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9日，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的首場立法會選舉順利舉行。在「愛國者治港」原則下，是次選舉選出了未來四年香港的代議士，並在2022年1月1日順利進行任期交替，第七屆立法會任期正式展開。
2021年12月20日，《「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正式公布，當中反映出中央對在港落實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強硬意志與良好意願。
不少人批評現時的政治制度，認為它是民主倒退，並且象徵着「一國兩制」壽終正寢。我們要問，在批評選舉結果之前，究竟該拿誰的尺子來量度「民主」呢？毋庸諱言，世上沒有量度「民主」的絕對準則，測量民主進程，有必要以其實際在各國各城各地的運作情況來進行，這才是管治真道。

被忽略的第三種民主

誠然，是次立法會直選投票率低至只有三成，多少反映了港人普遍對選舉制度抱有質疑及疑問，但若將12月19日在不乏競爭下順利舉行的整場選舉與12月20日中央白皮書中所呈現的願景結合作綜合分析，就不難看出，香港民主並沒有死去，而是隨着國家主動行使主權職責，在時代變遷下衍生範式轉移，從西方的選舉式民主制度，趨向我國着力發展的實質式民主制度。

兩種制度皆有其優劣，無必要爭議誰比誰更高尚。西方選舉民主制度的終極成熟體具備透明度、高度競爭、程序所規範的人才挑選及選拔機制；反之，我國的實質式民主制度走到極致（也即是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則具備較高效率及全面覆蓋性，徹底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新時代管治思維。這兩種範式固然在理念與方法大相逕庭，但在它們之間也有共存的一面，那便是基層民生民主。

基層民生民主具備三大要素：第一，基層參與度，即非常重視民眾在極少限制、程序透明、開放公正的前提下參與選舉，無論是成為候選人還是做投票者。顧名思義，「基層」的關鍵在於其並不會直接影響或牽涉到領導整體政局的管治鏈「頂層」，卻能確保理論上最接近民眾、最親近管治第一線的父母官，乃是「從百姓裏面來」，也是「往百姓那邊去」。與此同時，在基層民主裏，哪怕是最為無權無勢者，又或是政見並非完全「政治正確」的基層人士，也在制度裏具備一定參與度，投身於投票、甚至參選等過程中。

第二，民生至關重要，即將解決民生問題置於首位，並在體制設計上集中於吸納及培訓能有效、有心、有力化解坊間普遍問題的管治者及參政者。在這制度裏，民主的價值在於其能有效促使及確保民眾最為燃眉之急的需求得以及時解決，而不會導致民怨沸騰，令民眾失去對管治者應有的信心及信任。管治者的威信、民眾必須遵從的社會契約，皆建基於「民生」之上。若民眾無法「生」活，那縱有所謂的投票權，也是枉然。

最後，這種民主體制並沒有鮮明的意識型態作引子，也因而可被視為「技術管治」（technocracy）的一種延伸。民生本質上乃是超越立場、政見、意識形態的議題——固然有不少政客及機會主義者嘗試以其大做文章，作為鞏固自身管治威信或政治本錢的手段，但從政為民本來就是一種由心而發的價值觀，毋需更多的意識或「主義」作修飾。

在以上前提下，基層民生民主與西方那一套選舉為上的民主有何關聯？在西方制度裏，民眾手中的一票乃是決定何人掌權的最終標準。政客贏得選票的關鍵是「親民」，若自身與民眾脫節，甚至不願意主動接觸民眾、與民眾聯繫溝通，也可能靠政黨組織或大撒金錢宣傳等其他助力以勝出選舉；若親民與後台皆欠的話，則只會被對手擊敗、被選舉制度淘汰。這種運行機制在現實政治中成為雙刃劍——以英國脫歐爭議為例，脫歐派政客無疑「看到」了藍領階層的怒火並給予他們一時的希望，但這種短視的爭取選票做法卻未能真正解決問題，長遠而言反為人民添煩添亂。話雖如此，我們也無法全盤否定西方選舉制度在制衡和監督權力層面上的意義與作用，說到底，選舉可以促進民生議題的討論，同時也縮短管治者與民間的距離，哪怕是上流社會出身的約翰森與卡梅倫，也必須給予民眾一種「接地氣」的感覺，方能力壓對手，維持在黨內的凝聚力。歸根究柢，深諳民情而掌握民眾之急，本是無可厚非的從政要求。

另一邊廂，我國的管治制度離不開「人民」二字。無論是最新出版的民主白皮書，還是中南海前智囊撰寫的《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還是自千禧年代開展的地方及鄉村民主化，皆反映中央對「民主離不開基層」的堅持及執念。中國共產黨本質上強調尊重民眾，盡其所能地擴大執政聯盟，確保社會各大持份者能「統一戰線」，共同參與在社會建設。這也是賢能管治、全過程民主所強調的重點，基層民主順理成章，也是這「過程」的一部份。

但基層民生民主與全過程民主也至少有兩點差別：第一，前者相對於後者，更側重於擺脫任何既有意識形態（包括「愛國主義」及家國情懷），變相更能在意識形態紛擾爭持不下的政治環境中落實，而不會招惹不必要的是非及反對。第二，全過程民主本身蘊含着對「團結」及群體主義的道德寄望，這固然是國情與民情所向，相比之下，基層民生民主不苛求民眾對國、對家具備絕對的「群體服從」精神，但起碼得要對社會穩定及秩序抱有一定關注。換言之，就理念與價值層面而言，全過程民主比單純的基層民生民主必然更先進、視域更遠、覆蓋面更廣。

特區重建良政的起點

香港社會有必要理解國家為何提出全過程民主，香港本身是否有可能落實則可從長計議，但起碼要落實基層民生民主。

在此先來一些簡短的歷史回顧。且當我們必須「按照西方那一套」衡量民主的標準也無法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確實比殖民地時期的香港來得具政治開放及自由度。1997年回歸後，香港市民參與選舉投票的機會遠較港英時期更多。香港過往二十年多的政治改革一直按着西方選舉民主的步伐來走，除了反映出中央不想對香港自治事務做出不必要的干預，也反映其對本港深受西方社會思想影響的民意之由衷尊重。

事實上，中央和特區政府在回歸以來的二十四年間不斷地改良選舉制度，包括在2004年全面取消選委會立法會議席，將其換轉化為地區直選；2010年與民主黨協商成功增加全港性超級區議會議席；本來，若2015年的政改方案得以通過的話，全港市民甚至有機會於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這些本質上都是增加市民參與選舉的良政。遺憾的是，儘管本地溫和政治力量與中央屢次嘗試，種種善意的放寬卻在有心人士的煽風點火下，換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衝突。

過去有一部份透過選舉進入議會的從政者不斷利用其崗位鼓吹市民仇恨政權，甚至是製造國家與香港的對立。其中最為人熟悉的是2016年立法會宣誓亂象，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的議員，竟然肆無忌憚於莊嚴的立法會會議廳做出不愛國的行為來煽惑大眾。此後，激進反對勢力變本加厲，中央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被利用來挑撥本地的反中情意結，造成社會動盪。結果眾所周知：2020年，中央出手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撥亂反正；2021年，中央將香港政治改革方向從往「西方選舉制度」邁進，轉化為構建重視社會整體利益的「香港特色民主制度」。

欲速則不達，香港要真的落實善治，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管治，需要的乃是符合本地特定政治條件及氛圍的體制。也正因如此，我們固然要摘掉有色眼鏡，理性看待及借鏡內地近年在治理上的創新思維與實踐，也該務實重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民主政治，基層民主正是一個起步點。

在過去的本地民主發展歷程中，社會上出現一種誤思，認定只有泛稱的民主派或本土派才支持民主；建制派與「親中人士」一概被打造為「非民主派」，甚至是「反民主派」。民主的話語權及定義權被有心之人操控，將本應是管治普世價值的「民主」與「西方那一套」劃上不必要的等號。

民主制度不會一成不變，自然也沒有不變的唯一標準。在基層民主實踐中，民主是否存在取決於管治者制定政策時能否有效吸納基層民眾聲音，再出產一套社會絕大多數人共同期盼的政策，這個過程不必然要選舉來促成，內地如今運行着另一套可以「接地氣」吸收民意以制訂符合民情政策的做法，值得我們參考——由2015年起，國家於全國不同地區設置了多個「基層立法聯繫點」，它們的工作是聽取基層群眾對政策立法的意見，並原汁原味將意見提交國家立法機關作研究和參考。根據資料顯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全國設立了22個基層立法聯繫點，覆蓋三分之二省份，輻射帶動31個省級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聯繫點發展至427個，市（自治州）的立法聯繫點更高達4,350個。截至2021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基層立法聯繫點先後就126部法律草案、年度立法計劃等徵求基層群眾意見建議多達7,800條，當中2,200多條被不同程度採納吸收，更有1,300多條直接反映在法律條文之中。這個聯繫過程將國家立法機關與基層民眾有效連結，既可保障出來的政策符合大眾期望，同時也能夠使人民感受到國家對基層聲音的重視。

反觀特區政府，諮詢市民的過程多年來一直備受批評，除了諮詢形式無法達至廣泛市民參與外，在諮詢過程中部份官員以「照稿讀」回應議員或社會人士所提出的建議，讓人難以信服大眾的意見有被認真研究；政策最終落實時，又不時在受到外界抨擊後突然宣布調整。從這兩年的抗疫政策已可見特區政府如何「不接地氣」，當中以「限堂食令」最為深刻，當時不少打工仔被迫淪落街頭吃午餐的畫面，不僅讓人有政策變成鬧劇的觀感，更影響了政府的管治威信，削弱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現屆立法會以全新模式組成，市民尚且需要時間與這些新議員建立關係，18個區議會在政治紛擾及爭鬥後更是殘缺不全。特區政府作為行政主導體制的核心引擎，必須努力擔起吸納民意的責任，政策能獲得廣泛基層市民支持。落實基層民生民主的迫切性由此可見一斑。

過去，特區政府常被批評政策建議找議員「數夠票」通過便完事，缺乏全方位考量，聆聽包括弱勢社群在內的廣泛聲音。2022年，經過時代洗禮的香港政府有必要放下任何的形式主義，不能再用「數夠票」思維履行治理責任。特區政府何不搭建像內地基層立法聯繫點這樣的平台，鼓勵市民積極參與政策草案討論與研究，制定出一個市民與政府「聲氣相通」的施政策略？其實，民政事務處理應有類似角色，但目前它聯繫市民的工作並未到位。若在立法諮詢過程中，各區的民政事務處能夠在符合香港市民生活模式下，舉辦地區論壇、街站、網上互動等工作，讓市民能夠便利地接觸、了解及回應立法草案，也許就變相形成有效的港式基層立法聯繫點，再加上政府官員認真研究及妥善吸納當中的民意，絕對有助於提升政策認受性與管治權威。

社會復和是首要任務

一國兩制在愛國者治港原則下展開了新一頁，建制派與民主派之爭已成過去，然而，是次立法會選舉反映社會仍然存在非常大的矛盾，傳統泛民普遍拒絕派人出選，這除了反映出他們缺乏大局觀，也同時說明反體制思維不會因制度改變而自然消逝。過去幾年，社會上充斥政治矛盾及「顏色之分」的仇視與怨恨，社會撕裂的情況仍待修補，需要有心人去凝聚民心，跨越不同光譜與政見，建立溝通橋樑。故此，社會復和乃是當前重中之重的工作，基層民生民主的精神也體現於此。

香港要重新出發，普羅大眾各有角色。在新制度下選出的90名立法會議員同樣肩負着社會復和的重要責任，他們不能再單向地為自己的支持者服務，更應主動與其他市民，包括原本不支持他們的人作全方位接觸，傾聽他們的需要，了解他們的想法，為他們「請命」，促使政府改善管治。繼續用標籤、批判、人身攻擊等方式處理社會矛盾，對復和毫無幫助。

傳統泛民方面，大批骨幹成員因嚴重的政治誤判而承受沉重代價，從政之路戛然而止，但大批基層從政者——無論是仍在任的區議員，還是離任或留任的議員助理、社區主任——仍然懷抱貢獻社會的信念，也仍然擁有一定的資本，可以為修補社會撕裂發揮重大作用。特區政府若能積極吸納他們成為治理體系的一員，透過他們與更多市民重建互信，既有助於提升地區管治效能，也可為社會整體長遠復和創造有利條件。

對話與溝通是持續實踐基層民生民主的重要元素，它們讓官員能更全面了解各方利益，從而作出一個符合大局觀的政策。其中一個做法是舉辦社區對話會，讓不同理念的市民共抒己見，「盡訴心中情」，消減怨氣。坊間曾有一些團體舉辦了社區對話會，吸引不同政治素人、青年人與基層市民參與其中。不少與會者承認過去對特區政府施政感到非常不滿，但沒有一個良好的平台給予他們表態，以致不滿程度日益加劇。在不少青年人眼中，離開香港前往外國生活只是一個無奈的決擇，如果有機會，他們更願意留在香港，為社會作出貢獻。社區對話會讓參與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不同政見的人沒有對罵，反而逐漸了解過去各種形式主義有可能對社會所構成的禍害。當然，在社區中舉行對話只是使不同政見市民能夠重新整理思維盲點的其中一種形式——我們拋磚引玉，也寄望民間力量能提供更多與官方渠道有區別，卻也具備建設性的空間。

為政制和諧發展奠定基礎

一說到民主，不少市民必然先想起了大型的政制改革，並深信立刻實現「雙普選」便能夠締造理想中的香港。然而，近年來在幾場具備「普選」元素的選舉中，政治人物為了獲得更多的鎂光燈照耀，不僅以對罵方式來爭取支持者認同，甚至挑起政治仇恨，使選舉民主變成抗中反中幌子。中央在新的民主白皮書裏再提到達致「雙普選」是香港區民主制度的最終目標，然而，在落實「雙普選」前，社會必須具備一個良好且和諧的氣氛，才可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前提下落實進一步的民主進程。

市民希望為社會作出貢獻，總是令人欣喜之事。事實上，隨便到港九新界任何地區走走，都可發現市民多對自身地區的發展抱有鮮明期待及願景。比方說，針對一個社區閒置用地可以如何規劃來滿足當區居民需要，便可能引起坊間熱烈討論，網上也不難看見很多平民百姓（包括被體制排斥在外者）的建議及想法。然而，特區政府一直予人未能積極關注社區發展及作出諮詢的印象，過往不少政府主導的發展項目無法獲得市民認同，又或者持續將可發展土地閒置，造成浪費。

香港很多社區硬件早已老化或不合時宜，需要更新或添置設施才可滿足社區生活與發展需要。若社區改善決策只由官僚單方面判斷及主導，市民往往就只能對相關規劃提出支持或反對，卻沒有機會主動作出規劃建議。要持續發展和諧民主，讓市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至關重要。近年，有機構在觀塘區和葵青區推行「參與式預算」，讓當區居民參與社區發展規劃。民生規劃沒有政治色彩，能夠將不同政見者連繫在一起，共同參與。特區政府也效仿，就社區發展向當區市民收集規劃建議，設下開放式題目讓市民盡情發揮；相關部門可就社區發展訂下預算，並讓當區市民和持份者提出意見，最終在各個可行建議中讓當區市民參與投票決定。若能由社區做起，讓市民實事求是地為社區付出，既可使他們理解不同人的需要，培養理性溝通與討論的氛圍，也可締造和諧發展共識思維，為日後實施「雙普選」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

香港的民主路如何走下去？首先，我們不能再讓民主成為撕裂社會，綁架民意的偽命題，不能忽略了民主與民生息息相關，本質上需要包容不同持份者。中央對落實香港持續民主化的決心未變，我們也有必要透過制度性改革，落實基層民生民主。只要社會各界以積極務實態度發揮力量，相信香港將會走出一條光明的民主發展道路，市民生活獲得感及幸福感也將會大大提升！

石中堅
一群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的90後，相信香港必須自身從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環球政治中及中國崛起下，維持其獨一無二的地位，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