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由1月23日至今，本港每日新增超過100宗病例，本來有望短期內落實的有限度通關，在Omicron及Delta兩大變種病毒病例激增之下，正式泡湯。不但通關遙遙無期，香港在這波疫情下面對的結構性壓力也將是前所未見。疫情如斯嚴峻，加上市民經歷逾兩年的疫下生活，早已存在抗疫疲勞，當局斷不能再以頭痛醫頭、腳頭醫腳的方式抗疫，而是必須痛定思痛，果斷對症下藥。

最近短短十數日內，本地感染數字大幅上升。由1月23日140宗新增個案中只有4宗本地個案及9宗與本地個案有流行病學關連的個案（9.3％），躍升至上周五（2月4日）142宗新增個案中有33宗本地個案及78宗與本地個案關連的個案 （78.2%）。本地個案的分佈，由初時的葵涌邨、黃大仙及深水埗，蔓延至全港。

急速上升的確診數字再一次將本港超負荷的醫療系統推入緊急狀態。截至上周五下午，有1,246名新冠確診病人分別在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500多名患者）、醫管局傳染病中心、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440人）及13間公立醫院留醫。公立醫院現時共有1,178張負壓病床，使用率約70%，當中除新冠病人外，亦有其他傳染病患者使用。而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則有816張隔離病床，加上上月先後重啟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施，提供約1,000個床位，全港可以應付的住院病人大約為3,000個。

為應對來勢洶洶的疫情，醫管局已開啟二線隔離病床，提供約600個床位。當局日前更新新冠患者出院指引，期望可將病人住院平均日數，由現時的17天縮短到13至15天。

嚴峻的疫情多多少少影響了過年氣氛，但新年祈福與拜年等傳統活動並未消失，廟宇大排長龍，有受訪市民說，只要小心一點就沒事。市民的抗疫疲勞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實在忍耐太長時間了，過去兩年漫長的封關抗疫，來來回回的禁晚市，打工仔被迫放無薪假……在傳統的喜慶節日裏，希望和家人朋友聚一聚，實屬常情。另一方面，由於造成這波疫情的主因——Omicron變種病毒迄今重症率較低，加上歐洲逐步撤銷防疫限制，市民難免掉以輕心。

然而，先不論新冠病毒仍在持續變種，後遺症等衍生風險亦未有定論，單就社會現實而言，正如政府及專家一再警告，由於疫苗接種率不足，香港尚未建構有效的保護屏障，當前沒有怠慢疫情的空間或餘地，先緊後鬆仍是目前防疫大局的根本原則。我們相信，落實以下四點策略是盡快走出疫情陰霾的良方，也是爭取與內地全面通關，同時捍衛香港民生及公共健康的關鍵。

一、完善隔離及追蹤程序

上周五 ，政府以願檢盡檢的原則向全港市民派發快速測試套裝。這固然是平衡了政府執行能力與民情的做法，但需要明白，願檢盡檢雖然能為願意檢測的市民提供便利，減少排隊時間，以及免付240港元的檢測費，但實際上有不少香港市民是不願檢測的。另外，市民即便以快速測試套裝發現感染新冠病毒，亦不一定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處理。

早前葵涌邨強檢期間，就有檢測結果呈陽性的患者在家中等候七小時仍未收到衞生署的通知，最後因呼吸困難而要送院——對於他們的家人而言，要與確診者共處一室長達七小時，心理煎熬可想而知。這個事例反映香港政府未有提供自動化的信息系統，通知患者及其親屬確診以後下一步應當採取的行動。我們建議當局參考紐約政府做法，以短片形式為陽性患者提供居家隔離的指引，教導他們避免與家人接觸，並在住宅等場所的當眼位置顯示衞生署新增的24小時特別熱線，提醒市民聯絡求助。同時，衞生署也應安排每日定時致電問候患者，為有需要的病患及家屬提供心理及具體支援。

此外，政府有必要以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為基礎，以自動化方式讓確診市民盡快上傳檢測照片，並安排他們前往隔離設施。在醫院床位飽和的情況下，也可利用這個程式指引市民判斷個人病情嚴重性，協助他們進行居家隔離。

二、完善封區程序 應對大範圍爆發

葵涌邨是香港首個實施大規模社區圍封政策的大型公共屋邨，執行過程中出現不少問題，可讓我們對目前抗疫政策漏洞一窺究竟。平心而論，過去兩年以來，香港沒有出現過如葵涌邨般龐大的感染群組，故政府在應對方面未能做到「無縫對接」，出現問題無可厚非，與國際社會相比，特區政府的抗疫行動也比不少政府更具規模及透明度，但大疫當前，我們應當追求的不是「合格」，而是精益求精。

舉幾個例子說明：在密集爆發病例地區使用過的防護裝備被胡亂棄置，反映當局缺乏一套完整的緊急方案，未能有效地統籌各部門去解決抗疫的輸送鏈問題。一旦落實封區，當區的民政專員實際上有責任安排聯絡各部門，不但需要直接並有效地聯絡紀律部隊以維持秩序，更應該主動安排清潔公司走入疫區處理垃圾，保持大廈及街道清潔。同時，政府亦可考慮以互助委員會為網絡，在各樓層組織住戶派飯，以及維持樓層清潔。當局可參考處理災難的手法，在確認病毒於某地區集中擴散之時，便立即落實完善的圍封政策，以確保各部門能在不引起民眾恐慌的前提下，短時間內執行到位。

葵涌邨只是大範圍抗疫的第一仗，政府有必要汲取經驗，為下一個大範圍的定點爆發，或是更大範圍的封區做準備。重設火眼實驗室，將每日檢測量增加十萬次，配合定額檢測量的提升，政府將具備每日三十萬次檢測量。這無疑為封區檢測的硬件做好準備。

軟件的配合同樣重要。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上周三（2月2日）探訪竹篙灣檢疫中心時提到，當局已提醒各部門優化不同級別的應變計劃及所需人手和資源，為處理大量檢疫作充分準備。希望港府能盡快完善隔離及追蹤程序，並向公眾詳細說明，讓市民可有效地按照指引，配合政府的衞生措施。

圍封措施無可避免會對市民造成一定程度的經濟代價。在葵涌邨封邨期間，就有11人稱因當局圍封而被解僱。事件引起勞工及福利局關注，並表示正探討僱傭條例，將因強檢而無法上班視為病假。當局有必要盡快亡羊補牢，讓打工仔能夠感受到政府對勞工權益的重視。

整體而言，要有效地堵塞傳播鏈，無非透過以下數種預防式政策：第一是執行禁足令，關閉部份高人流及高密度的公共或私人空間，並同時確保居民能足不出戶也能解決日常生活及起居飲食的問題（這一點內地在社區封鎖之時做得到，香港理應也有辦法處理）；第二是實施人流管制，確保街道及商場等「必然高人流」地區的人口密度受控，不會成為高密度及緊密接觸下的高傳染地帶；第三是則是在進出公共場所乃至整個指定地區時出示接種疫苗證明（即所謂的疫苗護照）。

這些措施相輔相成，若執行到位，未必需要最為極端的「限制」措施，而政府在執行時，應當結合檢測數據，密切分析措施的有效性，並彈性調整。大數據分析能協助回答這些問題，但最終仍須決策者依據自身的危機應對經驗作判斷，在對居民所構成的不便及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之間找到一個合理平衡。這也是政治學中時常強調的「分寸」——公共行政者必須具備專業判斷能力，以解決社區的結構性問題。當機立斷的追蹤，配以科學主導的抗疫思維，才能在中長期內將對市民的衝擊及影響減至最小。

坊間有不少評論非議「禁足令」及「封鎖令」，指它們是勞民傷財的破壞性措施，對抗疫防疫毫無實際幫助。有見及此，政府有必要清楚解釋抗疫的合理性，讓普羅百姓看到「禁足」的重要性 ，否則，只會導致民怨沸騰，反過來束縛施政的有效程度。政府尤其要警惕長時間抗疫導致「抗疫疲勞」，令市民在關鍵危機時刻抗拒聽令，間接令防疫措施事倍功半。與民對接不只是管治過程整體所求，更是防疫政策不可缺少的一環。

三、推動長者及低免疫力社群接種疫苗

提高疫苗接種率才是真真正正步出疫情陰霾的長遠辦法。打個簡單的比方：假設一個堤壩決堤，湖水即將傾盆落下，沖毀下游的村莊。在洪水來臨前，政府兵分兩路 ——第一路人馬負責填補堤壩的洞口，雖然明知填補的材料並不能持久地堵塞洪水的最終到來，但能為第二路人馬爭取關鍵的時間。第二路人馬的責任則是將人民從預計洪水破壞最為嚴重的低窪地區疏散，以確保即便洪水到來，也不會造成嚴重的破壞。現在香港便儼如只有第一路人馬，第二路人馬去了放假，居住在低窪地區的人民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第五波疫情其實也是港府推動接種疫苗的好時機，是落實全民接種疫苗的黃金機會。港大微生物學系臨床助理教授薛達（Dr. Siddharth Sridhar) 上月下旬評論本地防疫政策時，便指出香港政府堅持「清零」政策的其中一原因，正是長者及低免疫力社群疫苗接種率過低。若然不解決長者接種問題，一旦新冠病毒在社區大規模爆發，所引致的大量重症個案將衝擊醫療系統，令本已超負荷的公營醫療系統崩潰。因此，社會福利署應該加強與衞生署合作，提高長者接種率。

截至上周五，全港只有71.8%人口完成接種兩劑疫苗，80歲以上的人口更低至只有31.6%的接種率，與不少發展中國家的比率無異，70-79歲人口亦只有60%。牛津大學傳染病學教授 Dr. Julia Hippisley-Cox 去年於國際期刊BMJ發表的研究指出，平均年齡 75歲的婆婆感染新冠病毒之後的死亡率約為 5.98％—— 這意味着若然沒有接種疫苗，每100個75歲婆婆就有大約6個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全港2021年共有 597,000 名75歲以上長者，以6% 死亡率粗略估算，除非病毒變種至將病重率大幅降低，否則若病毒大規模擴散，可能有超過 35, 000 名長者因為疫情而死亡。相反，接種疫苗後，長者死亡率大幅下降至 0.45%，死亡率減少超過九成。即便疫苗（三針）未能百分百防止感染，但在減免整體死亡率及病重率方面，仍發揮着攸關重要的作用。

因此，政府應該大幅加快院舍院友接種，以防止安老院舍出現大規模爆發。政府在1月27日收緊院舍接種要求，強制所有院舍把院友健康紀錄交給醫生，評估是否適合接種疫苗。這一果斷措施固然值得支持，但目前外展疫苗接種隊的規模並不足以在短時間為全港安老院院友提供疫苗接種，這是人手問題，也是資源問題。衞生署可以考慮與醫管局及轄下的一眾機構合作，抽調社康護士及門診人手，以各大醫管局聯網為單位，組織外展隊逐間為當區安老院舍接種疫苗。許多長者拒絕接種疫苗，主要是擔心因為長期病患而出現嚴重副作用。因此，醫管局有必要動用社區老人評估小組， 為拒絕接種的個案進行客觀可行性評估，並協助安老院職員聯絡家人，解釋有關情況。同時，以流感的院舍防疫注射計劃為框架，與地區私營診所協作，分擔外展隊的負擔。

居住在社區裏的長者接種率同樣值得關注。社署可以聯絡地區長者中心及長者鄰舍中心，發放接種疫苗的資料及短片，並由衞生署安排專業人員，例如當區的衞生署門診或私家診所解答健康問題。 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考慮安排外展隊到場或上門為長者接種。獨居長者的健康一直是社會關注嚴重不足的議題之一，是次疫情提醒我們必須正視這些沒有在世親人，或與親人聯繫疏離的老友記們的健康狀況。無論是透過直接聯繫或電話聯絡，政府有必要確保每一位長者都得到應有的尊重及支援，不被遺忘。怎樣讓這些老人家相信政府，與政府對話，聆聽政府專家的意見去接受疫苗接種，乃是對我城公共衞生團隊素質的一大考驗。

要實實在在地推高接種率，政府便需要引進一系列的正面誘因及全面解釋，讓長者及低免疫力人士安心接種疫苗。直至如今，政府在「負面誘因」的推廣方面，可算是頗為積極——無論是禁止未接種疫苗者「飲茶」，還是透過將不打針與不通關掛鈎，政府的宣傳手法與執行措施尚算合格。然而，長者等群體接種率低的問題，並非單純負面誘因便能解決，而需要正面引導，甚至以獎賞方式鼓勵市民打針（例如完成接種疫苗的消費獎賞）。與此同時，政府也必須有力地回擊反疫苗之假新聞及渲染言論，以免民眾墮入圈套之中。提高接種率能讓我們及時減少死亡和重症率，乃是重開香港關口，與國家及世界通關的先決條件。

四、「清零」為緩兵之計，並非長策

政府即將推出「疫苗通行證」，這是恢復日常經濟活動的一項重要舉措。通行證一來有助於提升市民接種疫苗的動力，二來能為有效的「疫苗氣泡」提供執行機制，確保在高風險空間中流動者皆為沒有或只有極低傳播及感染風險的人士。但在經營「疫苗氣泡」的同時，必定要盡可能維護每個市民的公民權利，既不能無視因合理因素而未能接種疫苗人士的難處，也要據理駁斥非理性的反疫苗輿論，盡量減少坊間反感及反對。

長遠而言，市民不應被要求無限度接受防疫限制，百工百業亦無法承受一波又一波的嚴厲防疫措施。若香港不能順利逆轉封鎖及強檢措施所帶來的就業打擊，勢將出現經濟衰退，郵輪業的崩潰只是冰山一角。另一方面，政府亦無法永無止境地派發抗疫基金，單靠派錢派糖去處理現時的經濟危機及社會矛盾。

我們需要結構性的解決方案，而對內地與對國際通關，乃是走出疫情的最終目標。

先說內地——在情在理，香港皆有必要與內地通關，無論是物流運輸業者，還是在內地經營生意的港商，皆急切地需要暢通無阻地往返香港與內地，成千上萬被迫分隔兩地的家庭也亟待團聚。政府必須積極推動港康碼早日實施。

與此同時，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在我城接近全面「封關」的情況下備受挑戰。事實上，作為一個跨國經濟活動頻繁的城市，香港經濟中所有的勞動者、所有的企業，都是持續與國際社會「不通關」的受害人。我們有必要為通關創造必然的有利條件，正如袁國勇教授所言，「動態清零」乃是一個權宜之策，是一個必須的工具，以讓我們達致全面通關的終結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