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尼與安芭:法庭外的家暴受害者、女性主義者與厭女者
荷里活影星尊尼特普(Johnny Depp,強尼戴普)與前妻安芭赫德(Amber Heard)離婚後互控誹謗的官司,經過六周審訊後上周三(6月1日)終有判決。雖然兩方都各被裁定誹謗罪名成立,但尊尼特普所獲賠的金額遠高於安芭赫德,男方一如外界所料勝出官司。這件名人夫婦家暴誹謗案,由曝光到裁決都成為全球民眾的討論對象,對社會的影響亦不能漠視。
「六年後,法庭(陪審團)還我清白,我由衷致謝。」尊尼說。五男二女陪審團一致裁定安芭赫德2018年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對前夫尊尼特普作出不實指控,須賠償1,500萬美元;而安芭赫德反起訴尊尼特普的三宗官司之中,只有其中一項誹謗罪成,只獲賠200萬美元,遠低於她所索償的一億美元。安芭表示計劃上訴。
是次官司輿論之大,除了基於兩位作為荷里活一線影星的名氣、啜核的情節,還有因今次審訊有網上直播,讓審訊細節都一一盡現於大眾眼前。而過程中引發的「網絡審判」也成為明顯現象,大眾都在網上發表意見、表態或是分析案情。TikTok上帶有「#JusticeforJohnnyDepp」(#還尊尼特普一個公道)標籤的視頻,觀看次數竟多達188億次,「#JusticeforAmberHeard」(#還安芭赫德一個公道)標籤的視頻,觀看次數只有6,820萬次;「#AmberHeardIsAPsychopath」(#安芭赫德是個精神病患)、「#Amber Turd」(#安芭大便)等Twitter標籤也持續高居頂流。
此場官司的導火線——在《華盛頓郵報》題為「我站出來向性暴力說不:正視我們的文化憤怒,這需要改變」(I spoke up against sexual violence — and faced our culture’s wrath. That has to change.)的文章,安芭赫德沒有點名指摘尊尼特普,但自稱是「代表家暴受害者的公眾人物」,並自稱曾遭受性暴力,親眼見證到機構如何保護一些施虐的男性,在#MeToo運動揭示了這種權力如何在各類機構中發揮作用。
這文章一出,安芭赫德旋即獲得社會一面倒的同情和支持,包括一眾MeToo支持者。2020年,二人在英國打誹謗官司,尊尼特普控告《太陽報》在報道中稱他為「打老婆的人」(wifebeater),法官最後裁定,尊尼特普在二人婚姻關係之中反覆襲擊安芭「基本上是真確的」,判尊尼敗訴。
迷因、機械人帖文、直播審訊下的網絡審判
但隨着誹謗案在美國維珍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Fairfax)法庭開審,加上審訊過程全球直播,讓更多兩人婚姻期間的細節曝光,不少安芭的證詞及指控都被尊尼一方提出的證據推翻,輿論反倒向支持尊尼特普。恥笑及羞辱安芭的各類貼文、影片及迷因,展示其醜態及失控表現。不論極右的厭女者、自由派、女權份子,還是尊尼的狂熱粉絲都連成一線聲討安芭,當中不乏惡意、失實的批評。而且這些貼文及改圖不少都是嬉笑怒罵,只求歡樂,不問實情。
更令人驚訝的是,社交媒體上有一定比例的貼文為「機械人帖文」(bot post),並非來自真人帳號。研究網絡假資訊的以色列公司Cyabra追蹤了有關尊尼與安芭官司數星期,形容結果令人咋舌,竟然有近11%有關這場審訊的討論是由假帳戶帶動,而一般而言這比例只有3至5%,而11%如此高的比例,只有一場大選才能比得上。另一項研究則發現,在支持尊尼的機械人帖文之中,最多人轉發的一則竟然多達近二萬次,轉發的多為一些男權主義者及極右份子,志在透過抺黑安芭去打擊一些對抗施暴者的婦女。
美國新媒體Vice報道,右翼政治評論員Ben Shapiro的保守派媒體Daily Wire花費近50,000美元在Facebook及Instagram落廣告,內容大多數都是抵毁安芭。無可否認,審訊背後不少人或團體都在利用這單官司帶風向,攻擊MeToo、女性主義或左派人士。部份安芭及MeToo的支持者則認為這是一場「數字時代的獵巫」,裁決把MeToo運動過去數年的成果都推翻。
儘管隨着案件審結,似乎真相及答案已獲揭終。網絡狂熱、真假狂喧縱是令人看得眼花繚亂:同情安芭或支持尊尼的,不同派別人士打着的旗號各不一樣,但核心離不開的應是兩大問題——如何讓MeToo運動更好地走下去?社會如何更好地保護家暴受害者?
家暴受害者
家暴問題之所以難被揭發,難以啟齒,本身就是關在家門裏的事情,受害者不分男女,既可以涉及肢體上的暴力、性暴力,乃至精神暴力。我們不應把家暴問題與女權主義劃上等號,此案提醒我們的正是,不論男女,權力階級也可成為家暴受害人。
在美國,每年遭受「親密伴侶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的女性估計達660萬人,而或者更令人驚訝的是,遭受IPV的男性亦有580萬。社會通常直觀地把家暴聯想到是女性一方受虐。但這並非全然,因為IPV的案例中其實不少為雙向暴力(bidirectional violence)。這種暴力關係亦非只限於異性戀伴侶。
本身,abuse(虐待)一詞代表了伴侶關係之中的權力不平等,其中一方利用權力差異去控制威嚇另一方。在尊尼與安芭這案中,男方是早就成名、身家豐厚的荷里活頂尖大卡明星,女方頂多說得上是「新晉女一」,而且女方年輕逾二十載,在社會上的權力乃至關係上固然是「不對等」的,加上男方有喝酒及吸大麻的習慣已經人所共知,安芭處於弱勢一方,自然更容易為人所理解。
然而,在英美兩宗訴說的庭上證據均顯示,尊尼與安芭在婚姻期間均曾暴力相向,而且只有明確證據指向女方施暴,安芭卻拿不出實質證據指出男方曾施以暴力或性暴力。在觀看網絡審訊的過程中,許多人會傾向尋找「誰對誰錯」,欲為「真正的」受害者或施虐者貼標籤。
的確,部份IPV案例都是單向性質的(unidirectional),意指其中一方向伴侶施以暴力,不過,在尊尼與安芭的官司中,證據顯示雙方在關係裏都曾向對方施暴。在2012年一項有關家暴的統計調查發現,大約五分之三的IPV案例中都屬雙向施暴的性質。下一個問題就是,就算是雙向施暴的性質,是否存在一方主動施暴、一方自衛還擊的情況。然而,在此單官司之中,未有足夠證據證明通常是哪方「主動」或「自衛」之下發生暴力,因此未能判斷。
那麼,如果是雙向施虐,為何安芭遭到一面倒抨擊?
事實上,在二人互控誹謗的官司中,安芭與尊尼其實是互有輸贏的(安芭在其中一項反控中勝出,獲賠200萬美元)。但安芭之所以被打成落水狗,恐怕因其高舉了MeToo之名(包括在2018《華郵》的文章),把自己包裝成對抗父權及機構的「家暴受害者」。如今卻被逐點揭發自己在關係中亦是施虐者,在證詞及公開說法中不乏謊言,在庭內庭外都誠信破裂。
儘管她很可能的確在關係中曾受暴力對待,在現實或網絡上都受到嚴重攻擊,甚至死亡恐嚇,在庭內泣不成聲,在網絡上卻換不到大眾的同情。而且在網絡的迴音牆裏,人們都傾向忽略細節與真實證據,加深對當事人的歧見。
被反噬的#MeToo
在案件審結後,不少女權主義者警告,過去數年全球#MeToo運動的努力恐遭抹殺。#MeToo本來就是鼓勵性暴力倖存者站出來,集體推動變革。但此案的確可能帶來廣泛的負面影響,女性家暴或性侵受害人或更害怕挺身而出,擔心反被控誹謗或網絡公審。不少人甚至形容,尊尼的勝訴代表#MeToo已死。
我們固然不能以女性主義或女權作為萬用擋箭牌,「相信所有女性」(Believe all woman)等口號,本身也不是女權運動的最佳呈現方式。在追尋性別平等的路上,公眾更需要細心傾聽事實、減少針對性別的批判。MeToo這個標籤由2006年面世至今,為各地帶來不少正面的改變,為不少性侵受害人平反,卻同時形成了不少糾枉過正的現象,有時甚至變成打壓男性的工具。此案之後,MeToo肯定不會結束,但運動要如何走下去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不論如何,尊尼與安芭二人都是社會上具權勢的一群,具有資源及知名度去為自己爭取「公義」,包括掀起冗長、昂貴的誹謗官司。在「吃飽花生」以後,社會更應正視或同情的,也許是被忽視的性侵受害者、暴力受害者、家暴受害者,不應因此單一案件,以有色眼鏡看待MeToo這個標籤,或是家暴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