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幹事」是「幹成事」首要但非唯一條件，關鍵更在於「能幹事」，而「能不能幹」則取決於「懂不懂幹」。在202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1428張有效選票當中取得1416張支持票，以破紀錄的97.74%投票率和99.16%支持率當選新一任特首候任人的李家超，確實充滿「想幹事」的熱誠和擔當，但從他參選以來的理念、政綱、承諾來看，既未有系統梳理問題本質，也未有大膽直面問題核心，就揚言能夠「發揮變革創新精神」、「強化政府治理能力」，恐怕難以就此令人信服他具備「能幹事」的本領和魄力。談及「治理」，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倡「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系列論述，正是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根本和基礎展開，但李家超在借鑑有關說法的時候，卻未有對焦香港特色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敗和扭曲，更加未敢提出涉及結構性的改革和進步，又談何提升特區政府治理能力？

「無論在哪裏，只要看到我的成果，大家就會知道，香港仍是一個值得擁抱的地方。」在周日（5月8日）舉行的特首選舉當中高票當選的李家超，早前（4月30日）出席電子傳媒合辦唯一一場「選舉答問會」被問到如何應對移民問題時，毫不掩飾自己對服務香港的一腔熱誠和信心滿滿，又胸有成竹地承諾將會打造「會執行、有成果」的政府。

儘管這張「支票」開得漂亮，但觀乎李家超前一日所公布的競選政綱《同為香港開新篇》，單憑那頗為簡潔的「四大政策綱要」——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一致為民解困；精簡程序多管齊下，提供更多安居之所；全面提升競爭實力，創造持續發展空間；同建關愛共融社會，增加青年上流機會——恐怕不足以令人就此重拾希望，因為當中除了《香港01》提倡多年的「制訂關鍵績效指標（KPI）」，其他大多與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沒有明顯分別，所以暫時未能令人信服，除了「想幹事」，他還「懂幹事」。

說變革，變什麼、革什麼？

例如他主打「以結果為目標」施政理念，其實類似說法早就出現在林鄭首份《施政報告》，同樣承諾以目標為依歸，會檢視政策、拆牆鬆綁、謀求更大效益；又如他所謂「提速、提效、提量」精簡發展程序，也已被現屆政府提上立法日程；至於他自詡詳細勾畫的鞏固金融、發展創科、開發北部都會、塑造文化之都等等，也都是抄抄國家文件、重申香港定位、延續現有政策；還有他形容是突破性舉措的「千名劏房兒童脫貧試驗計劃」，更與運行了十四年的「兒童發展基金」配對計劃異曲同工，未見新猷。

然而，如此乏力政綱，竟然獲得治港者們滿堂喝彩，不是表示「熱烈歡迎」，就是認為「特別贊同」——這實在令人玩味，如果他們所歡迎和贊同的是林鄭月娥的政綱，那為何需要換上李家超？而當社會上有不少人對他處理2019年反修例風波的我行我素、上任政務司司長以來的無所作為、競選期間所呈現的不善辭令感到憂心忡忡時，一些人卻掩耳盜鈴般地把他吹捧成為軟硬兼施的「蓋世英雄」、不爭為爭的「天降奇才」、力學篤行的「香港之光」——這實在令人費解，如果李家超真是「無所不能」，那為何直到中央涉港體系明示他是「真命天子」之前，建制對他的「神通廣大」似乎都是聞所未聞？

無可否認，特區政府政策本就具備一定延續性，所以某程度上的蕭規曹隨也絕對不是問題。然而，香港當下並非「天下太平」，而是處於非常關鍵的「雙轉型」時期——其一是意識形態轉型，亟需從西方價值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迷思當中解放出來，推動「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更新和進步，以「治理」取代「民主」作為主流政治認識；其二是經濟結構轉型，亟需從單一的服務型經濟當中解脫出來，邁向多元的知識型經濟，並且重新定義與周邊地區的競合關係，助力國家參與全球變局——必須積極求變。

既然要「轉型」，就要從「結構」進行調整，所以亟待一位「強人特首」，能夠秉承「公平正義」和「服務人民」的價值支撐，帶領特區政府進行全面改革，包括促進和監管市場的有效運作、制定和推動產業的蓬勃發展、建立公平又合理的分配機制、提供貼地又高質的公共服務、維護安寧又穩定的社會秩序，才能開啟「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全新局面，再次激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無限生機。

當然，李家超不是沒有條件擔此大任。自2019年反修例風波以來，既然中央決心重塑「愛國者治港」，就不可能是「拍拍腦袋」，是有連串措施撥亂反正，而李家超能夠獲得治港群體的高度支持，本身就符合北京當局的高度預期；加上李家超對報效家國的高度忠誠和服務市民的高度熱忱，也可預見未來局勢的高度穩定。

不過，光憑中央的力挽狂瀾和李家超的勇字當頭，恐怕並不足以解決非常棘手的香港問題，因為從李家超參選以來的政綱、理念可見，他暫時未有系統梳理問題本質，也未有大膽直面問題核心，卻揚言「發揮變革精神」、「強化治理能力」——這不禁令我們擔心，他對「變革」和「治理」的想像是否只停留在口號層面？而當他對「一國兩制」和「資本主義」的變與不變沒深刻洞見，他又怎樣帶領市民凝聚「改革治理」的共識？

如果李家超真的有心「發揮變革精神」，那麼他不可能迴避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問題，但怕就怕他和大多數傳統建制精英一樣，把「資本主義」視為神聖不可改變。

不能迴避資本主義的變與不變

從社會發展歷史而論，資本主義制度的確帶領香港進入現代社會，也是截至目前而言最適合香港的發展模式，能夠極速放大生存和自利的動能，激發源源不絕的生產潛力。也因此，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容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之下，香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不過，鄧小平的政治哲學思想遠遠不止於此。他基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察悉資本主義制度同時存在頗為致命的結構缺陷，尤其是推崇放任市場、自由貿易、資本主導的新自由主義開始崛起，可能促使原有動能走向偏鋒，使社會關係失去「人與人屬性」，異化成為純粹利益關係的「物與物屬性」，從而扭曲經濟發展本是為人民打造美好生活的性質，導致基於利益爭奪的社會衝突成為常態。所以，他早就強調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並非完美無缺，需要不斷求變，引導至更加健康、更加進步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鄧小平能夠以動態思維，看到從「一國兩制」到「一國N制」所激發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假如在一個主權秩序之下，香港資本主義一制能夠與內地社會主義一制保持良性互動，積極尋找基於民族共識、民族利益、民族復興的融合之道；那麼在「一國」之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等地也能夠共同擁有並在不同程度上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特區特色資本主義，並且實事求是地進行修正和更新，就更能體現「一國」之於「兩制」或「N制」的憲制秩序和治理意義之包容性、開創性、辯證性。

可是，從普羅大眾到管治精英，並不真正了解「一國兩制」的宏大內涵和深遠意義，也看不到其體現「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的兼容性、「不拘一格、敢試敢闖」的創造性、「對立統一、辯證唯物」的先進性；而是會被傲慢心態所驅使，形成一種消極、被動、區隔的「兩制對立」觀念，將其膚淺又僵化地理解成「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河水不犯井水」，並且把「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簡化成「資本主義在港不變」；甚至對於能夠歸屬資本主義體系產生極端優越，很自然地把香港現代化成就完全歸功於資本主義，香港必須繼續依附英美等西方主流勢力及其普世價值，才能延續資本主義的輝煌。

久而久之，「一國兩制的50年不變」就被窄化成「資本主義的什麼都不變」，以為只要教條地延續自由放任的經濟邏輯和單一固化的經濟結構，而不需進行任何改進，就能維持香港輝煌，結果卻迎來政經形態的走樣變形。然而，不管是哪個陣營的治港精英，對於由此形成的深層次矛盾根本不以為然，被賦予至高治理使命的特區高官尤甚，完全忽略這一經濟體制的缺陷，把香港捲進意識形態衝突的洪流，最終陷入由盛轉衰的困境。

整體來說，這些精英對於資本主義存在三種認知錯誤——第一，錯誤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對於能夠管理社會轉型的產業政策和分配工具幾乎一無所知，所以無法實事求是地提出今時今日香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施政舉措；第二，錯誤定義特區政府對於市場發展的角色與作用，總以「積極不干預」和「自由市場」為由縱容「產業結構的單一」和「分配結構的扭曲」，根本無法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第三，錯誤理解香港在區域乃至全球經濟發展進程當中的角色與關係，持續沉醉昔日光輝，完全忽視其價值鏈從上游到下游都需要與周邊經濟體有機結合方能形成內生動力才能繼續繁榮發展的現實，所以遲遲未能積極重構港深競合格局，繼續閉門造車、窄化視野、冷待危機。

當社會發展欠缺新增動力、向上流動停滯多時、貧富懸殊日益嚴峻，普羅大眾早已焦慮不安，但治港者們仍然不願檢討資本主義的弊端，甚至把經濟不自由歸咎政治不自由；即使經過1997年金融風暴和2008年金融海嘯，就算香港經濟明顯惡化、資產泡沫日漸突顯、生活品質急速下降、資源衝突愈發緊張、市民怨氣不斷累積並藉由政治問題持續爆發，但他們仍然無視危機，繼續迷信「滴漏效應」，致力鞏固原教旨式的資本主義。

更可悲是，近年社會因為未能就香港問題形成共識而不免折騰，治港精英同樣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認知迷障、根本難以實事求是地剖析問題，而是繼續圍繞一些被高度政治化的假議題空轉，例如自由派會把問題歸咎於香港未能實現「一人一票民主普選」，而保守派則認為有了《港區國安法》就能萬事大吉，但都沒有人敢於觸及資本主義的改革。

土地問題是誤讀資本主義苦果

積重難返的土地問題正正就是特區政府錯誤認識「資本主義」的慘劇。

西方經濟學普遍輕視土地作為生產要素稟賦的作用，但在香港，土地絕對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乃至關鍵因素。可是，特區政府既看不清土地資源的公共性質，所以無法善用土地作為財富分配失效時的「均衡器」，讓人人公平攤分當中的價值成果；也看不懂對於土地資源的有效應用將對社經政策產生槓桿作用，所以無法藉此提升特區治理的實際效應，逐漸化解深層次矛盾。相反，當局長期把土地簡化成為生財工具，而且透過供求失衡的價格扭曲放大土地收益，這就難免與利用高昂價格收購土地的發展商產生一種被牽引、被制約的關係，結果就是拱手讓出土地發展的主導權，把土地的供求、使用、規劃和監督等方面的決定權力交給地產商家，導致香港陷入資源分配不公的怪圈。

例如政府本身沒有所謂「高地價政策」，卻明顯存在「高地價結果」，因為當局至今仍然相當依賴地價收入，每年平均佔政府收入來源約20%；然而，這龐大收益無助於貧窮、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等「經常性開支」，因為港英政府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將賣地和補地價等收入撥入僅限於基礎建設和徵用土地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導致這筆原本可以回饋社會的公帑無法直接而公平地與民共享，只能用以平整土地和道路基建，待把未經開發的「生地」變成「熟地」，再以高價賣給發展商，如此類推，不斷循環。

發展商不是「慈善家」，極化利益本是天性使然，所以每每以高價投得土地之後，就會用盡樓面面積興建更多住宅單位，再以更加高昂價格出售，從而不斷累積資本。情況就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德國哲學家恩格斯在《論住宅問題》所指，權力結構極不平等的生產方式之下，資本家會以房地產榨取最高利益。結果，小市民往往不得不以高於實際價值的資金換取每況愈下的居住環境——面積愈狹窄、條件愈簡陋、使用空間愈不足、社區設施愈不便、生活品質愈糟糕；偏偏，政特區府不但無動於衷，甚至大量減少公營房屋的建設，交由「私營市場」主導房屋政策，迷信「自由力量」可以解決問題。

正如長期漠視土地的「公共性質」和「槓桿作用」而把它當成「生財工具」，特區政府同樣未有透徹認識「房屋」的屬性和意義，所以無法好好區分「居住」和「置業」的功能和思路，更加遑論要透過房屋資源的合理分配以調和收入不平等，反而帶領社會盲目追求「置業等同致富」神話，使得很多人不再重視房屋的「居住價值」，也不再講究生活應有的「舒適品質」，而是把它當成商品一般強調「交換價值」，導致炒風蔚然。

樓價的過度上揚改變了「人」和「屋」之間的正常關係，令不少人把「房屋」當成像「股票」一樣的投資工具。可是，「房屋」和「股票」存在本質差異，人不需要依靠股票生活，但需要房屋過活；而如果房屋市場和股票市場開始相類，必然導致社會資源不斷集中在有能力「入市」——即擁有物業的中產階級和擁有最多物業的發展商手中，令貧富懸殊加劇。不幸的是，政府無意大幅修正這種扭曲，而是放任地產商透過樓市不斷剝削小市民。這種本質和屬性的「異化」，正是資本主義制度最為致命的結構缺陷。

更悲哀的是，由於整個社會都沉醉在房產市場的興旺所帶來的經濟虛高，而主宰房產命脈的地產商們甚至在無聲無息當中以租金優勢搶佔了絕大部份應該用以從事其他經濟活動的土地資源，導致產業發展漸趨單一。例如當局自十多年前揚言「發展多元產業」，但既沒有積極資源撥出大量產業用地，也沒有主動制訂能夠針對技術、勞動力、產品市場及資本市場進行調控，實施諸如關稅、補貼、稅務優惠、研發補助、政府採購、設立工業園、特許經營權等有序、連貫而全面的產業政策。結果，新興產業發展不起來，以金融和地產為主的傳統產業卻得以繼續盤踞在維多利亞港兩岸的中心商業區，不但繼續掏空實體經濟，而且不利城市佈局，甚至衍生居職分離嚴重、通勤負擔沉重等問題。

但可惜的是，李家超早前被問及如何處理樓價高企的問題時，竟然迴避重推空置稅的建議，而且表明希望樓價保持穩定，這樣香港經濟便可繼續發展，市民收入就能增加、即有能力置業。由此可見，他和傳統治港精英一樣，把樓市當成不可動搖的「定海神針」，幾可預見他日後不會也不願為此觸碰既得利益結構；而觀乎他的土地房屋政綱，也確實未敢從財團手上奪回土地發展主導權，恐怕也無法透過權力的引導、制度的建設、市場的規範等舉措促進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只能耍耍繡花腿般加快建造程序。

如果李家超真的有心「強化治理能力」，那麼他更加應該借鑑國家深化治理現代化的經驗，以改革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作為起點，但怕就怕他和大多數傳統建制精英一樣，只是行禮如儀地抄寫「主旋律」，而未真正學懂到底何謂治理、為何為誰治理、如何治理。

談治理，為何治，為誰理？

談及「治理」，在上個世紀90年代，由西方世界主導的討論中，曾被定義為政府運用權力引導、控制和規範各種活動，藉此促進公共利益最大化，從而維護社會秩序穩定；而且，它們普遍強調只有透過「民主選舉」才能達到「有效治理」。不過，對於追求實事求是、守正創新的中國來說，更加看重治理的過程和效果，將其視之一種偏重於工具性的政治行為、一種能夠實現「善治」的政治手段，而且必須以整體人民利益為依歸。

直到習近平於2013年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基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觀，透過總結中國治國理政實踐和借鑑西方社會治理經驗，提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論述，「中國式治理」更昇華成了為解決「根本性問題」而設置的「根本性議程」。

當中，「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指通過系列制度安排和頂層設計，為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等等範疇在內的國家治理體系注入科學規範、提高運行效能、完善相關系統的過程，主要針對制度的設計能力；而「治理能力現代化」則是將治理制度轉化為治理效能並逐步加強的過程，講究實踐制度的執行能力。

為什麼總要強調「中國特色」？習近平一再重申，一個國家選擇怎樣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由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思想追求、社會性質、發展水平所決定，所以發展道路必然具備自己特色。簡單概括的話，中國特色就是既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又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更反映時代主題、實踐要求、自身特質。

至於什麼是「根本性問題」？誠如習近平所解釋，中國所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現代化」，不是刻板套用西方定義、邏輯和模式，而是經過革命、建設、長期實踐、持續改革、內生演化所形成，本根在於不斷堅持、發展、完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把國家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成為國家治理效能。

新時代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長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因而需要一個更能客觀解決社會矛盾的治理目標和治理舉措。而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相輔相成，才能有效制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帶來的弊端，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保障人民的生存條件、潛能發揮、經濟權益、以及一切解放生產力的積極因素，才能真正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道路。

習近平更強調，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離不開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堅守，即要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本質屬性，並以公平正義作為價值取向，再以保障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國家統一作為內在功能。除此之外，關鍵還在於嚴格遵守和執行制度，需要強化各級官員的治理意識和責任意識，並且建立全面依法監督機制。

必須走出改革治理的群體迷思

但反觀李家超，當他借鑑習近平所說提出「強化政府治理能力」，背後所依存的理論基礎、發展規律和價值支撐到底是什麼？他是否以改革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以延續「一國兩制」無限生機作為提升特區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根本和基礎？能否以公平正義和服務人民作為特區治理動力？又可否透過改革實現用「治理」取代「民主」來主導政治話語？

可是，截至目前而言，我們看不到李家超的治理論述能夠回應以上疑問。我們更擔心，假若李家超過度依賴傳統治港精英為他出謀劃策，那麼他可能一同陷入由極度保守力量所主導的「群體迷思」，恐怕就更加難以明白《香港01》所提倡——「改革香港特色資本主義」與「提升特區治理效能」之間到底有何重要關聯。

首先，我們之所以強調「香港特色資本主義」，正是從「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動態治理出發，充份考慮香港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發展歷程、制度優勢及社會民情，積極思考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域以實踐「一國兩制」創舉的獨特價值，希望香港解放思想自我改革，走出一條更能回應時代訴求、更加符合自身特質、更可化解深層矛盾的進步式資本主義制度，持續優化更能釋放生產潛能的產業規劃、持續改善更可符合公平正義的分配結構、持續夯實公共服務資源以減輕生活負擔並提升生活品質。

其次，當「一國兩制」達到理想狀態，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靈活融入香港，就是一種升維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也就更加能夠藉此助力國家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一來，「一國兩制」的理論誤區本就集中於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認知，而偏重於工具理性的國家治理理論有利引導正確觀念、認清矛盾所在、緩解相關紛爭；二來，當糾正了兩制認知誤區，就能更有效促進「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建立更加「對立統一」的制度安排，從而提升不同領域的治理效能。

正如習近平2017年來港視察時所指：「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一國兩制」在港能否真正成功實踐，少不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面革新，更有賴一眾治港者們的高度共識和行動自覺。當然，從積極面看，李家超能以「香港作為國家治理體系一環」視角回應香港問題，或多或少有些治理承擔——但願這是改變的開始，是香港涅槃重生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