式」對香港；中港當權治港者的個人、群體及組織自覺不自覺、有意無意間「公器私用」。

香港百多年成功走向世界，中國正亟亟於走向世界；香港已抵達，來路及經歷應百年來為中國提供不少參照，應仍有不少共通軟硬資源。中港三四十年的「模式之爭」，不是沒努力找共同地帶，而是太大差異、太少認識和耐心、太淺進入問題，各方努力都如泥牛入海。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