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年曾多次嘗試建立一個否決西方寡頭壟斷，卻也同時大致維護現有多邊主義秩序的外交風範和思想體系。它們當然未必完全反映在事實之中——政治理論與事實本質上有落差，這並非任何一個國家獨有的現象，而是國際關係中比比皆是的事實——但若我們從較為客觀但也同時以中國為本位的角度出發，以我國所提倡的外交思想去評論及審視其針對不同國際矛盾及干戈的選擇，它們乃是相對公道的出發點，也是建構合情合理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

從純粹理想理論層面而言，北京所提出並強調的新時代外交思想有三大關鍵支柱：

第一，尊重不同國家的領土邊界及領土權，反對外來勢力干預內政。這一點與西方政治哲學上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二，在資源有限及政治現實當前，以最低成本而維護多方利益的方法化解和梳理不同國家的偏好偏差，從而促進跨國合作。推崇和平及和平解決戰爭與矛盾的手法，落實中方定義的「和平一統」全球政治格局。

第三，善用現有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和東盟），以多邊協調架構撮合和推進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協調，盡量減少單邊主義和寡頭霸權壟斷全球權力分布。箇中蘊含着中國傳統哲學中「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的政治思想。

以上三大原則放諸烏克蘭危機，中國應當主動擔當一個中立調停和協調者的角色，按着既有的外交手法及模式，構建出一個新時代大國應有的危機處理模式，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時，穩守我國的核心政治及發展利益，保障中國及世界普通公民的基本權利。

針對烏克蘭戰爭的幾點判斷

烏克蘭戰爭是一場悲劇。無論個人立場為何，俄羅斯向烏克蘭用兵及其所帶來的一連串軍事及人道結果，站在政治及國際關係角度而言，都是令人憂慮的事態發展。俄羅斯被西方諸國制裁，反害的則是其本國國民，包括手無寸鐵的無辜老弱婦孺，以及被捲入戰火之中的中產及基層階級。從一個整體核心利益角度而言，如今俄羅斯所面對的經濟封鎖及圍堵，一來反映出全球化在政治意識形態下「逆轉」的趨勢，二來也突顯出在大國博弈之中，被無辜牽連的老百姓到底是多麼值得我們關注及同情。

在部份國際關係學者眼中，烏克蘭戰爭是冷戰的後續。冷戰造成軍事集團長期對峙，但蘇聯的突然解體使眾多尚未解決的矛盾擱置。全球總體和平並不能掩蓋區域大國對「絕對安全」的嚮往，北約東擴及俄羅斯對傳統地緣隔離緩衝帶的熱衷使俄烏矛盾在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繼續惡化。在其他學者的眼中，俄羅斯對復辟蘇聯的情意結，導致其對烏克蘭領土懷着一種報復性的侵佔心理——從歷史及文化層面上，莫斯科認為烏克蘭人屬於俄羅斯的「弟兄」，並且必須從西方帝國主義及文化價值觀手中解放出來。這種文化主體性民粹主義，加上俄羅斯軍事擴張主義，令俄羅斯持續地擴大對烏克蘭的領土要求，最終驅使戰爭全面爆發。

無論誰是誰非，貿然地以外來者身份向局勢添加各種各樣的道德審判，並非明智。站在中方立場而言，烏克蘭危機也是中國作為一個重新崛起的大國，在二十一世紀至今所面臨的外交危機之中，規模最大並且最具挑戰性的。同時，嘗試將中國選擇標榜為「支持西方，反對俄方」或「支持俄方，反對烏方」，迫使中國在西方與俄羅斯之間二者選其一，其實乃是在推崇着危險而失實的偽兩難，對國家利益而言並不負責任。固然，中國對烏克蘭問題必須有所回應，這是政治現實與理想原則交織而成的義責，也是中國提升其在國際社會軟實力及周旋資本的最佳途徑之一，而中國的回應過程也可被視為其新穎外交思想及價值觀的一個應用場地。

尊重主權及領土的根本立場

第一，我們應當尊重現有受國際法律秩序中的主權及領土。由於中國特殊的歷史及國情，政府在外交中將尊重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視為圭臬，此乃理所當然的。上月底，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通了電話，王毅重申中國尊重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立場，但也表示中方看到烏克蘭問題有其「複雜和特殊」的歷史經緯。在諸多的場合中，當記者追問中國是否認同需要尊重烏克蘭的主權，中國外交部表達的信息是明確的，即烏克蘭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其領土主權和安全必須被尊重，不能因政治利益而被外部勢力所干涉及破壞。2月28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不能因尋求自身的絕對安全而肆意損害別國的主權和安全，這裏釋放的信息是明確且多重的，既突出俄烏衝突的根源，也含蓄地批評俄羅斯的「進攻主義」。

烏克蘭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乃是獲得聯合國認證的。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烏克蘭被當時的蘇聯推薦，獲國際社會普遍國家一致認定為一個獨立主權國，享受着完整而必須被尊重的自決權。西方諸國常常嘗試就着中國內政（包括台海問題）與烏克蘭問題劃成等號，但這種論述忽略了北京及國際社會普遍對台海問題的定性——烏克蘭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台灣明顯不是，哪怕美國部份偏激民粹共和黨政客嘗試在這議題上挑撥離間，說三道四，都改變不了這區別。

中國政府的主權觀念是濃厚的，中方始終強調尊重烏克蘭的領土主權和安全，但同時也表示理解俄羅斯採取軍事行動的安全訴求。針對這微妙的互動關係，中方有可能需要更進一步的細分與澄清。對於北約東擴及西方針對俄羅斯所進行的各種政治封鎖，中方固然有需要作出表態，但也應同時突顯這些「合理訴求」應當面對，以及建基於領土完整的考慮及約束為何。若中方能在認同俄羅斯部份憂慮與認同俄羅斯所使用的手法之間劃一道明確而合情合理的區別線，相信會大幅提升中方整體就着領土完整擇善固執的國際公信力和說服力，也能讓在是次危機中對烏克蘭抱有同情而飽受鄰近或別國侵略困擾所影響的中小國家（例如阿富汗及以色列）對中國「主權為核心」的外交價值觀產生更大共鳴，長遠而言對中國在有關主權具爭議性的國際議題上，能大幅提升其自身話語權。

摒棄武力與制裁主導的零和思維

第二，客觀而說，中國政府尊重聯合國憲章，奉行和平主義，反對暴力主義，倡導合作共贏，反對動輒以武力脅迫、經濟制裁作為解決衝突的方式。這明顯區別於兩次世界大戰前後歐美諸國本質上所充斥的傳統武力哲學，也因而贏得不少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包括東南亞不少對西方以「人道主義」為名的外在干預感到厭惡的國家。中國倡導的一系列國際制度（規範）和倡議，比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諧世界」、「一帶一路」，也貫徹着反對霸權、爭取共贏的執善固執。

中國在俄烏戰爭中可考慮在此基礎上拉攏俄羅斯及歐盟諸國（尤其是德國及法國）對談和合作，通過多方和談平台，落實俄歐烏三方關係正常化。目前，全球輿論主要側重如何制裁俄羅斯，並使俄羅斯損失最大化。這種做法也許會在短中期內增加俄羅斯對中國的依賴，但也會令普京向烏克蘭進行全面攻堅的意欲大幅遞升，對整體歐洲軍事局勢及俄羅斯國內民眾利益百害而無一益。現時戰場上雙方的和談意欲跟着實力走，而衝突同時表現出螺旋式上升。烏克蘭雖小，但其動員了歐盟和北約的力量，俄羅斯雖大，但其經濟羸弱，後勤不足，國際社會的制約使結局的不確定性激增。俄烏雙方互不示弱，在戰局沒有出現決定性轉折之前，任何較為弱勢而乏力的國家（包括以色列及土耳其）所作出的調停只能當做「插曲」。除非俄烏博弈中的一方已深刻認識到「敗局已定」，又或者雙方皆願意接受調和者所擔當的中性角色，否則和談絕非易事。

在這一點上，中國實際上擔當着關鍵的角色。無論中國具體行動表現為何，發動了戰爭後的俄羅斯也必須在經濟和貿易層面上依靠中國，尤其在西方向俄羅斯施加空前制裁之後。這讓中方對俄羅斯具備比外界評論所說更多、更深的影響力。包括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及英國前保守黨黨魁夏偉林（William Hague）在內的政要，以及烏克蘭現任外長庫列巴（Dmytro Kuleba），也曾公開呼籲中國就停火進行斡旋。如他們所呼應一般，北京大可以主動調停是次軍事危機，或與歐盟合作，從人道救援開始，展開多邊斡旋，以獲取新的國際認可，扭轉此前的被動。調停過程除了應當反映烏克蘭及俄羅斯的確實考慮，也應當顧及歐盟諸國和中國在區內的利益。

事實上，中國似乎正朝着這一方向發展。我國外交領導人一貫尊重現有國際秩序中對領土的合理劃分，但也會面臨在國際規範與現實利益的選擇困境。在是次俄烏戰爭之中，客觀講，烏克蘭與俄羅斯都與中國長期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與中國不存在任何主要地緣衝突與競爭。兩國同時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無論偏向何方或是維持「局外中立」，中國都避免不了陷入相應的「困境」。雖然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相對特殊，中國政府對俄政治戰略定位明顯高於烏克蘭，但烏克蘭也是中國關鍵的糧食貿易和在東歐經濟部署的夥伴。

中國政府的立場在過去數周經歷了不斷的自我革新和轉變，其實也反映了中國外交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保持極敏銳的應變能力。正如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所言之「道義現實主義」，中國遵守國際社會規範和道義，遵守對邦交國的諾言，但在涉中國中長期戰略利益上，中國會以本國利益作外交決策的本位，然後再以巧妙手法將自身利益和國際道義倫理結合，構建出中國的道德威望。在歐盟及美國集體制裁俄羅斯、跨國公司紛紛撤離俄羅斯之際，當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譴責佔主流之際，中國政府外交口脗開始變得明顯「中庸」，或更確切地講，試圖尋求更大的「回旋餘地」，為戰爭起伏不定的結局預留主動的空間。現在，正是善用此空間，落實區內停火與和平的最佳時機。

北京大可考慮將自身變成俄烏兩方之間對談的最主要場地，供他們在一個中立中性的舞台上對談對話。英美兩國的力量，本質上受其意識形態及對所謂「民主價值觀」的選擇性執着而局限，並不足以擔當全球局勢動盪裏面的定海針。我們需要的，乃是願意妥協及推動務實平衡的國家去共同推進歐洲局勢穩定。這一方面，北約及美國不能被視為可靠的合作夥伴，但歐盟卻可以是。中國必須將歐盟核心中堅力量涵蓋在是次的和平對談過程當中，從而將中歐兩者之間所形成的新主軸設為2020年代始的環球新秩序核心。

奉行務實的多邊主義

第三，中方原則上相信多邊主義的重要性，最理想的當然是能避免捲入有違多邊和平的干預行動，同時維護國際秩序的整體尊嚴。因此，中方對經濟制裁的反感並不令人感到驚訝——從中方立場看來，制裁只會導致老百姓受苦，有違政治倫理。從現實考慮而言出發，在美國暫時依然是唯一超級大國的現實下，中國也擔心一旦中美衝突，中國在美海量的外匯以及國債，有可能出現的問題。我國駐聯合國代表曾舉阿富汗前政府在美國的60億美元資產為例，要求美國政府全額歸還塔利班政府，這表面上是中國一般性辯論和建議，但卻同時影射美國政府凍結俄羅斯資產的單邊決定。

對於曾飽受戰火蹂躪的中國而言，戰爭乃是一場完全不得民心，也是構成嚴重內耗的「活動」。因此，無論是出於國際觀感還是實際利益，中國長期定義自身為維護國際社會和平與穩定的中堅力量，並公然反對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現時，中方確實與俄羅斯保持了金融、大宗貨品、貿易等領域的合作，但中方也同樣地將多邊主義的奧義全面地反映出來。近期，中國考慮為烏克蘭受戰火所牽連，和俄羅斯受西方制裁影響的無辜國民分別提供人道救濟和經濟援助，協助雙方從戰爭苦難中恢復。後者對於反俄反上腦的西方諸國及企業，明顯是難以理解或想像的，也不會被放在政治考慮列表之中。但正因為我國傳統哲學講究不將無辜者牽連入內的倫理觀，我們才不會墮入西方的行動圈套，失去應有的分寸。

同時，中國更應發揮其在聯合國安理會及上海合作組織的角色，積極推動各方克制，不要出動更大殺傷力的武器。世界和平以及全球化的穩步推進有利於中國發展和安全，對烏克蘭的軍事打擊與對俄羅斯的極限制裁都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國際關係學者奈爾（Joseph Nye）曾撰文表示，擔心世界正邁向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具備龐大政治資本及力量的國家拒絕承擔大國應有的責任，為世界提供所有國家共同需要的「公共貨品」（public goods）。我們大可將世界和平及地緣政治平穩視為這眾多「貨品」的其一。動盪的世界需要一個能夠深刻理解國際危機，並站在全人類立場上作出判斷和提出方案，善意提出公共貨品，協調與整合全球力量回應危機的領導力量。

從俄烏衝突到修補中歐關係

過去數年，中國與歐盟之間的雙邊關係由良好而全面的經濟和貿易等幾近全方位合作及共融，漸趨既有競爭，也有衝突，以及保留一定熱度的經貿來往的「冷卻階段」。布魯塞爾對中國的誤解，也在英美兩國煽風點火下愈積愈深。在是次俄烏危機當中，歐盟對華取態大可分為三派——第一派認定中國乃是背後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罪魁禍首」，必須為是次戰爭負上一定責任；第二派認為中國雖然並沒有，也不會主動支持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卻在自身政治立場及定位前提下，不會願意跟歐盟諸國合作去擺平矛盾；第三派則認為，中國也許會有讓歐盟諸國「驚喜」的一幕，為中歐關係再度正常化帶來一個新契機。中國應當鞏固第三派的認同，拉攏及爭取第二派的支持，以及藉着是次危機，變相令第一派直接打面。這種做法對歐盟在戰略上對中國維持一個有別於英美兩國的「抗華思想」，也有關鍵的幫助。

目前而言，美國和北約集團依然從傳統而狹窄的現實政治考慮出發，在國內民眾及輿論鼓吹下，激化俄烏矛盾而非推動和平。同時，俄羅斯也停留在歐陸百年戰爭沿襲下來對地緣戰略和土地的無止境癡迷和貪婪中，難以抽身，更難以擺脫普京具個人色彩的政治考量及計謀。能夠介入並深刻影響局勢的力量，實際上確實不多。中國與歐盟這兩個較為相近的經貿夥伴，有必要在此時此刻發揮作用。

在衝突不斷升溫的情境下，中國可以在推動和平進程上更加做出匹配其大國地位的努力。作為發展中國家之中的真正大國，中國的外交政策日益走向成熟。儘管在特定事項上，也許依然存在「摸着石頭過河」的迹象，但中國是多邊主義的擁躉，武力衝突明顯不利於中國「一帶一路」在歐亞大陸的拓展與延伸，所帶來的消極後果歸根結柢並不符合中國利益。創造性地介入、調停推動區域和平，更符合中國正在努力構建的愛好和平形象，也符合我們向來引以為傲的中國傳統美德。

身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未來的國際議題中，應當傾向於扮演國際衝突的斡旋調停人。如果中國能順利化解涉及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戰爭，促成和平，推動新的基於全人類福祉的公共貨品再造，那將是中國國際話語權與領導力，以及軟實力提升的重要機會窗口。是次俄烏戰爭乃是一場人道悲劇，但若要避免悲劇重演，唯有負責任的大國方能捲起此一重任。我國，正是時代需要的大國。

石中堅
一群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的90後，相信香港必須自身從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環球政治中及中國崛起下，維持其獨一無二的地位，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