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反修例風波之後，中央深刻認識到香港政治發展出了問題，先後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修改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但從已於去年9月和12月舉行的選舉委員會分組界別選舉和立法會換屆選舉，以及即將於5月8日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來看，不少人仍然擔心香港民主進程已經走樣變形。不過，根據去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翌日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當中不但整理了港英時代到選舉改制的香港民主發展路程，並且明確點出香港民主發展前景，甚至示意當政治問題得到處理之後，政改就有重啟條件。問題是，來到「一國兩制」下半場的關鍵節點，什麼樣的民主才更適用於香港？在保障「一人一票」之餘，內地和新加坡的「賢能政治」又有什麼可取之處？

香港社會過去長期迷信「積極不干預」的「大市場小政府」思維，任由資本壟斷逐利，導致深層次問題積重難返，大多數市民未能分享經濟發展紅利，在高昂生活成本和微簿工資之下，只能蝸居在又貴又細的住房之中，遑論要實現階級向上流動。不少人認為，只要落實「一人一票」雙普選，就能成功選出賢能志士，解決諸多經濟民生問題；然而，在以往的選舉制度之下，即使是循直選晉身議會的治港者們，也不見得能夠提升治理效能——建制派往往只是對政府唯唯諾諾，民主派則被激進勢力牽着鼻子走，兩大陣營陷入鬥爭對壘，導致社會陷入政治撕裂，不時藉着不同議題激化矛盾。

2014年「佔領中環」、2016年旺角騷亂、2019年反修例風波，都是社會漸趨激進化的表現，過程當中也都充分暴露類似歐美民主所衍生的各種「原生病」——無法過濾民粹，又無法達成良政善治，倒逼中央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修改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紛亂的政治格局；大量傳統泛民因涉國安案件而被拘捕、被囚禁，一些打着激進旗號的新興政客則紛紛潛逃海外，至現屆於去年底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民主派代表已經寥寥無幾，最後只有新思維狄志遠一人能夠晉身議會，而在下月初舉行的特首選舉當中，民主派已經毫無聲氣。

政治問題解決後政改仍有條件重啟

因2019年國慶日非法集結案入獄的民主黨前主席楊森，服刑11個月後於早前（4月12日）出獄。現年74歲、曾在港大任教的他步出監獄後說，香港已進入威權社會，政府以效果為重，港人自由、公平開放選舉、學術新聞自由和公民社會都受限制，但他仍寄語港人緊守崗位，以講「真說話」維護多元開放社會，並繼續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爭取落實雙普選 。楊森之言令不少人深感唏噓，擔心香港未來民主道路已經中斷。然而，根據去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翌日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當中不但整理了港英時代到選舉改制的香港民主發展路程，並且明確點出香港民主發展前景，甚至示意當政治問題得到處理之後，政改就有重啟條件。

去年12月27日，國新辦舉行解讀白皮書吹風會，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韓大元多次強調，「中國的國體政體決定了香港回歸後必然實行民主」，「中國政府堅定維護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發展民主的既定立場」，惟香港的民主發展也不能踰越憲法和基本法的界限，更不能威脅國家安全，沒有國家的安全，任何民主都無從談起的。可以說，未來香港需要發展出符合自身實際需要的民主。

那麼，香港究竟需要發展出怎樣的民主？

在發布《「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之前兩周，國務院新聞辦已經率先發布《中國的民主》白皮書，其中提到的「全過程民主」，結合各種解讀可見——更強調民主範圍、民主流程的「全覆蓋」，即從立法、行政到社會生活，從中央、地方到基層，都要建立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民主制度；同時重視民主選舉，也要重視選舉後的治理，要形成民主程序上的閉環，從而達至更全面的民主流程。

這種民主形式，能夠避免「中國的民主」落入「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的西方民主「怪象」之中。「香港的民主」，同樣不能落入這種怪象之中。

正如《「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所指，「不能把民主簡單等同於選舉，把選舉簡單等同於直接選舉，把民主進步簡單等同於增加直選議席，而要看有關安排有沒有擴大民意代表性，能不能反映廣大居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願。香港特別行政區民主的發展，不僅要完善、優化相關選舉制度，還應當積極探索協商、諮詢、聽證、對話等多種民主形式，開拓更多民主渠道，重在提升民主質量，追求實質民主。」

有機結合賢能政治和民主政治

問題是，在實際操作過程當中，怎樣才能實現「實質民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曾在《香港的民主與香港的未來》系列文章中建議，未來香港的選舉應把「賢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結合起來。他認為，中國有數千年「賢能政治」傳統，而在近代，把這種傳統和西方選舉結合得最好的便是新加坡，其首任總理李光耀便將新加坡模式稱為「賢能政治」，而日本民主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儒家賢能政治和西方民主要素的有機結合。鄭永年表示，如果香港能夠做到這種有機結合，就能夠確保中央選出合資格的「賢能者」供市民投票、過濾不合宜的「偽愛國者」和「鼓吹民粹的政客」，又讓普選產生的從政者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對於這種「先選拔、後選舉」的民主形式，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接受《香港01》訪問時，重提過去的「八三一」決定中「守前門、守尾門」的形式，就是由中央通過提名委員會「守前門」，以審視特首和立法會的參選人是否符合「愛國者治港」的資格，再由幾百萬的香港選民「守尾門」，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合宜的特首人選，就需要同時向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負責。

除了特區首長，立法機關也應該做到賢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有機結合。張炳良表示，在選舉改制之前，比較理想的議會模式是，一半議席由地區直選產生，另一半則參照「超級區議會」的做法，由功能組別內部提名，再經市民選舉，從而平衡不同界別利益：「在走向激進之前，議會兼具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議席，雖然功能組別基礎較窄，但能夠反映界別利益。這套『遊戲規則』，大體上能被傳統泛民和建制派所接受。這也是中央樂見的結果──議會不能失控，而特首必需可信。」

對於香港未來民主如何才能達至「雙普選」，張炳良認為仍存在眾多變數：「香港政局是否真的回復穩定？選舉委員會是否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還需繼續觀察。而議會沒有民主派之後，『行政主導』是否得到強化，社會的問題是否得以解決？......民主的新路徑要怎樣走，目前未有好好的條件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