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義不只讓人產生心理問題，更會影響個人健康質素。倫敦大學學院流行病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健康公平研究所聯席所長馬穆（Michael Marmot）在其著作《致命的不平等：社會不公如何威脅我們的健康》中，用多年的實證研究證實「社會梯度」和「健康不平等」存在必然聯繫—愈處於社會底層，所能享用的資源愈差，健康愈越容易出問題。烏托邦式的平均分配固然難以實現，但若放任社會資源一味向上層階級傾斜，隨着社會階級不斷固化，社會流動近乎停滯，並且禍及下一代，而跨代貧窮只會無限延續健康不公。

健康不公議題不只針對窮人

貧富懸殊的資源差異固然是健康不平等的癥結，但馬穆強調健康不公議題的焦點不應只集中在「窮人」身上，而是最頂層以下的所有人群。他在《致命的不平等》一書中以烏干達為例，當地最富裕20％人口的兒童死亡率高於最窮人口的兒童死亡率，假如只致力降低後者的死亡率，那麼最富裕20％人口的兒童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當地兒童的健康水平仍然處於十分低下的水平；因此，「我們應該做的是希望降低所有兒童的死亡率，我們應該改善窮人的處境，但社會梯度現象需要我們改善最頂層以下的每個人的處境，從而改善每個人的健康。」

馬穆曾於2008年接受英國衞生部長邀請進行「健康不平等」調查，他於兩年後出版「馬穆報告」，提出六項政策目標：給予每個兒童一個好生活的開始；令所有兒童、青少年、成年人都能發揮所長、掌控生活；為所有人創造公平就業和良好工作機會；保障所有人的健康生活水平；發展健康而可持續的社區；加強預防疾病。

之所以從兒童入手，當中不外乎兩大原因。首先，馬穆相信健康不平等嚴重影響着社會最頂層1%以下所有階層的人群，而這些兒童難免深受其害。「孩子無法選擇父母，他們也無法選擇不降生在貧困之家。」馬穆提到，收入愈低的家庭，親子教養活動時間愈少，所能享有的社會發展資源也有限，其童年經歷已經決定教育、就業、收入乃至成年生活的賦權。

一切從給予兒童美好生活開始

香港同樣如是。有調查發現，本港逾八成貧窮兒童甚至需要照顧家庭，每星期平均消耗10個小時。因過度參與家務，這些兒童更頻繁出現休息、精神不足問題，沒時間做功課，當他們進入學校時，其個人、社會和情緒發展，以及溝通、語言及讀寫技巧，較來自富裕家庭的孩童表現通常更差。這讓來自較基層家庭的孩子，日後的生命機遇較差，健康隨之較差。

新冠病毒疫情的到來，學校大段時間的停課，更讓存在已久的貧富懸殊與及基層兒童缺乏支援的情況進一步惡化。「新冠肺炎疫情令遙距學習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項『新常態』，拉闊了本來已存在的『數碼鴻溝』（Digital Divide）。」中大健康公平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黎子俊表示，基層學童面對明顯的學習資源不足問題，譬如缺乏網絡設備，難以專注學習。

再以住屋為例，美國環境心理學家蘇珊（Susan Saegert）的研究也已證明，長期居於狹小住宅的兒童，因欠缺私隱、放鬆和表達自我的空間，學習會出現注意力散渙，閱讀障礙等問題，個性也會更加自卑、孤僻寡言，長此以往，兒童易生抑鬱和焦慮等心理問題。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也通過對基層學童進行調查，發現近七成受訪兒童居住劏房、板間房、天台屋或籠屋等不適切居所，有五成七受訪者家中甚至沒有做功課的書枱，居家網課讓這些基層兒童學習時間更少，「學習質素更差，就會影響升學，升學有問題就會影響工作，後面影響收入，收入影響生活。」在黎子俊看來，這對學童的學習、情緒和行為各方面都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父母教育程度主宰子女存活

其次，馬穆認為處於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會有不同程度的需要，政府應該據此分配資源，回應不同社群的不同需要，給窮人給予適切援助，而教育則是能夠促進健康公平的一大途徑，故需要從教育着手改變下一代遭受社會不公義剝削的命運。

德國醫療保險機構DAK曾在2016年發布家庭教育研究報告指，父母教育程度直接關係子女健康，低學歷家庭的小孩蛀牙機會較高學歷家庭的小孩高近3倍，肥胖方面則高2.5倍。有份負責撰寫報告的比勒費爾德大學（Bielefeld University）健康經濟學家格賴納（Wolfgang Greiner）表示，父母教育程度尤其反映在小童蛀牙和肥胖方面。「低學歷家庭的小孩看病和吃藥的次數比高學歷家庭的多。」兒童與少年科醫師公會主席菲施巴赫爾（Thomas Fischbach）也說，教育程度及收入較低的父母可能缺乏保健意識，忽視孩子的健康。

由此看來，家長教育水平的高低，可能會直接影響孩子的存活。馬穆在其著作《致命的不平等：社會不公如何威脅我們的健康》中提到，在這之中，母親的受教育程度尤為重要，「促進教育的一種方法是增加家庭收入，增加家庭收入的一種方法就是讓女性受教育。」挪威科技大學在進行關於父母教育和兒童死亡率的不平等研究發現，家長的教育程度和兒童死亡率顯著相關，和受教育年限為零的母親相比，受教育年限為1年的母親其5歲以下子女的死亡率可降低3%，母親受教育年限達到12年，其5歲以下子女的死亡率可至少降低30%。

增加社會流動改善健康不平等

與此同時，教育程度與未來所處階層有着密切關係，通常受到更好的教育的人在日後的職業發展中，容易取得更高的收入及社會地位。「教育亦存在社會梯度。」馬穆指出，提供普遍服務幫助弱勢群體，有助於縮小社會梯度，這個概念已經在法國獲得證實。他指出，法國在上世紀六十與七十年代大幅增加入學人數，讓將近九成的三歲兒童都能接受學前教育。他還在之後的研究中發現，所有兒童的認知分數都提高了，但貧困兒童獲益更多，「所以他們後來在學校的表現中，縮小了與富家子弟之間的差距。」

英國心理學家巴特利（Bartley）在社會流動與健康調查研究中發現，當人們流動到較為上層階級時，相比位於底層的人，健康狀況出現提升表現，相反則容更容易出現健康問題。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不平等具有累積效應，即長期處於上層階級的人通常擁有更好的健康水平，而社會流動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這種累積效應，讓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人口之間的健康不平等起到「混合」的效果。總之，增強社會流動是減少社會不平等的一種主要途徑，能讓處於低下階層的人，憑借自己的能力獲得向上層流動的機會， 進而改善自己的健康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