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氣男團MIRROR演唱會螢幕墜落意外震驚全港，除了舞台工程被質疑偷工減料、人為疏忽、監管疏漏之外，事件也激發市民關注職業安全保障和自僱勞工權益等討論，進一步思考整個流行文化工業背後「資強勞弱」的結構性問題。事實上，在迷信「自由市場」的香港，由於缺乏足夠的制度保障和談判權利，勞資天秤本就嚴重向資方傾斜，所以每每有利益衝突時，政府並不能為處於天然弱勢的勞工挺起腰骨，勞方更像是資本遊戲中任人擺佈、微不足道的棋子。國家主席習近平諄諄囑咐香港特區政府必須「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而這種既不公平又不合理的資源分配和剝削關係，正是新任特首李家超必須解決的一大難題。

主流意識避談職場公義

MIRROR原定由7月25日起於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行12場演唱會，但首4場已經發生3次意外，最後一次是在7月28日晚上，舞台中央一塊懸空大屏幕突然垂直掉落，直接砸中兩名舞蹈員，其中一人頸部受傷，面臨四肢癱瘓，經兩次手術後目前情況仍然危殆。由於紅館是亞洲首屈一指的表演殿堂，落成40年來舞台工程信譽良好，從沒發生如此重大意外，事件迅速引發全港乃至世界矚目——大家除了質疑舞台工程安全可能存在人為疏忽和監管疏漏之外；也非常懷疑作為主辦單位的香港電訊盈科旗下演藝娛樂公司MakerVille，可能為了節省製作成本而偷工減料；更引申不少關於職業安全保障和自僱勞工權益等討論（見配稿一），進一步思考娛樂工業背後「資強勞弱」的結構性問題。

不過，在迷信「自由市場」的香港，由於缺乏足夠的制度保障和談判權利，勞資天秤本就嚴重向資方傾斜，而娛樂王國的「資強勞弱」只是整個社會的冰山一角。

然而，如果不是MIRROR演唱會意外帶來現象級的關注，普羅大眾一般很少談及勞資關係的不平等，因為香港人傾向自行消化職場上的不快、不公和不義，鮮有反抗老闆的意識。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人文、設計及社會科學學部講師李峻嶸接受《香港01》訪問時表示，主流社會難以匯集成巨大的力量，來爭取勞工議題。例如，儘管香港不時出現大型遊行活動，市民亦熱衷上街表達訴求，主辨單位常常聲稱有數萬甚至數十萬人參加，但涉及勞工議題的遊行往往只有數千人參加，政府的回應也是老調重彈。

李峻嶸三年前已向《香港01》指出，政府的施政取態受到社會氣氛的影響，但主流的政治語言未必重視職場上的公義，甚或只是將「職場公義」侷限在資方欠薪、大規模裁員等現象上，而不是業餘自主時間等。三年過去，他仍然直言不諱地表示，香港政治文化中的「公義」、「恐懼」等關鍵價值或集體情緒，並沒有體現在勞工議題上。

李峻嶸談及香港人普遍存在這種「打工心態」——微觀上看，若遇到工時長、老闆不易相處、薪水不理想的工作，就換另一份；但宏觀上看，大眾不會將此當作一個應該反抗的現象，也不會將不認同化為行動力。「大家不會覺得這是值得集體行動的一件事，和朋友抱怨、看看『棟篤笑』發洩下就過去了。」他坐在紅磡置富都會商場的咖啡廳裏，喝了一口咖啡說道：「講到『北京將干預香港自治』等政治議題便可以動員到社會的恐懼感，但勞工這類議題sell（販賣）不到恐懼感和情緒。」說話間，他指着對面的茶餐廳招牌半開玩笑地表示，假若將「敏華冰聽」四個字的招牌改成簡體字，恐怕都會引起好多人對於香港的「恐懼」，「但是香港人已經對於勞工範疇的不合理現象習以為常。」

官商共治下勞方持續被剝削

李峻嶸認為，在社會科學範疇裏，主流香港人非常關心公民權與政治權利，例如投票權、遊行示威或悼念六四的權利等，但大家對於權利的理解似乎也只是停留在這個範疇裏；至於經濟和社會權利，「大家會認為老闆給你人工，當然由他來決定你的權利。」

根據馬克思理論，資本主義中的僱傭勞動是一種剝削關係，剝削就是資本家佔用勞動者的剩餘價值。也就是說，僱主與僱員之間存在着天然的財力、權力不對等。因此，政府扮演何種角色、在勞資關係中起到什麼作用，對當地社會發展而言至關重要。若剖開香港社會錯綜複雜、相互纏繞的政商關係，便不難理解，為何資方地位如此強勢。

澳門政治學家、澳門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吳德榮在《香港商業與政治譜系》（《A Genealogy of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一書中表明，普世而言，商業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佔有霸權地位，而為了令制度運作，政府通常會屈從於商業主導。

香港治理特色之一，是在立法和政策制定機構中納入商界代表，而商業精英自19世紀中期開始積極參與管治，對社會影響深遠。吳德榮在書中一針見血：「那些央行原本對於自由貿易、低稅率、最低勞動保障以及政府不干預的要求，具體化成了香港政府神聖不可侵犯的政策原則。在英治時期，商界精英非常成功地阻礙或延後意圖保障公眾利益的政策，例如強制養老金、九年免費教育和公平競爭法。商界資本持續主宰政治生活，不但限制了公共政策的選擇，更創造了關於這個地方的命運的霸權論述：香港存在的理由就是賺錢。」1997年香港回歸後，這種霸權論述、社會格局和政商關係仍然持續。

不少學者都曾分析，特首選舉和立法會選舉的界別議席分佈不公，使得商界擁有很大話語權和影響力，令原本已經擁有資本優勢的資本家更有政治本錢干預勞工政策。從香港過往發展歷程可見，每當政府意圖推動一些可保障公眾利益但將觸及商界利益的政策修訂時，商界精英都難免從中阻撓。例如，社會就取消強積金對沖擾攘超過20年，因為商界總以「增加中小企業經營成本」為由反對，直到今年6月終於通過立法，但最快也要至2025年才會實施。這條坎坷之路，正是保障勞工權益長路漫漫的寫照和縮影，而香港社會仍有大小議題等待改進，包括提升最低工資、訂立最高工時、恆常化失業保障。又如，《僱傭條例》作為解決勞資糾紛的法例依據，即使歷經小修小補卻不曾進行全面檢討，至今存在不少灰色地帶，縱容資本家玩弄規則、壓榨和剝削勞工（見配稿二）。

有了「集體談判權」才能「分好蛋糕」

資本主義的確能夠激發人們尋求利益極化的動能，然而，這並不意味勞資天秤沒有調整空間。李峻嶸表示，無論是什麼規模的企業，勞工成本本身就是企業經營的其中一環，提升勞工福利的確會變相增加企業運營成本，尤其是中小微企業，但這個成本的佔比並不會太大，而任何企業的老闆都應承擔這項基本的代價。他反問：「僱員已經將自己的勞動力和時間賣給僱主，被限制了個人自由，那麼老闆是否應該更好地回饋呢？」

經濟順境時，資本家往往希望可以「食大蛋糕」，所以不願回饋更多；而到經濟逆境時，資本家又為以收益收壓為由，拒絕讓打工仔「分好蛋糕」。問題是，無論經濟向好向壞，政府總會優先顧及商界利益——例如今年5月，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的討論文件提到「政府一直致力於從多方面協助香港企業」，並強調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涵蓋總額逾1,700億元的逆周期措施，主要為中小企業紓困，具體措施包括寬減稅項及政府收費，以及派發消費券等——可以說，在疫情持續、經濟下行的環境中，政府從不忘利好企業、致力減輕他們負擔，因此，勞工成本不能成為改善勞工權益的藉口。

去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親自出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將選舉委員會人數增至1,500人，並分為五大界別，每個界別各300人，其中包括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各界；特區全國人大代表、特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界。相對改制之前的1,200人和四大界別而言，新制的確引入更多基層和勞工議席；然而，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打破「官商共治」的結構性質。

不少聲音認為，香港應該恢復「集體談判權」（見配稿三）。因為缺乏集體談判權，打工仔若要爭取工作福祉和公平待遇，只能被動等待商界的「慈悲讓利」和政府的「良心發現」。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政府斥資810億元推出「保就業」計劃，覆蓋約16萬名僱主及近200萬名僱員受惠。縱然「保就業」計劃為不少企業雪中送炭，並減低失業率，卻存在諸多漏洞，使得無良僱主可從中獲利，而僱員卻未能全數受惠。儘管「2022保就業」計劃已經針對相關漏洞有所改進，但無法完全杜絕僱主中飽私囊的隱患。換言之，倘若政府不完全杜絕制度上的漏洞，面對這些隱患，僱員也束手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