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國農曆春節前開始，香港在兩周時間內，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持續攀升，接連創歷史新高。1月27日創出單日164宗確診記錄後，2月5日和6日均突破300例，7日和8日突破600例，9日更是首次破千，創疫情兩年以來的新高。隨着單日確診病例數的激增，愈來愈多的樓宇屋邨被列入強檢名單，各核酸檢測點紛紛排起長龍，特區政府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龐大商户所受衝擊亦不可避免，公共資源尤其是醫療系統面臨嚴峻考驗。

香港衞生署署長林文健坦言，當前疫情形勢相當危急。根據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系團隊利用數學模型所做的推算，香港第五波疫情可能會令約25萬人感染，本輪疫情2月底或3月會達高峰。

面對洶湧而來的第五輪疫情，香港究竟該怎麼辦？如果望向英美、望向日本，香港日增幾百例上千例似乎並不算多，可如果望向一河之隔的內地，香港已然到了最危急時刻。

向內地看齊vs.隨西方「躺平」

不同的參照系和心理預期之下，香港社會對於「怎麼辦」的問題逐漸形成兩種聲音：一種認為香港應該追隨內地防疫的做法，堅持「動態清零」，這樣才能最大限度保證700萬港人的生命財產安全，而且內地的防疫政策已經被實踐證明是「管用的」，也是獲得內地民眾認可的；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香港根本不具備「動態清零」的制度基礎和社會基礎，最終將不得不「與病毒共存」，徹底「清零」已經不切實際。

香港社會圍繞「動態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產生分歧與拉鋸，並不意外。一方面，「與病毒共存」早已成為不少國家當前的選擇，英美等西方國家過去一段時間單日新增均在5萬例以上，單日超過10萬例已成為常態，向來以英美為師的香港，雖然在疫情防控當榜樣的力量不再，但受英美意識形態層面的影響早已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一些港人認為，相較於「動態清零」需要出讓的個人隱私及社會成本，「與病毒共存」成了最不壞的選擇，再加上「動態清零」切實考驗着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很多港人對此並不抱有期待，所以與其一再失望，不如徹底「躺平」。

究竟是「動態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放在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如果主政者既能做到「動態清零」，又能讓民眾滿意，何樂而不為呢？「與病毒共存」說到底是不得已的選擇，是下下策。香港當前最大的問題，不是選擇「動態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而是夾在兩者之間，陷入「動態清零做不到」、「與病毒共存又政治不正確」的兩難尷尬中。

也因為這樣，所以特區政府雖然口頭上還在很政治正確地堅持「動態清零」，但照此增長速度下去，又不得不接受「與病毒共存」的現實。要知道，香港每日新增病例中，均有數百宗源頭未明，在尚未普及大數據追蹤，也無法快速進行全員核酸檢測的情況下，每一個未明源頭都是一個巨大的隱患。再加上香港公立醫院牀位緊張、檢測能力不足，2月8日起居家抗疫計劃和市民自檢同步展開，考慮到香港有限的居住空間以及不少人面對疫情的疲態，居家抗疫大概將淪為形式，給抗疫大局帶來更大不確定性。

治港效能面對重大考驗

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於2月6日和7日分別刊發的評論文章，與其說是為香港打氣，不如說是一種鞭策和警告。

比如新華社在題為《當務之急是統一思想，堅持「動態清零」》的文中寫道，「對香港而言，『動態清零』同樣是目前防疫抗疫及保護市民衞生安全的最有效方法……所謂的『與病毒共存』，不僅現階段尚言之過早，科學上也不能給出結論，還將嚴重考驗香港醫療系統的承受能力，更遑論與內地實施免檢自由通關。」《人民日報》更直接警告，「『動態清零』有利於香港經濟社會長遠發展。應算清楚民生賬、長遠賬、總體賬，絕不能被一時困難遮蔽雙眼。」

2月10日，港澳辦首次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就香港疫情發聲，除了表達中央保障對港蔬菜、鮮活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供應外，還再次明確了中央對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防疫政策的要求，「中央政府將繼續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堅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按照『動態清零』的目標和策略，共同做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工作。」

兩大官媒同時發表督促香港堅持「動態清零」的文章，港澳辦再次要求，表達的意旨再明確不過，那就是：在防疫策略上，香港必須向內地看齊，不能也不應該向歐美看齊。在北京看來，這不單單是如何防疫，而且是大政治，事關「愛國者」能否切實提升治港效能避免淪為「忠誠的廢物」，事關經歷過修例風波巨大撕裂的港人能否逐漸凝聚共識實現「人心回歸」，事關正在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香港能否真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如果連防疫政策都沒辦法同內地看齊，都沒辦法凝聚共識，這些宏大的目標還有什麼指望？

此外，以香港作為載體，「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看似只是兩種防疫策略，其實還內含着「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兩條道路」的較量。這樣的較量，在疫情持續蔓延兩年之後，愈發突顯出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近期就此撰文表示，如今之抗疫態勢已逐步呈現一種「中西對立」的格局。如果終止「動態清零」，香港無論付出何種代價，最終只能與「西方」通關，而不可能與「內地」通關。「通關」之痛，是香港制度與內地的遠距離寒光，是「愛國者治港」無法穿透的價值迷障。田飛龍同時也強調，香港抗疫是大政治，考驗的是香港真正的自治能力和承擔「一國兩制」戰略轉型重任的能力，也是對香港制度與國家制度互動性及其融合前景的重大測試。

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理念

面對香港「動態清零做不到」的實際局面，在香港問題上持續寫作的內地網絡名人「兔主席」日前撰文呼籲，基於能力現狀和制度差異而給香港另一個選擇，並冷靜分析了新選擇的社會代價甚至「試點意義」。這種觀點明顯錯置了主客體，在防疫問題上，香港不僅無法承受其後果和代價，而且「與病毒共存」的試點對內地毫無意義，不會動搖內地堅持「動態清零」的一貫政策。因為「動態清零」並非一個拍腦袋的防疫政策，而是包含着中共一貫堅持的唯物辯證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這樣的思維模式與執政理念，不僅不會因為外界的妖魔化和不理解而輕易發生動搖，而且還會在實踐中不斷檢驗其有效性，並繼續鞏固和堅持下去。

從這個層面來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不可避免要經歷此番「成長的陣痛」。因為資本主義的那一制似乎在告訴人們，應該學習歐美「躺平」，社會主義的那一制又告訴人們，應該「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動態清零」。但作為「兩制」前提的「一國」，最終決定了香港從一開始面對的就不是一道選擇題，而是一道必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