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治理｜特區政府應該如何推動「運動產業化」？

「體育」向來非特區政府重點關注的範疇之一，直至香港代表隊在今屆東京奧運奪得前所未有的佳績，方才「急忙」推出數項有利於體育持續發展的措施。但是，政府能夠提供予體育界的資源依然有限，如若全面發展，確實需要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發展模式。因此，特首林鄭月娥在剛剛發表的《施政報告2021》提出「推動體育專業化、產業化」，從而提高運動經濟效益，擴大其生存空間。然而，有關政策頗不但頗為空泛，而且錯誤以「體育產業化」形容「運動產業化」，可見發展理念不太清晰。香港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劉永松就此接受《香港01》專訪，詳細探討應該如何推動體育和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體育產業化VS運動產業化

國務院今年七月發布《全民健身計劃》，表明2025年要帶動國家體育產業總規模達5萬億元人民幣，即全國生產總值（GDP）的5%。特區政府亦適逢香港運動員在今屆東京奧運報捷，推出一籃子體育持續發展政策，當中提出加強推動「體育專業化及產業化」。

「體育專業化及產業化」的口號聽起來很響亮，但浸大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劉永松接受《香港01》專訪時，馬上糾正有關說法的錯誤：「應該是『運動』需要產業化。我經常用『運動產業化』而非『體育產業化』，因為『體育』必須要與教育相關，『運動』產業化所包含的是商業經濟，這是較為正確的名稱。」

這個小小的事例，正好凸顯特區政府對於體育和運動發展缺乏足夠認識。有些人甚至誇誇其談，以為促進「運動產業化」（即政府所謂的「體育產業化」）就等同加強訓練精英運動員贏得國際獎項。然而，其實「運動產業化」的真正目的，是透過運動文化發揚廣大，從而製造經濟及社會效益。

劉永松解釋，「運動產業化」的概念是結合相關產品，達致產品多元化和效益最大化，當中涉及零售推銷、運動場館建築、贊助、傳媒、運動管理服務業、運動彩券及運動旅遊等等範疇。簡單而言，奧運只是一項「體育」賽事，但這場體育比賽不只令群眾明白體育精神，更額外令他們在「運動產業」上消費，例如周邊產品、運動用品、轉播權的費用等，令奧運主辦國或其他參與國家獲取經濟收益。

釐清「運動產業化」的概念後，還須梳理其與「運動專業化」的關係，因為若要促成「運動產業化」的發展，少不了「運動專業化」這個「工具」。

劉永松指出，「運動專業化」不外乎三個重點：第一，要以專業的運動科技提升運動競技的成績，從而帶起群眾的運動參與，提升運動普及化；第二，要加大相關職業配套，推動運動發展成為一個可以投放終身的事業，培養更多專業教練，吸納有志青年參與；第三，要推動運動配件的專業化，例如運動科技手錶、心跳偵測器等等。

「這些都會隨着其專業化的提升而貢獻在產業化之上，所以專業化是其中一個成就產業化的工具、條件。」劉永松一再強調「專業化」之於「產業化」的重要，並且指出香港的「運動產業化」水平已經大幅落後於世界。

以英國這個體育強國為例，單是「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英超）一項賽事，每年已為英國經濟貢獻76億英磅，而根據《泰晤士報》估計，全英足球產業一年的產值接近100億英磅，即大約1000億港元。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球迷主要消費範疇並不只球賽門票，還有賽事轉播的電視訂閱費、球衣及相關產品、比賽日餐飲、交通費等，可見除了運動競賽本身，其他衍生產品對當地經濟有不少貢獻。

反觀香港，儘管體育行業產值在2019年佔本地GDP2.1%，約590億港元，但其所涉獵範疇相對單一，主要包括教育方面的費用、體育設施的營運、比賽門票的出售；更重要的是，其實整個產業根本毫無規劃，而是雜亂無章。劉永松提醒：「我們要引入新興運動的所有文化、行為、特色等元素，同時推向產業化，不應局限於運動本身。」

旅遊運動VS運動旅遊

不過，正因香港運動產業化落後於人，所以發展空間反而會更大。相信特區政府也是看到當中的潛力，所以會再《施政報告2021》當中提出，將研究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以統籌有關範疇的發展。外界普遍寄望，該局的產生能夠整合以往非常零散的體育政策體系，全面提升體育治理效能，並且積極透過與國家體育事務的對接爭取更多發展機遇。

「這個局與國內省市層面的行政架構及名稱是一樣的，背後的意義可能是香港這個局會參考省市文體旅遊局的內容去做一個模版。」劉永松稱，「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將會締造一個融合的時代，如香港可以配合內地的行政架構和政策走向，相信都能推進香港的「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和「運動專業化、產業化」，「最少會令行政效率提高，並減低（香港需要付出的）成本。」

劉永松提到，「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其中一個重點發展方向，應該透過「盛事化」去提升「產業化」的效果。他解釋，「雖然新局包含三個範疇，但其實文化、體育及旅遊是高度相關，文化可以包含體育文化，旅遊亦可以包含運動旅遊」，而「盛事化」正是帶旺運動旅遊從而促進「產業化」的重要途徑，例如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每年均會帶來龐大收益，以2019年的數據作計算，當年比賽吸引了12萬名觀眾參與，門票收益多達港幣1.2億元；有四成觀眾來自海外，而每名海外觀眾的總消費為港幣2萬元，合共帶來約港幣9.6億元的收益。

劉永松特別提醒，特區政府需要小心區分由「盛事化」所帶來的「運動旅遊模式」，到底是「旅遊運動」（tourism sports）還是「運動旅遊」（sports tourism）——「旅遊運動」是一種不經意、沒有計劃的運動消費方式，例如遊客到一個國家旅遊，碰巧有國際賽事在當地舉行，遊客又對該項目有興趣，所以會參加該項活動；「運動旅遊」則是可以計劃、預備的消費方式，遊客會為了參與該項活動而特意到某地消費——香港若要推動「運動產業化」，所需要的正是「運動旅遊」。

劉永松補充：「香港的運動產業化已經有一些眉目，只是我們未有一個有效的運動旅遊模式，如果我們能夠有系統地設置盛事化的項目，例如每月定期舉辦國際賽事，當中所帶動的運動旅遊消費應該非常可觀。」因此，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成立十分關鍵，當管理體育的部門被細化及專業化後，政府可提高處理體育事務時的行政效率，亦可為盛事化作更有系統、更詳細的部署；再加上三者之間的互相配合，令運動旅遊及文化推廣能更有效地貢獻於運動產業化。

可行性研究VS執行性研究

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2021》中提到，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主持的研究體育發展工作小組，將與商界和體育界共同探討未來體育發展。劉永松則認為，政府當下最需要進行的是政策的「執行性」而非「可行性」研究，「因為運動產業化已是一個必行的政策，應該從政府的角色、功能、政策結構進行諮詢及收集資料，研究如何執行。」

由於「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組織名稱與內地省市架構相類似，外界預料港府或會參考有關做法。不過，劉永松指出，「在體育政策裏，society specific（社會特性）是十分重要。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不論是文化、生活方式還是經濟發展的制度，都是向外開放型——會吸收國際經驗。」

他建議政府可對比國際現時「行之有效」的模式，研究未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應該採取的運作形式，如果以香港的特性而言，具備國際特色是必要的。當然，除了研究之外，政府與商界的合作亦固然重要，劉永松認為政府在運動產業化的角色多會是一個促進者，召集商界及體育界的持份者共同合作，「運動產業化的目的並非要政府負責更多，而是要由自由市場推動，令運動產業應夠在經濟體系之內存活及發展。」

香港將與澳門及廣東省聯合承辦2025年的全運會，而這個機會將是一個讓香港運動產業化「更上一層樓」的重要契機。這項盛事的吸引力不亞於亞運會，單是轉播權已能為香港帶來可觀的收益，若果未來能夠通關，全運會亦會吸引不少觀眾來港消費。

再者，當香港擁有主辦全運會這種高等級的盛事的經驗後，便有條件舉辦更多大型國際賽事。正如劉永松所言：「我認為2025年合辦的全運會將成為一個很好的助力，讓我們在未來三年計劃如何好好利用香港擁有的條件及機會。運動產業化需要銜接國家、銜接世界，這才是一個成功發展的方向，否則只看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我們的發展將會很有限，甚至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