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中央出手完善選舉制度後迎來第一場立法會選舉，議席由以往的70席增加至90席，參選渠道也由過去的地區直選與功能組別之外，另設了40個選委會界別議席，成為議事廳內最大議席組成來源。國務院澳辦主任夏寶龍指出，新選制彰顯均衡參與，參選者背景多元，使選舉回歸良性競爭。然而，大部份泛民卻選擇「躺平」，缺席選舉，顯然尚未回復狀態。

其實，香港多年以來的政制演變，與溫和民主黨及務實從政者當年的覺悟，不無關係。回歸二十多年，本港選舉制度時有變革。在這過程中，中央與港人之間的互信乃最為重要的關鍵因素，確保香港一直循着《基本法》所訂下的主題方向，推動符合我國狀況的民主化進程。1998年，香港特區舉行第一屆立法會選舉，60個議席中，功能組別佔30席、地區直選佔20席、選舉委員會佔10席。2000年第二屆選舉中，除了功能組別佔30席不變之外，地區直選上升至佔24席，選舉委員會減少至只佔6席。在當時民主派及特區政府的共識之下，2004年第三屆選舉全面取消選舉委員會議席，讓該6席全數調撥至地區直選議席中。直至2010年，溫和民主黨中人提出「普選區議會代表」方案，更獲中央開綠燈，從而使政改方案獲得通過。這是十一年前的歷史性時刻，也是香港民主陣營透過務實而不忘國家的處事態度，所爭取回來的珍貴成就。

2012年反國教運動及後，泛民陣營中出現前所未見的激進分子，偏激的民粹聲音逐漸抬頭，騎劫了民主運動的方向。遺憾地，激進勢力乘機借攻擊民主黨來壯大自身力量，民主派陣營受民粹力量嚴重牽扯，傳統泛民為保選舉議席，也不情不願地跌入這個極端陷阱，導致與特區政府甚至中央的距離愈來愈遠，同時也似乎忘記了服務市民的初心，民生項目往往被政治化。無論是2014年「佔領中環」所帶來的社會撕裂、2016年「旺角事件」所間接鼓動的暴力勇武派對溫和泛民的反噬，還是2019年出現的動亂，這些風波固然已成過去，但也令大多數泛民主派走上政治不歸路；根深蒂固的所謂「道德潔癖」及對民調過度依賴，導致今時今日的傳統泛民政黨中人，紛紛缺乏動員能力出選是次立法會選舉。傳統泛民今後應何去何從，才能繼續為香港與國家服務？當新的非建制聲音如雨後春筍般冒起，經歷了風風雨雨的泛民還有出路嗎？

秉持服務市民初心　放下主體政治之爭

舊有泛民從政者中，不乏對此城有心有力，對香港民眾具備服務決心的優質從政者，但大局觀也同樣重要。在理在情，舊泛民勢力都有必要放下不必要的主體政治鬥爭，反璞歸真，反思如何在新制度下積極有為地服務港人。

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管治模式與內地截然不同，乃是中國領土中實行競爭性西式選舉的一片獨特土地。 「一國兩制」的價值正是讓港人能在一國的旗幟下，享受揉合西方價值觀及中式賢能管治的政治文化。這種務實而具前瞻性的政治秩序一直行之有效，讓香港在可行的政治現實下滿足港人及國家整體需要。若香港並非在這政治制度下產生如斯多的深層次社經矛盾，相信中央也毋須出手糾正香港的亂況。有不少泛民中人認為拿着廣大民意要脅中央，便能令中央卻步。事實證明，2020年的《港區國安法》、今年初的選舉制度改革，反映中央並非怕事，也不吃這一套。理性的泛民有必要從反對式政治走向進諫式政治，不要再被所謂的反中情意結牽着鼻子走，這樣才有真正重拾及累積政治資本的機會。

另一方面，泛民也要認清在港從政的道德根源由來。香港的政黨應以服務特區政府，服務我國為己任，而非為了反對國家而組成，相信這個硬道理沒有人可以反對，也沒有反駁的理由。過去特區政府與政黨的關係時有疏離，雙方有責任共同去維持一個合適的關係。除了較激進的反對派外，傳統溫和泛民在回歸後長期與特區政府維持一個各安己份的情感默契，大家均以服務市民為共同理念。即使是政治立場上稍有不同，但不論在立法會和區議會層面，這些泛民議員與政府官員在各大事項中一直有商有量，使政策能更具有效地覆蓋不同階層市民，這也是傳統泛民長期獲得市民廣泛支持的原因。

倘若一味靠政治口角來刷「存在感」，市民也應細心分析這些人的企圖是為自身利益還是為了整體社會。政治也許沒有結束的一天，但社會各持份者卻可以透過諒解、溝通、包容、合作等多種方式減少政治磨擦，求同存異，共同為市民服務，這才是成立政黨應有的初心。無論是現時仍然在任的，還是已經辭去職務的區議員，不要灰心、不要氣餒，只要大家埋頭苦幹、繼續秉持服務社區的初心，集中在可行的政治範圍內推動優惠民生的方案及措施，絕對可以重新開拓空間。為市民、為香港，又哪怕坊間及外部的冷嘲熱諷？

回歸不只是走形式　從政者需融會貫通

舊有泛民主派應當迎來自己的「覺醒年代」，反思自身與國家的關係。近十年來，社會上不時有調查試圖了解市民的身份認同，並要求被訪者回答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中國香港人還是香港中國人。這些問題無疑是將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區隔起來，猶如互不從屬，間接助長了所謂「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謬誤思維。在此前提下，泛民政黨的政策倡議往往離不開「香港人優先」這個選項，而部份建制派卻同時以只是中國人，不包括或認定自身為香港人的身份自居，無疑加深了傳統泛民與建制支持者之間的身份代溝。

不論是中國人也好，香港人也罷，這兩個身份本來就是互通與重疊，前者是我們的根，後者為我們應然的情意結。姑勿論泛民對國家政策及管治有何看法，也不應當採納或使用反中、忘根忘本的論述，以作為自身政治籌碼。回歸近二十五年，香港的反對聲音有沒有與時並進，看到並學會國家過去數十年的成功、並就國家失敗及挫折作深刻反省，反思可以如何透過香港貢獻國家的未來發展路向？

市民應以開放的心去接受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為國內國外「雙循環」發揮重要貢獻，使香港成為「中國之窗」，讓世界能夠更加了解中國，也讓國家與世界有更多的連結。這個角色在今時今日的新冷戰氛圍下，更是攸關重要。泛民本應擔當的角色，便是向外國撰述中國故事、點出中國模式下香港管治運行的問責性及競爭性，而不是拿着半事實、半虛構的故事，以為與外國連結起來，便能為香港、為國家帶來改變。

同時，泛民主派需務實愛國，不能單純走形式、走表態，以為口頭上表示愛國便已足夠，要瞭解國家、珍惜國家得來不易的勢頭。泛民主派有必要為自己的支持者（包括抗拒國家及對國家抱有敵意的港人），在香港融合國家發展大局的進程中爭取應有權益。有建制支持者可能會問，若這些人自己都不願意接受國家的際遇及援助，難道我們有義務去幫他們融入國家大局？但這並非一個管治者、一個從政者應有的心態。2020年末，有泛民區議員提出要港府在大灣區覓地發展，這提議雖未必成熟，但背後的思考值得稱讚。舊泛民若不願認清政治倫理及現實，則只會被新冒起的非建制派及獨立聲音所取代。

泛民與非建制本一家　毋須作繭自困

隨着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展開，政壇上冒起了不少新面孔、新聲音，為香港發聲、為香港出一分力。反之，舊有泛民勢力至今尚未回復狀態，以致絕大部份泛民議員及主流政黨皆失去參與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的機會。機會是自己爭取回來的，也是自己丟失的。舊有泛民政黨日後政治實力大減後，有必要反思自身的從政出路。門戶之見、立場之別，這些都是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壞習慣。泛民從政者固然可能對自稱非建制的個別政客有所微言，但整體而言，否定個別人士不同於否定整體方向。舊泛民當然可以自以為是更出色的從政者，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唯有以事實方能論證實力。

在此前提下，傳統泛民不應抗拒與其他非建制力量合作，在合作過程當中也大可繼續堅持自身原則及立場，而不是被吞噬、被磨蝕，更不能被時代洪流所淹沒。有個別泛民聲音嘗試將參加是次選舉的候選人描繪為「政治花瓶」，這種論述有欠公允，也反映了一種致命的優越感，對社會大眾毫無益處。過去泛民政黨主導政策倡議，包括環保議題、性別平權、墟市發展、福利政策等，都是有益於社會的工作，的確為有需要的市民帶來不同程度的福利。這些政策倡議與政治改革毫不相關，倘若現時因制度改變了就主動放棄所有可爭取的改變、「躺平」地接受所謂一成不變的「現實」，試問又如何能對得起過往支持者呢？

我們需要多元化的政治代表與政策倡議，才能發展出人人喜愛的香港。現有泛民力量不應受「投誠」與否等標籤問題所困擾。作為從政者，大家都是建設香港的一部份。固然有個別聲音會將所有泛民批鬥得體無完膚，但這乃是政治中必然出現的消極論述，泛民人士毋須因而認定在港從政毫無出路。香港仍有很多問題需要有心人在各行各界出一分力，這樣才能讓「一國兩制」重上正軌。

政府應撇開形式主義　廣納賢者共治我城

泛民今後的發展不應以自身的政治空間作決定，應該從服務市民的初心出發。民主的空間從來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各方在互信、互諒、互動之中不斷革新，使社會獲得穩定發展。同樣道理，建制也需要放下門戶之見，以服務全港市民為使命，這也是香港新政治模式的根本邏輯。

經歷了過去數年的種種風雨，不少市民對現有的建制及體制皆抱有強烈不滿。支持民主派的市民比例不低，表示泛民仍有一定的政治實力及代表性。泛民支持者需要的不只是議會內的代表，更是政治層面上願意聆聽他們的管治者。現時社會表面貌似回復平靜，但不少市民的心結未解，生活並不愉快，也看不到香港的希望。特區政府除了應就各類深層次矛盾進行檢討，同時也應廣納不同背景的賢能之士貢獻我城的管治。

世上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政治，即使一家只有數名職員的公司也可以有辦公室政治。故此，要社會實現非政治化，也許只是不現實的幻想。逃避矛盾只是為下一波政治風暴埋下計時炸彈，要處理政治矛盾，離不開溝通，溝通或許未必能說服對方，但必然能了解對方的情況。香港要進入良政善治的年代，體制內的成員不能再以精英主義心態自居，特區政府也不應將民主派排除，而應積極地將有能者引入體制。

提個具體建議，只要大家都能夠及願意尊重一國這個大前提，政府大可透過舉辦不同的大小型社區對話會，讓特區官員、政黨與廣大市民共同探討大家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及政策。討論內容可大至青年政策及大規模基建項目，小至道路規劃改善及地方社區維修工程。泛民在這方面大可發揮關鍵的橋樑角色。若要落實真正的與民對話，泛民政黨日後必須出一分力，持續與特區政府保持溝通，將不同市民聲音帶入體制，與特區政府一同服務香港。

一個時代的終結　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最後，有人也許會問，民主派不談「大政治」的民主概念及實現，仍能稱得上是民主派嗎？這問題相信有不少泛民支持者也曾想過，其實答案並不複雜。爭取民主不能一步到位，而是要透過信任來逐步實現。即使完善了選舉制度，邁向雙普選的目標仍然沒有改變。同時，民主派的角色遠遠不止於爭取民主化及政治自由。無論是在民生議題上監察政府，在政策制定層面上反映支持者的意見，以及在代表管治體制向民眾解說措施及方針時，以自身的經驗及知識作為補充，泛民主派都大有作為。

泛民何去何從是全港都要回答的問題，更是一道不能迴避的問題。泛民的角色是時候改變了。任何一個成熟的政治體制中（中國亦然，英國亦然，美國依然），在野的民主黨派都有關鍵角色，對政策倡議及制定擔當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具備香港特色的中國民主制度中，泛民政黨的未來及出路仍未譜寫，毋須妄自菲薄，引喻失義。舊有的泛民從政者是時候收拾心情，重新出發，靜待為港貢獻的際遇及空間，與市民及特區政府，共同為我們的家、為國家努力，成為新時代香港的改革賢能之士。

石中堅
一群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的90後，相信香港必須自身從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環球政治中及中國崛起下，維持其獨一無二的地位，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