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的百人生日派對，爆出多名高官和議員公然挑戰特區政府防疫呼籲的醜聞，令人質疑他們是否自以為比一般市民更加健康一些，所以可以違反食肆要求、可以拒絕使用「安心出行」、可以脫下口罩近距離交流。儘管不中聽，但一個赤裸裸的現實是，很多權貴的確比普羅大眾要「健康」得多，因為財富、權力、地位等因素通通都會主導社會資源分配，而箇中的差異就難免影響個人的健康狀況，造成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y）。
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健康不平等」是個很難引起大家關注的概念，因為對於不少人而言，「健康」是自己的事，「不平等」則指向社會地位和資源分配，兩者之間看似沒有什麼關聯——相信特區政府也不願意承認個人健康會受社會因素影響，否則治港者們就需要為此負上責任；然而，「健康不平等」卻又是真實存在並嚴重威脅著不同階層的問題，會透過飲食習慣、生活環境、工作狀況等等場景的資源差異對人們造成生理和心理傷害。有學者據此疾呼，社會亟待改變，因為「社會不公義（social injustice）正大規模地殘害人民。」

社會愈不公，人們愈不健康

具體來說，到底什麼是「健康不平等」？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定義，「健康是生理、心理與社會層面的安適，不僅只是免於疾病或衰弱的狀態」；而不同人口群組受不同因素影響所造成的健康狀況差距，就被稱為「健康不平等」。例如，世界上健康狀況最糟糕國家的人均壽命，比健康最好國家的短了將近四十年；而這樣的不平等並不只存在於不同國家之間，同樣存在於一個發達國家的內部——貧窮國家缺乏乾淨食水，衞生環境較差，醫療水平也有限，國民健康情況自然較差，但在發達地區當中，也非人人都能公平享有豐富物資和醫療資源，所以健康程度也有所差別。

從事「健康不平等」研究逾四十年的倫敦大學學院流行病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健康公平研究所聯席所長馬穆（Michael Marmot），根據多年實證數據提出「社會梯度」（social gradient）框架，認為「社會地位」與「個人健康」呈現正比關係，即社會地位愈低的人，健康狀況也愈差。他在去年底出版的中文版《致命的不平等：社會不公如何威脅我們的健康》一書中強調，除非你屬於最頂層1%的那群人，否則健康不平等的問題都與你有關。

貧富懸殊極為嚴重的香港，當然難逃「健康不平等」的宿命。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2021年11月16日發表的全港首份《健康公平報告》就顯示，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義，就會帶來健康的不平等。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黎子俊接受《香港01》專訪時特別引用本地數據加以說明：「地區家庭入息中位數愈低，該地區的平均預期壽命愈短，入息中位數最低的深水埗和觀塘區，跟最高的中西區及灣仔區，預期壽命的差距可達兩至三年。」

為什麼會有如此差距？因為社會地位主導着人們的健康條件，會透過飲食習慣、生活環境、工作狀況等等場景當中所享有的資源差異，對人們造成生理和心理傷害。

劣食習慣沒得選擇

以「飲食習慣」和「肥胖」的關係為例，有些人認為後者是個人選擇，但馬穆在著作《致命的不平等》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肥胖亦有『社會梯度』，在中高收入國家的女性之間，地位越低，身形越胖，因為地位越低，行為模式越不健康。」舉例來說，當一個窮人走進超市發現一盒新鮮的沙律要70元才能買到，而同樣的錢也可以買到一份減價意式薄餅，他會選擇哪一個？毫無疑問是薄餅，因為「吃得飽而非吃得健康」才是更為緊要的生存之道。

在香港，食物佔窮人開支高達50%，為節省開支，基層更多只能「選擇」吃罐頭、加工食物、高熱量但營養價值低等較便宜的食品。黎子俊也說，「我們選擇食物，往往受到金錢與附近商店所影響」—基層人士住所附近可能較少有新鮮蔬果商場，就算有，他們的收入也可能無法負擔得起；若是工時長，就更難有時間吃「住家飯」。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黃偉豪與專上學院中國語文科講師吳曉鋒曾合著《食物霸權：吃什麼，真的由你決定？》一書指出，香港連鎖食肆和超級市場壟斷了我們的選擇，很多加工食物通常都是多油多鹽，一般市民很難吃得健康，反而容易導致肥胖。

簡單而言，吃得不健康是致胖的直接原因，而人們之所以吃得不健康，又與社會地位和經濟能力較低有關係。不良的飲食習慣自然就會形成較高的健康風險。保險公司宏利在「『券』顧您健康」計劃發現，逾半低收入家庭支柱最少出現高血壓、高血糖或高膽固醇血症（「三高」）之其中一種症狀，均可引致嚴重的慢性疾病或併發症，如冠心病或中風等。

生活環境影響身心

「居住環境」是另一大影響健康平等的條件，正如水的澄淨與否直接決定魚的生命長度，居住環境對於健康有着難以想象的強大作用力，特別是心理作用。馬穆在《致命的不平等》寫道：「在一個社區內，環境條件越完備，居民就越健康。如果周邊環境雜亂不堪，犯罪率就會提升，經濟更加不穩定，社會風氣敗壞，居民壓力感倍增，最終所有人都活得不健康。」

在房屋問題堪稱「舉世聞名」的香港，對不少市民而言，家就是不健康的開端。據香港統計處數據，有超過20萬人居於人均面積只有數十平方呎的劏房，當中大多數是基層弱勢群體，普遍沒有醫療保險、勞工保障，甚至住得殘破不堪。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副所長、公共衞生專家鍾一諾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出，受經濟條件影響，市民住屋選擇相當有限，「不健康的狀態實際上是社會綜合因素的產物。」

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及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的研究團隊曾於2014至2015年對港人身心健康和「住屋負擔能力」關係進行研究，將受訪者按「住屋負擔能力」分成4組，剩餘收入低於1.1萬元為第一組，高於或等於2.9萬元為第四組。結果，第一組有37.7%出現生活必需品匱乏情况，是第四組3.6%的約10倍。研究最後證實，住屋負擔能力愈差的人，其生理及心理健康愈差，而且住屋壓力大的人面對生活必需品匱乏情況更多。

除了心理之外，居住環境欠佳也直接導致生理的不健康。香港浸會大學與世界綠色組織研究團隊曾在2013年聯合進行有關荃灣、旺角、觀塘及葵涌等四個地區劏房住戶環境研究，結果發現有居所內的空氣總細菌含量超過每立方米6,535個單位，是過往類似住屋研究的3倍。如此高濃度的細菌毒素讓室內空氣污染程度甚至高過室外，而空氣污染不僅不利於慢性病患，更甚者直接增加死亡風險—2018年中文大學在PM2.5對健康及經濟的影響研究中發現，每年會有6,308人提早因為空氣污染而死亡，並帶來約5,380萬港元的額外醫療成本，累計生命價值損失（Loss of Healthy Life Value）達991億元，直接經濟損失達1.85億元。

低下工作沒有尊嚴

「工作狀態」對健康平等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在美國，有數百萬的基層工人不眠不休的工作，卻只能賺得每小時6到7美元的超低時薪，僅僅只能維持活着的狀態，此外再也承擔不了生活中哪怕一點變故。他們的困境很像是德國數學家提出的「莫比烏斯環」—在這個環上，不管你從哪一個點出發，最後都會繞回原點—大多數窮人終其一生，都拼命往復於「窮」和「忙」兩字之間，想要跳脫出去，卻發現宿命之下，只能無限循環。

美國知名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曾為體驗底層社會的真實生存狀況，隱去自己的中產身份和高學歷，住進貧民窟，和底層勞工一起找工作。從侍應、酒店房務員、清潔工，到安老院護理和超市售貨員，她在著作《我在底層的生活》中以第一視角描繪了基層遭受的壓榨與漠視：「租不起正常的公寓，就找不到正常薪水的全職工作，而去住酒店更貴。因為住得小，沒有廚房，就要負擔更貴的外賣。沒有銀行戶頭，就要多付額外的手續費、匯費。買不起好的交通工具通勤，只好用有小故障的二手車，卻要花更多錢和時間去維修。因為期限前無法交付帳單就要多付滯納金，因為信用卡紀錄不良，於是下次貸款利息變得更高。」

這種狀況下的精神壓抑，本就難以想像，但除此之外，還有更令人心酸的遭遇。芭芭拉在《我在底層的生活》寫道：「清潔公司規定不可以在工作時喝水，必須要跪在地上擦拭廚房；餐廳在錄取前要求員工去診所面對護士脫褲驗尿。」拼命工作帶來的卻不是尊嚴，而是「你不會有額外的獎金可以期盼，公司老闆在你面前繼續壓榨你。」

一樣的問題，美國無解，香港也無解，而且更加嚴重—根據樂施會調查，香港在職貧窮率高達13.6%，而基於生活成本過高，他們大多數入不敷支，難以單靠就業脫貧，而現行政府援助亦不足夠。

愈窮愈忙無法翻身

馬穆自1967年起進行為期十年的「白廳研究」（Whitehall Study），追蹤一萬多名二十歲到六十四歲的英國公務員，比較薪資和健康的關係，高層官員的死亡率僅為基層員工的四分之一。「努力與報酬不成正比時，罹患心臟病和心理疾病的風險大增。」馬穆指出，當人們覺得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的時候，就難以做出改善健康的決定。

富人和窮人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卻是兩個世界，窮人因而更容易將自己和富人對比，覺得自己身處悲慘世界，影響心理健康。心理學教授凱斯裴恩（Keith Payne）在著作《破梯效應》提到，「比較」原是極為自然的事，可以幫助我們對周遭做出切合實際的評估，社會就是地位的階梯， 比較的結果決定處境，「富裕與匱乏常是從比較來的，我們的貧窮不只是源自物質的匱乏， 更是心靈上的不平等。」因為看着其他人有錢，讓窮人覺得自己比實際上還要更窮，更沒有未來，從而產生莫名的憂鬱，為改變這樣的處境，底層人士每天為怎麽賺到一點錢而焦慮，馬不停蹄地工作，生怕停下來就會對賺錢產生直接而致命的負面影響。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森迪爾（Sendhil Mullainathan）則在《匱乏經濟學：為什麼老是在趕deadline？為什麼老是覺得時間和金錢不夠用？》一書中提出，「把班排得滿滿而缺乏寬鬆，是非常有害的。」他指出，當我們覺得食物、朋友、時間和金錢不夠時，我們會把心力都集中在眼前的工作上，從而忽略了長遠來看更重要的事，這會窄化眼界，扭曲判斷，繼而產生「認知頻寬」負債，最後就陷入到愈忙愈窮，愈窮愈忙的循環中無法翻身。

新冠疫情加劇不公

在健康不平等之下，新冠病毒疫情對窮富群體所造成的影響也截然不同。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在全港首份《健康公平報告》中提到，弱勢社群，即新移民、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等，較常遇到延誤診斷和治療，他們在就業、教育、經濟保障、健康及社會服務使用尤其受到影響。其中精神健康與社會心理狀況，貧窮人口的抑鬱與焦慮風險24.7%屬較高，他們在開心程度、生命價值及生命滿足度的評分均較低，主觀幸福度較差。

以少數族裔為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那打素護理學院研究發現，大部份少數族裔表示經常採取預防病毒的有效措施，但仍有小部份人對新冠病毒的風險因素認識甚少，有些甚至對病毒的傳播途徑存在誤解。根據政府統計數據，這些少數族裔群體的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較少以英語或廣東話溝通。

鍾一諾對《香港01》表示，他們難以接收到政府發放的一手疫情資訊，從而及時接收和明白其中的重要內容；由於缺乏足夠資源準備和防範應對知識，他們感染及傳播病毒的機會就成倍增加；當他們生病時，也很難準確地向醫護人員描述病情。

另一邊廂，隨着疫情的持續，本港大範圍的使用「安心出行」記錄行蹤，幾百萬香港人需要通過掃描二維碼才能進入餐廳、商場等公共場合，而「安心出行」至今仍未推出中、英文以外的版本，這讓許多非華語人士外出購物時常常不知所措，也讓本來用於對社會作出疫情調控的措施，反而造就一個更不公平環境，加劇他們抑鬱、焦慮等負面情緒而影響身心健康。

頂層以下人人匱乏

值得注意的是，「貧窮」並非健康不平等的所有焦點，因為不是只有窮人才會面臨健康不平等的困境，正如馬穆所言，除非你是最頂層1%的人。事實上，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也向《香港01》解釋，所謂的「貧窮」並不僅限於「絕對貧窮」，因為隨着經濟發展，社會開始出現一種對「合理生活水平」的期望，一旦無法滿足就會形成「相對貧窮」的狀況。

在香港，家庭累計收入少於等價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50%，就被定義為生活在「相對貧窮」中，但這並不是個令人滿意的詞語，實際生活中的「窮人」範疇遠比人們認知的更廣泛，許多比官方認定為「貧窮」的人因貧窮相關的煩惱而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就如被劃分為中產階層的人通常有較為體面的收入，但同時又負擔着供樓、供車、子女教育、保險、信用卡等較多的負債，曾有機構對中產家庭調查發現，他們的支出七成用來應付日常生活開支，幾乎是「賺幾多用幾多」，對於這些夾心階層，一旦失業或收入下跌，會立即面臨經濟困難，但因為不符合申請政府綜援的條件，最後只有「自己食自己」。

鍾一諾認為，「Deprivation（匱乏）指標」更能精準衡量貧窮，因為政府的收入劃分邏輯過於片面，「有的人收入並不高，但是有一定數額的儲蓄財產，比如退休的人並沒有進一步的收入，但是同樣有可能有足夠的積蓄（生活）。」「匱乏」由英國貧窮研究專家彼得（Peter Townsend）提出，即一個人對一些物質及社交基本生活所需的負擔能力低，隨之而來還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例如人們是否能做到滿足社會合理預期的事情，像招待孩子的朋友，外出度假，買禮物送人等，如果不能，那就是處於貧窮境況。換句話說，現今社會通常出現的貧窮不再只局限於缺乏乾淨的飲用水和食物，而是沒有辦法有尊嚴的參與社會生活。

【編按】
本文原刊於第301期《香港01》周報（2022年1月24日出版），可點擊同期周報閱讀以下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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