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澳門回歸之前，兩地殖民政府管治上的強弱，奠定了他們在當地推行居民身份制度的成敗，以及在建構殖民身份認同的得失──港英政府相當強勢，為了維持自身在香港的管治和長遠利益，時刻提防國內左派滲入，並推出一套把「香港人」抽離「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永久居民身份制度」，產生一種「我者」與「他者」的區隔意識；而澳葡政府管治權力實質落在親中左派團體手上，即使嘗試建構「中葡並存」的身份認同，也只是希望當地回歸後葡萄牙文化得以保留。

香港居民身份證「以港為家」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主任鄭宏泰在其著作《香港身份證透視》記載，港英時期的身份證明，既是將香港人和中國人區分成「自我」和「他者」，又是香港華人建構「本土」身份認同的第一步。港英政府於1949年4月制定《人民入境統制條例》，用以「管制非本港土生人士來港、離港以及在港內的一切活動」；同年8月，港英政府通過《人口登記條例》，強制登記所有入境者及本土居民，並發給身份證，以資證明。雖然當時華人社會不乏反對的聲音，但經由政府透過立法規定，無論是工作、外遊乃至糧食分配均需以身份證為依據，市民不得不被動地接受政策。

港英政府簽發身份證的原意是用作管制市民，但此舉同時也促成本土意識和身份的形成。香港華人領取身份證後，他們在法理上屬於香港的「合法居民」，他們的身份便有了「中國人」（他者）和「香港人」（自我）之分。這種區分亦隨着「別人的對待」而深化，內地政府自1950年開始，加強海陸邊防管制，要求入境內地的港澳居民需要取得通行憑證才可放行，特別對香港華人更是諸多限制。

鄭宏泰在書中舉例指，港人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回到內地後，每投宿一處，都須向公安派出所登記。這種出入境限制對於以往在「同一國土」上自由出入的香港華人而言，「無異於宣稱香港華人並非自己人」；加之，朝鮮戰爭時期（1950至1953年），香港隨英國對內地實施禁運，大大減少兩地人民的正常來往。這亦導致香港華人對內地的情感無以投放，而港英政府發放的一紙身份證，讓移居香港的華人，開始萌生「以港為家」的情愫，強化「自我」──本土身份認同。

不過，早期的身份證在法律上並沒有給予持證人特別的權利，而非本土出身的香港華人，仍被視作臨時人口，香港華人本土身份只停留在「一紙身份」上。但港英政府很快意識到要維持香港的長治久安，必須在身份證的基礎上，建立一種「去中國化」的身份認同。

港英建立「去中國化」身份認同

「港英建構『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背後，有三個考慮因素──天星加價、六七暴動和英國殖民主義的本質。」鄭宏泰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出，港英政府先後經歷天星加價和六七暴動，明白香港華人對社會的不滿，加之強烈的愛國情懷，會輕易引發社會騷動，或捲入內地的政治事件之中，不利於香港的長遠管治，「我記得當時《星島日報》發布了一個民意調查，發現香港青年有兩三成想移民，他們認為自己在香港『無根』；而當時港英政府發布的《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指出天星加價幾毛錢的事，已足以引發一場社會騷亂──年輕人噪動的背後，其實是對社會的不滿，讓港英政府明白事情遠遠未得到解決。」

「第二是六七暴動，一群愛國的左派人士，牽動青年港人的愛國情懷，將香港社會捲入內地的政治運動之中（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讓港英政府有很大的反思，鄭宏泰續稱，「一方面，本地的年輕人對香港『無根』，另一方面，這些『乾柴烈火』，又容易被愛國情懷煽動，繼而引發社會問題。這讓殖民政府在思考解決方法時，立足於建構特殊的『香港人』身份。」

「第三點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港英作為一個殖民地，他最核心的利益在哪？」鄭宏泰指出，「簡而言之，就是『殖民地本質』──必然以英國自身、以白人的利益為優先，在維持社會頂端的統治的同時，不與本地社會有太多的交涉。而英國的種族政策亦抗拒『混血兒』，即白人和非白人結婚所生的小孩不能成為英國公民。所以他在塑造『香港人』身份時，香港人不能變為英國人，因為這會影響英國本土的長遠利益。」

基於這三個考慮因素，港英政府在建構香港人身份時，一方面推動「去中國化」，削弱市民的愛國情懷，與中國內地保持距離；另一方面，滿足年輕人的需求，改善港人的生活水平，在住屋、經濟、政治、文化方面大規模地改革，尤其着重提升社會整體教育水平，轉移華人移民的身份認同。鄭宏泰指出，戴麟趾總督任內已經開始着手推動教育政策，又在麥理浩總督任內得以繼承，進而擴大免費基礎教育，並在教育的課程方向上，深層次地進行「去中國化」，強調「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這種「去中國化」的本土身份認同，又以嶺南文化為載體，與1967年無線電視啟播，所帶動的流行文化相輔相成，盡量抹去中國內地的文化。而在文革期間，中國內地與香港彼此劃分、難有交流，香港華人對中國內地的理解漸少，「中國人」身份認同漸弱。隨着七十年代，香港的經濟騰飛，與內地的發展差距逐漸拉大，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適逢本土的流行文化興起，香港華人也由普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轉為認同為「香港人」。

鄭宏泰在書中形容，香港人對內地非法移民的態度，在此時便有了明顯的變化，由六十年代的「久別重逢的同胞兄弟」，變為七十年代的「討厭的窮親戚」或「陌生的外來人」。在此之際，香港人和中國人便被放在「自我」排斥「他者」的對立面上。

澳門至回歸前才統一身份制度

反觀同樣曾被殖民的澳門，儘管1992年之前仍然缺乏一套身份證明制度，導致「澳門市民身份」的身份認同長年缺乏良好基礎，但澳門人也因而不像香港人般抗拒原有的中國人身份。

澳門研究學者陳震宇去年底出版的著作《信而有證——澳門身份證發展歷程》（下稱《信而有證》），就透過梳理「澳門居民身份證」制度的建立過程，探究其對建構身份認同的關鍵作用。當中提到，澳葡政府曾先後於1923年、1957年、1976至1977年、1989年嘗試統一身份制度，但每次都以失敗告終，導致澳葡社會長期存在認別證（葡籍公民、葡籍華人）和身份證（非葡籍華人、香港人）兩種身份識別文件。

這與澳葡政府自身管治的眾多問題有關，比如第一次失敗的主因是措施適逢澳督和警察廳廳長換屆而不了了之；第二次為強制特定職業換領認別證措施沒有嚴格執行而失敗；第三次為認別證上沒有註明發出日期，港英政府拒絕接納為赴港證明文件，澳葡當局後來亦沒有跟進；第四次澳葡當局則在1984年嘗試統一發證，但先是由於一系列的行政措施和法律上的失誤，在當局改正過來之後，又因進入澳門政權交接過渡時期，而要等待中葡聯合聯絡小組磋商，便因而暫緩。直至1992年，中葡在確定澳門回歸中國的背景下，才成功推行一套統一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制度」。而該身份證制度的出現，是中方在中葡《聯合聲明》引入的制度，為確保澳門在回歸中國前，有一定的社會管治基礎。

由於澳葡政府的弱勢，又缺乏一套能夠將「澳門人」從「中國人」中區分出來的身份證制度。「自我」和「他者」在澳葡時期，反而對應的是「中國人」和「葡萄牙人」。

陳震宇接受《香港01》訪問時形容，澳門當局施加予本地社會的身份認同，其目的無非是希望葡萄牙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底蘊，能夠在政權交還中國後，盡可能對澳門社會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換言之，就是提升葡萄牙的文化和價值觀在澳門的社會地位，使之在澳門市民的身份認同中，能夠與主流的中華文化和價值觀一樣。

例如，自高斯達在1981年出任澳門總督，在任內推行促進澳葡互動的文化政策：通過文物保護、文化活動和葡語推廣相結合的策略加以推動，尋求突出澳門中葡文化並存的城市特色， 隨着政策的深入推進而拓展至發展本地造型藝術、文學創作、歷史研究和出版方面， 同時通過成立電視台作為傳播葡萄牙文化乃至澳門歷史「官方論述」的平台。往後的文禮治澳督亦相繼跟隨，並進一步將文化政策與「身份認同」掛鈎，以鞏固居民的集體身份認同和凝聚社區意識。

澳葡嘗試建構「中葡並存」身份認同

不過，相關的身份認同並沒有成功建立。陳震宇指出，背後有兩大原因：一來華人社會的國民身份認同感較強，阻礙政府推行的身份認同政策，比如澳葡當局有在中小學教葡文的構想，但被兩大華人源流學校聯手反對而沒有成事；二來是其文化政策極為「離地」。

陳震宇憶述小時候學習葡語的經歷，「有一個學期，當局派來一名『牛婆』（澳門俚語，指來自葡萄牙本土的婦女）老師授課，不過她既不懂英語，又不懂中文，所以那時我們學習起來格外吃力，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也無法提問，放學後父母根本幫不上忙，做作業也只能『斷估』。後來再讀起《葡萄牙圖文並茂》，才明白年紀太小、文本翻譯不通順都不是當年讀不懂的核心原因，而是沒有人從旁講解和指導。」他形容當時葡語為私立學校的必修課程，其實教學內容卻十分粗淺，「甚至不足以與葡人作任何有意義的溝通，葡文報章的報道、當局的通告等，根本看不懂。」

到了八十年代後期，澳門華人的教育程度有所提升，愈來愈多在外地升學的華人回流澳門，本地的高等教育體系也逐漸成型，本土社會研究和文學創作開始萌芽。澳門的華人知識份子開始反思澳葡政府的身份認同建構工程，排斥當中的殖民主義遺毒。陳震宇舉例說，「當局曾成立『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以澳門作為基地，對外宣傳葡萄牙在亞洲的航海歷史；在保護歷史建築上又『重葡輕中』，這些都是華人社群不齒的。對於葡人族群的習俗、禮儀等，只要不涉及殖民主義的，華人社群基於它們與澳門社會的密切關係，其實都加以接受。」這反而建構了一種以「中國人」為「我者」的國民身份，與「葡萄牙」為「他者」並存的身份。

陳震宇指出，澳葡時期的澳門社會，由始自終都以民族主義情感和愛國主義情懷為主流，加上澳門的基層社會組織以認同新中國政府的佔較大優勢，而澳門在經歷「一二．三事件」後，這種愛國主流變為「絕對優勢」，澳門華人大多以「中國人」自居。而兩大源流學校（傳統華人社團主辦的學校和天主教學校）都本着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作為一項基本的倫理，向學生灌輸「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抗拒澳葡政府施加的身份認同建構工程。

由此可見，澳門在缺乏一套統一的身份證制度下，又在澳門的前途問題得以解決的前題上，推動文化、教育、保育等政策，嘗試建構以「葡萄牙人」為中心的澳門市民身份。這樣看來，澳葡政府建構市民身份的出發點並非如港英政府般，希望透過削弱市民的國民身份認同，令市民對中國產生疏離感，從而確保自身在殖民地的長遠利益，而是希望建構一種「中葡並存」的身份認同感，反而遭到澳門華人排斥。

如果說，港英政府的強勢，加上對自身利益的重視，長期透過居民身份制度維護社會秩序，藉此驅逐不法份子，提防共產黨人滲入。「與之相反的是，葡萄牙對澳門近四百年的統治，主要是依賴於中國政府長久而來的一種『默許』。」鄭宏泰指出，嚴格來說，澳門並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國政府默許下的一個「生活區」，賦予葡萄牙人一定的自主權，「所以你會看到自明朝以來，葡萄牙都能夠維持對澳門的統治，因為他懂得與中國政府保持『默契』，不去頂撞中國政府。」這種基於「默契」的管治，自然與葡萄牙自身有限的國力有關，但也令澳門人的國民身份認同走上與香港人截然不同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