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任特首李家超在《競選政綱》承諾加強與地區組織聯繫以提升地區施政效能，當中建議在全港18區成立「地區服務和關愛隊伍」義工網絡，冀能系統性地支援政府的地區工作，例如關顧老弱、應對災情。這令人聯想起一些似曾相識的社區支援網絡。然而，由於港府一向習慣依靠不同性質的社會團體自行代其填補社會服務的不足，以致這些由官方主導或資助的地區服務長期處於資源不足的狀態。

似曾相識的社區支援網絡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隊（NLCDP）——由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根據既定服務標準，在一些社會福利服務和設施相對落後和欠缺的貧困或臨時社區，為當區居民提供相關服務，推動互助精神。NLCDP推出之前，各項民生措施尚未完善，社會矛盾屢次爆發。直到麥理浩於1971年上任港督後，當局才真正重視社會的「反殖思潮」，並且加強各項社會福利和地區福利建設，包括興建社區中心和社區會堂。

1978年，港英正式推出NLCDP，起初由非政府機構在一些社區設施滯後、生活環境欠佳的過渡性社區之內，組織居民關注社區問題、改善社區質素，推動鄰里發揮互助精神、建立和諧社區，協助居民認識公共政策、提升自行解決社區問題的能力，因應居民需求提供不同類型服務、豐富社區生活。在全盛時期，全港有54支NLCDP隊伍。不過，隨時木屋臨屋的清拆，貧困社區的數量減少，NLCDP的規模已大幅削減。根據社署網站公布NLCDP名單，全港目前只有17支隊伍，分佈於18區當中的10個區。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深有感觸地指出，社福界曾多次反映意見，希望政府不要取消NLCDP，因為該計劃旨在促進互助精神以解決社區問題，並建立社會支援網絡，對於整個社區的改革和整合都很有用。可是，特區政府未有重視相關意見。

香港社區發展陣線外務副主席吳堃廉則表示，政府大幅減少NLCDP隊伍數量，似是有意將社區服務「綜合化」，即把社區資源合併到綜合服務當中，變相削減整體開支。例如民政事務局用NLCDP的剩餘資源成立「鄰里互助計劃」，原本主要服務少數族裔及新來港人士，後來經過社福界的爭取，才容許有三成服務對象不必局限於上述兩個社群。

自上而下抗疫與民斷層

另一個似曾相識的社區支援網絡，是八十年代推行「地區行政計劃」之下用以鼓勵居民參與地區事務的的互助委員會計劃（互委會），由大廈居民成立，主責改善大廈的保安、清潔和一般管理事宜，旨在促進鄰里關係、發揮互助精神、加強政府與居民溝通。

互委會每三年換屆一次，選舉由每層住戶推舉層代表再互選產生主席、秘書、司庫。為鼓勵大廈居民成立互委會，民政事務總署會提供每季經費津貼，房委會則為公屋互委會提供免費會址。在計劃初期，互委會以私樓作為推廣對象，及後擴展至公屋及工廈；在2010年左右全港有多達2,700個互委會，至今現存1,600多個。

但在今年年初，民政事務處向所有互委會發信，指出互委會功能日漸式微、要求它們分批解散。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在立法會回應社福界議員新思維狄志遠相關質詢時解釋，隨着社會發展，政府與民溝通和大廈管理模式已有不少改變，前者可以透過發達的資訊科技直接與居民接觸，後者則可聘用的物業管理公司負責大廈管理或成立其他居民組織，所以過去十五年以來互委會數目持續減少近一半，可見互委會角色逐漸式微，因此決定分階段終止計劃，當局有需要時則會透過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和地區防火委員會等地區組織，繼續與當局居民保持聯繫。然而，不少社福界人士都強調互委會的重要性不可忽視，一經取消後，政府與地區之間的聯繫恐怕大大減少。

吳堃廉作為劏房關注團體成員，常常幫助基層民眾就劏房租務管制等多個議題向當局及社會反映訴求，十分熟悉社區工作、居民自發組成社區網絡與政府溝通的模式。他認為，建立社區網絡、提高居民解決問題自發性和能動性，有助減少政府開支，這也是社區工作本身的方向與價值。以派發抗疫物資為例，其實可以動員互委會的支援，而執行過程當中需要注意的細節，也可先行聽取互委會的意見；可是，政府偏偏越過這股龐大的社區力量，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政府另聘人手派發物資，與居民溝通出現斷層。

施麗珊也有同感。她認為互委會一度在民間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對於公屋居民相當有幫助，本可善用，如今卻被取消，實在可惜。對於特首李家超承諾成立18區地區服務和關愛隊伍，施麗珊認同長遠而言政府一定需要建立社區支援網絡，並建議政府邀請社工或社福機構人員定期探訪義工隊並給予專業統籌、訓練和指導，好讓義工長期和居民建立聯繫、持續發揮支援作用，不能只是為成立而成立。她感歎，在第五波疫情中，面對街坊鄰里的各種狀況和需求，資源不足的社福機構更是寸步難行，既沒有足夠義工參與地區抗疫工作，也無法為義工提供風險津貼，實在需要政府加強地區工作。

缺乏聯動地區力量文化

施麗珊又提到，沒有了NLCDP等的支援，如今政府提供的主要社區服務就只有家庭服務中心，但規模較小，即使偶爾有外展探望，不是鄰舍層面的；而且，由於資源不足，家庭服務中心面臨嚴重人手不足的問題。家庭服務中心聲稱基本服務方向為「兒童為重、家庭為本、社區為基礎」，服務內容囊括保護兒童、介入家暴情況、分居/離異等情況。然而，處理複雜的服務需要和社區居民先溝通了解情況，單單是前期進行諮詢考察，都要花費很多時間，但目前的人手比例根本未能深入社區鄰舍、無法切實應對居民需求。

根據社署網站，現時全港各區共有65間家庭服務中心，其中41間由社會福利署營辦，比例逾六成，其他則由香港明愛、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等非政府機構負責。政府在2017年的檢討文件中表示，社署根據地區的服務需要、個案複雜性及個案量安排人手，彼時數據顯示每間社署營辦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人手編制數目為21至36名，而前線社工人手資源也只有750名——按全港有約740萬人口推算，每名前線社工服務逾一萬名居民。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社總）綜合家庭服務關注組曾經多次建議當局就社署轄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角色及人員編制進行檢討，但都沒有回音，立法會亦未見討論。

除了人手不足，家庭服務中心在不同區域的數量大致相若，即沒有因應各區經濟收入狀況、人口結構、質素及其對服務的需求而提供更加合理的資源配置。例如居民收入中位數較高的東區及灣仔區、中西南及離島區各有七間中心，而整體收入情況靠後的深水埗區則只有五間。施麗珊認為，各區服務中心未必要平均分配，應用彈性處理，例如中西區、灣仔區等地區的服務個案不多，政府可將相關資源適當調配到較貧窮的深水埗區。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黃梓謙目前亦是清華大學社會學在讀博士生，學習不少公共治理方面的理論。他認為，政府總認為公私營企業、民間組織要分開，但社會問題不單靠政府解決，亦要靠社會通力合作，但是政府缺乏這樣的文化。他列舉，十八區政府都設有民政事務署，民政事務總署在各個區設立分區委員會，另外還有各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分區防火委員會等。但這些平台缺乏一個大型的整合數據庫，區域之間缺乏合作機會，亦沒有官方的機制來動員各組織的資源，「例如深水埗區民政事務署能否訂立脫貧多少百分比的工作指標，再動員其他地區來通力合作、共同脫貧？」

除了政府的協調和動員機制之外，近年來撕裂的政治環境也使得協作文化難以推行。施麗珊已從事社區工作二十七年，感嘆近年來社會氛圍有所變化，居民在與社區組織互動時也會考慮「黃」還是「藍」；但她始終堅持，社區組織、服務和扶貧不應分顏色，無論哪一區需要扶貧，政府都應該帶頭去支持和響應：「『黃』的人並不是全對，但政客也要真的幫到居民，而不是只做政治宣傳。民間團體也要理性表達，給點寬容度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