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途相逢》的副題是「勞工運動與香港殖民統治1938 - 1958」，相信讀者自會想起兩道問題：為何作者陸延要研究這二十年的香港，還要是相對冷門的勞工運動？在今天閱讀此書有何意義？

陸延是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專門研究現代中國歷史。此書是整理作者過去十年就此議題的相關論文，英文版於2019年初面世，中文版於今年3月出版。

勞工運動和殖民統治均是作者的研究重點。她挑選1938至1958年，一來是填補學術空隙，因為這段時期的工運相對於之前的省港大罷工和之後的六七暴動少人研究，二來是提出異於影響當時工運盛衰、惟一直被學者和社會忽略的因素，即倫敦和香港政府介入勞工事務的程度。1938年正是香港政府設立勞工主任職位的年份，1958年就是九龍暴動之後。作者認為這二十年的工運受着兩個因素影響，一是民間自發的救國救亡運動的熱熾程度，二是政府直接干預的方式和程度。因着情勢不同，政府時而推進工運，時而近乎擊潰工運。

作者在第一、二章闡述海員罷工後，香港工運一度沉寂，但日本侵華再次激起在港華人的救國情懷，尤其是罷工、罷買日貨和募捐運動，參與者不乏國民黨和共產黨員身影。在香港淪陷期間，一些平凡人參與抗戰，加入東江縱隊，重光後他們帶着國族光榮回到車間並成為工運中堅。戰後物價飛漲，幾場工運報捷，工會爭取更佳薪資和待遇，爭取了工人團結。

倫敦要求香港政府提升勞工待遇

在此之上，作者在第三至六章綜合外交文件來往和歷史檔案，得出英國政府的介入也是關鍵因素，但倫敦的介入多少被香港政府阻撓。當時世界各地的英殖民地相繼爆發工運，倫敦政府遂於各殖民地設立勞工事務署，香港政府找來同情勞工的柏特士擔任首位勞工主任。他撰寫報告，詳述工人的困苦經歷，要求增加勞工法例改革和重訂勞工署職能。不過，柏特士始終認為保護勞工是手段，保住帝國地位才是目的，強調防止勞工「參與中國政治」（頁49）。然而，即使柏特士對帝國未來着想，但立法局沒有領情，沒有審議他提交的勞工條例草案。

到了戰後，物價飛漲而薪金追不上，激起了工人新一浪罷工潮，英國的殖民部觀察到各殖民地的勞工運動此起彼落，再次指令每個殖民地必須建立具規模的勞工處，而勞工官員應該由「具有勞工事務並能從僱員角度觀察問題的人」擔任。香港勞工署在1946年籌備升格，三年後成為勞工處。同樣是出於管治利益，政府甚至鼓勵前東江縱隊游擊隊員組成新的左派工會，以抗衡——但不至於抵銷和除去——國民黨的工會力量，抵制當時國民黨掌政的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威脅。那一兩年是工會發展較順遂的時期。

冷戰格局、港府自保　工人保障被耽擱

然而，香港政府始終對倫敦的旨意保持距離，保持一定的自主性，沒有如倫敦期望貫徹始終提升勞工地位，更在1947年底、1948年初逐漸逆轉倫敦意思。隨着共產黨在馬來亞、中國以至其他地區得勢，香港政府防範國共鬥爭、中國變天威脅英國在港管治，叫停了所有當時正在討論的勞工權益法例和措施，監視社團。立法局通過《職工會及勞資糾紛條例》和修訂《社團條例》等法例，旨在阻礙工會發展，避免難民和工人集結力量顛覆香港。

不過，殖民地部亦沒有強迫香港跟從倫敦一套，更在評估香港的形勢後，站在香港政府的一邊，保住香港的戰略角色而不再執着要求香港政府保障工人福祉。兩年後的韓戰觸發香港政府打壓工聯會。工聯會只好低調行事，轉以福利服務維繫會員。那邊廂，右派工會重整旗鼓，但1956年的九龍暴亂令它們失去市民支持，亦表示香港政府靠左右派工會社團互相制衡的策略不奏效。

勿再讓政爭拖慢勞工改革

此書點出1938至1958年的勞工運動受着救國熱忱和政府介入程度的互動影響，但讀者要留意這兩個因素不是窮盡所有解釋。研究香港工業化的英國學者David Clayton補充，當時的勞工運動還受着工人的技術含量有關，例如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技術較高的工人較易謀生，難與基層工人同仇敵愾。再者，當時有相當數量的華人中小企僱主與僱員維持類近家人的關係，利益矛盾不如大工廠般分明。第三，即使出現廠房情境的勞資糾紛，勞工處主張雙方調停，避免矛盾惡化。

近年不少人比較香港與殖民時期的倫敦和回歸後的北京的關係，尤其研究香港在兩段時期的自主權有多大。此書帶出的信息是，自主權應用在不同範疇有不同效果。例如殖民時期在紡織品配額和其他商務，香港自行與其他國家談判，提升工業和商貿地位，但此書展現出香港政府在二戰前後的勞工政策的自主權，卻導致勞工長期低薪和缺乏議價能力的代價。因此，我們不應想當然認為政府自主管治就會改善市民生活，自主必須要配合公平公義價值。

勞工運動總會觸碰政治，而香港的工會板塊由戰後直到近年也是按政見劃分，結果各界往往以政治立場判斷勞權訴求的合理性，而非訴求本身的優劣。另一方面，近年修例風波牽起的工會成立和解散潮中，有評論指該等工會違法，所提到的法例正是1948年立法的《職工會條例》，條例規定工會不可運用經費作政治用途，其原意是殖民政府制止左右派透過工會坐大政治勢力。

部份建制陣營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是要務，認為泛民主派工會的行動碰了政治紅線。在這些工會當中，不少感到壓力，難再繼續運作而要解散。這是可惜的，畢竟它們在大部份時間也在處理工人投訴，推廣勞工法例知識和培訓技能等，無關政治。作者在此書結語慨嘆過往「面對中國的統一，倫敦決策者重新權衡勞工事務改革和維護帝國的主次關係」（頁340），「殖民政權通過重塑香港法律規章，有限但有效地運用武力，摒棄了改革目標，返回繼續鎮壓和監控組織起來的中國勞工的傳統路徑」（頁341），以致工人到五十年代末仍然困苦。後來的六七暴動和大大小小的工運也證明，勞工狀況差劣是引發政治動盪的危險因素。日後的管治者要汲取教訓，勿因政爭而拖慢民生改革。

《異途相逢：勞工運動與香港殖民統治1938-1958》
作者：陸延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