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上周（12月9到10日）召開網上民主峰會，邀請了110個國家和地區，以及不少因「民主運動」而「蜚聲」海內外的個別人物出席。會議名義上有三大關鍵目標：「鞏固民主，對抗威權」，「推動清正廉潔的管治」，以及「提升世界各地對人權的認知及認同」。
實際上，無論是會議召開的政治背景，過程當中走馬看花的流水演講，還是美國利用是次會議推動的赤裸政治私利，皆讓這次民主峰會淪為美國打着民主的幌子與盟友圍爐取暖——徒有民主的外貌，卻沒有民主的內涵，更沒有確實探討或開拓民主新論述的成果可言。
儘管如此，從現實政治角度來說，中國仍有必要正視是次峰會對環球政治所帶來的軟硬實力衝擊及震盪。對中國來說，是次峰會是一個警示，也是一個契機。

為何此時此刻召開民主峰會？

民主峰會在此時此刻召開，原因為何？所謂的「遠因」，自然是拜登上任之時的論述基礎及承諾——在抗衡特朗普管治之時，拜登不少政治口號皆是圍繞着「民主復興」及「捍衛民主機制」而出。拜登將自身描繪成民主制度的守衛者，將正陷入水深火熱的美國人民，從特朗普民粹統治手中打救回來。也正是其對程序及體制的尊重，讓拜登在選舉期間成功爭取了不少溫和共和黨員及游離票的認同。由此可見，從一個「信用」（credibility）及政策自信（policy confidence）的角度來說，拜登有必要、也有政治義務，並面對極大的黨內外壓力，去推動由美式民主意識形態充斥的政策及方針。

固然美國民主體制內存有不少問題，但拜登確確實實在上任之後，緩和或逆轉了特朗普治下美國政府出現的不少離經叛道的政治醜——其中包括特朗普執政之時，以謊言蓋過謊言的白宮「外宣策略」、共和黨黨羽對少數族裔的制度性和法律層面上的迫害，以及其正面或間接鼓吹種族及宗教仇視的公開言論。憑心而論，拜登的確在本土層面上將美國民主從崩潰邊緣「拉回來」——但他卻並未能堵塞或根治美國內部日積月累的深層次撕裂、仇恨及矛盾。隨着美國在阿富汗的滑鐵盧、新冠疫情再度升溫、國內種族及司法制度爭議加劇，以及拜登的經濟振興措施在國會中一波三折等困難的出現，拜登的管治威信正在面臨十分嚴峻的「第一冬」。從黨派政治分析角度來說，拜登亟需公關及形象層面上的「強心針」，讓其能持續推動大規模經濟方案，以及確保民主黨員能在明年的中期選舉中維持競爭力。

從外交角度來說，拜登也面對着種種棘手難題。俄羅斯大軍正在與烏克蘭接壤的邊境蠢蠢欲動，壓境進攻烏克蘭的可能性不可抹殺。中國在國內政治及台海議題上寸步不讓，而儘管美國部份政客努力嘗試推動美國在策略性產業中擺脫於對中國的依賴，但這些一切的努力在經濟現實當前似乎只是口號式幻想。與此同時，台灣的玩火式「外交」，令其在國際社會上固然贏取不少歐美傳統盟友的支持，卻也得失了不少嘗試與中國大陸建立更強經貿關係的中小型國家（最新例子是上剛宣布與台北斷交的尼加拉瓜）。最後，美國草草成立美國-英國-澳洲（AUKUS）戰略性夥伴關係，反而令歐盟兩大國家——德國與法國對其外交政策更為質疑。美國固然成功推動「五眼聯盟」對明年2月的北京冬奧作外交抵制，但歐洲國家多未響應，就連近來對中立場及言論漸趨強硬的意大利，也表示不會加入外交杯葛「聯盟」。種種跡象皆顯示，美國在外交層面上嘗試孤立及妖魔化中國的鴻圖大計，固然並非一事無成或毫無進展，卻也乏善可陳，並非如拜登所預料那樣一帆風順。拜登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砸地有聲的「外交勝利」， 因此，是次民主峰會對拜登來說，除了是兌現選舉只是所做出的對外承諾，更是一個不能不舉辦的「公關秀」。

民主峰會有何民主之處？

是次民主峰會確實與其名字有一定程度的不符。《經濟學人》12月6日的評論表示，美國是次所邀請的參加者，反映的更多是美國政治取向及需求，而並非所謂的民主價值。雖然巴基斯坦最終決定不參與峰會，但該國獲邀參加峰會之時，白宮似乎並沒有就着其人權及民權問題發聲——反而是在其抽離並表示不能認同美國「圍剿中國」議題之時，才將巴基斯坦的「黑暗一面」在公共輿論中揭開，試圖自圓其說地解釋為何巴基斯坦最終未能出席。與此同時，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個別國家，儘管在民主排名榜上被部份同洲夥伴大幅拋離，卻莫名其妙地「獲選」入美國眼中的「民主世界」。

正在轟炸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民粹宗教教條主義當道的印度，以及政府過往爆發重大貪腐案的馬來西亞，皆成為美國的座上客，反而其傳統昷友、也算是半民主體制的新加坡並未獲邀參加。這不禁令人反思，究竟美國的所謂「擇選」標準，真的是民主制度的兌現嗎？還是為其盟友及希望結交的盟友曞設的一個閉門「派對」？

在議程及實際內容上，民主峰佰確實有就着防止自身國家被威權獨裁主義及獨裁者所壟斷政治的方法作出適度的討論 ，但卻似乎忽略了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脅並非外來，而是源自根深蒂固的社經矛盾，以及現代「民主世界」背後所蘊含着的小圈子精英主義。民主峰會本身並沒有一套能服眾而對得起美國國內外人民的篩選標準，更因以上的失序及失態，而被部份外界評論評擊為政治操作，拜登多番對外強調峰會並非為了針對中國及俄羅斯而設，更讓是次操作欲蓋彌彰。正所謂「此地無銀三百兩」，若美國確實想腳踏實地地促進有能民主的相互對話及瞭解，倒不如先將民主的定義及圈子畫得牢牢的，然後再在其中尋找塑造共鳴及討論的空間。

其實，這場峰會本質上便欠缺民主的程序成分——會議談話時間、議程，以至於講話的具體對象及參加者身份，操控權大抵都在美方手上，任由其政治人物定奪何人能發言、發言時間有多少、次序能否充分反映發言內容的配合及互動等問題。美國固然有諮詢及考慮其盟友的觀感，卻似乎在親疏有別的前提下，將參加議會的「個體戶」（包括某些逃離了香港的「流亡海外者」）轉化成一個個幌子，用來論證自身的「民主化」及「多樣性」。然而，在推動這樣的言論之時，美國卻似乎其他國家對民主進程及發展的主觀認知，以及對政治改革軌跡的具體取態——不少代表的發言皆是圍繞着特定、含有重大預設的想像問題（例如，中國必然是民主世界的頭號威脅、中方企圖將威權體制輸送至全球各地）拓展開來，並未能讓不同國家之間出現真正自由而充分的「思想碰撞」。與其將是次民主峰會定調為一次民主思想的釋放，倒不如認認真真揭開其真面目——它只不過是美國為了拉攏潛在合作夥伴民心及民意，以及鞏固現有支持者及盟友的正面態度，所舉辦的單向性座談；它扼殺了就着民主本意及定義有機討論的餘地及空間、換來的則是一次大刺刺的政治陣營「攤牌」。

峰會對中國的挑戰及威脅

有個別評論表示這次峰會代表及反映着美國圍堵中國之心昭然若揭，將民主議程轉化成政治工具，試圖將中國從國際輿論舞台上邊緣化，並將中國的管治體制定性為「不文明，也不道德」的原始模式。甚至有人認為，美國如此聲嘶力竭地批評中國專制，乃是揭示出其外強中乾的特性——正因為國內經濟及民生一塌糊塗，才要如斯盡力地推銷民主。這些評論言下之意乃是，中國毋須對美國此舉過慮，因為這些空談根本不足為懼。

此一說法太自負了，也忽略了國際關係中「道德權威」（moral authority）的重要性。這次峰會對於中國來說，有數點重大威脅絕對值得留意，必須認真看待。第一，美國透過峰會的獲邀及組成名單，旗幟鮮明地確立了國際社會中「反中俄兩國」的「論述聯盟」，將出席者皆順利地綁上了滿載着其意識形態的戰車，也迫使這些國家——無論是在自我判斷的道義層面上還是觀感上，必須接受美國對「民主」、「權利」、「公平」等關鍵思想的演繹撰述。美國試圖在此氛圍下令這些國家的人民對美國的國際領袖形象及定位重拾信心。同時，透過將「威權主義」設置為「民主共同體」的頭號敵人，美國變相等於是為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設下了一個「硬指標」——那便是，必須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及「專制」世界中，二者選其一。固然有不少國家 （包括最終沒有不出席的巴基斯坦，以及出席了但抗拒加入新冷戰的歐洲諸國）可能私底下對美國這樣的「騎劫」有所排斥，但由於他們各自的政治實力不足，而中國對他們的取態也在過去數年漸趨硬朗，故在風險管理（減少並控制風險）的角度下，唯有默默接受為美國背書這一命運。

第二，美國這次峰會邀請了不少「民間人士」出席，當中包括非政府、非牟利機構的領頭人、媒體界及社運圈子的知名人士，以及在中國及俄羅斯議題上多番發聲的「政治流亡份子」。我們固然可以將這些人士視為美國的爪牙，鄙視他們的所作所為，但也無法否認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及社群之中皆有一定的影響力。美國向來最擅長的便是向其他國家及自己的公民社會招手並納為己用，反之，中國仍未能在這些方面上進行具規模而成功的公民社會栽培，這很大程度上也是與中國政治模式相關。在中國，公民社會需要接受中共的思想領導，提供以人民為中心的公共服務，在此前提下，我們失去了戰略性靈活度，未能透過二軌外交或動員公民社會等手段，在國際話語戰中取得更多成果。

長遠而言，若美國透過招攬及提供平台予「流散份子」，從而將世上各國民間團體、自媒體，以及公民社會組織皆招攬入其意識形態的旗幟之下，則會更加鞏固其自稱「代表小公民對抗大極權政府」的國際論述。我們不應接受美國這種道德綁架，但也要認真看待美國透過大型的國際對談籠絡人心、建立自身情報及資訊網絡的能力，絕對不容小覷。

第三，這場峰會順利地將國際及美國國內民眾的視線從拜登政府的種種失誤轉移至其所發掘出來的所謂「外因」。這次峰會的內容顯示，白宮將美國過去數年的國難及坎坷，統一標榜為「威權主義」在國際及國內社會對美國的滲透所致。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被歸咎為俄羅斯策反的間諜戰之延伸；美國在新冠疫情中所遭受的慘痛經歷，被「約等」為中國對世界所構成的威脅；就連美國國內蔓延的示威，也被「包裝」成民主社會裏面應有的表述自由權。有的人可能會說，紙包不住火，但若單從一個觀感角度而言，透過這次峰會，美國無疑成功地將對其政策的批評熱度大幅降低，同時修補了受阿富汗撤兵對形象所構成的損害。在國際關係中，觀感往往大於實際，所以我們不能單憑這些現象皆為「觀感」或「表面」，而忽略其重要性。

峰會對中國的警示及啟示

退一步而言，是次峰會的舉辦及過程，對中國來說蘊含着兩點警示，必須正視及積極把握機會回應，迎難而上，才能破除西方世界的「攻略」方針。

警示一，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尤其是已發展國家之間的話語權嚴重不足。

中國缺乏國際話語權，固然由於西方局部媒體的妖魔化、西方諸國民眾長年對中國的猜疑及「非我族類」排斥，以及西方政界對中國在爭議議題上的批評及策略性圍堵等種種「外在性」因素肯定有其影響。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如今中國對外話語體制的「內在性」問題。我們往往認為「外宣」及對外的論述，必須建基於對內宣傳和國人熟悉的話語體制，卻因而墮入了一個惡性循環之中。同時，中國並不太熟悉已發展國家的話語模式，並常常墮入他們設下的品格形象陷阱之中——比方說，西方外交官較為擅長於以間接及暗諷手法等來表達本身的立場及不滿，以及透過看似持平，實際偏頗的言論向中國發動論述攻擊，將中國標榜為一個十惡不赦的國際惡霸。

以上種種因素在是次峰會，以及中國對其的回應之上有所展現。峰會的參加者當中，有不少乃是經濟發達而貿易龐大的已發展國家。傳統上，其中部份參與者未必會如美國一般，以所謂的人權外交掛帥並無時無刻在此等議題上針對中國。不少西歐、南歐，以及亞洲的民主國家，對於美國口中所謂的中國人權問題，向來都選擇保持沈默，或頂多低調地作出批評。然而，次峰會的獲邀及參加者名單，卻有着不少這類的「表面中立國」參與在內，這反映出在政治體制議題上，美國確實在過去一年有多的時間中，鞏固並強化自身的論述領導能力，並將較為中性的一撮國家拉攏到其陣營去。反觀北京就着民主峰會的回應，儘管中國在發展中國家明顯佔有較佳的輿論及貿易地位，卻似乎並未能成功地將此影響力投射並轉移至已發展國家之中。固然有人可能會說，我們為何要眷顧這群權力遊戲的既得利益者，但單從一個現實政治的角度出發，中國沒有徹底忽略他們的本錢或空間。

警示二，中國似乎仍未能完全跳出民主的話語框架。

數年前，中國戰略投資者李世默在團結香港基金所發表了一番講話，提出了「善治」不等於「民主」的說法，其直接點出了過去數百年以來，西方社會對民主主義的解讀及判斷，變相壟斷了我們對良好管治的思想。在這前提當前，李世默認為，中國有必要反擊，並主動跳出「民主」vs. 「腐敗/暴政」的偽二元。最近香港也有年輕學者表示，應當放下（程序）民主便是一切的思維，尋覓一套能結合賢能政治及選舉民主的混合體制，在政治體制層面上創新，超前英美西方等地，方為管治正道。

「全過程民主」乃是一個非常新穎而具論述潛力的政治概念，也代表着中國在中共的領導下的政治思想創新及改革路上的里程碑，但若要確確實實找出一套符合中國實情的政治論述及理論，我們似乎毋須單純糾纏於「何謂民主」，什麼叫做「民主」等的定義性問題，而應當更進一步地將「（西方）民主」與善治之間的關係破開。中國不必墮入西方部份人士所設的圈套，讓他們賺取「新證據」，將中國標榜為「假民主」。當然，中國的民主是否真假，並非外國說幾句便能定性的；但更重要的是，所謂「民主便是良好管治」這一句，本身已經是不成立的。過去數十年的人類社會發展顯示，賢能威權體制在社會治理效益上有超越及領先選舉民主體制的能力，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將威權視為必然的貶義詞，將選舉民主默許為管治的唯一標準呢？

基於以上討論，對「全過程民主」的撰述應當超越「民主」是否好東西的論述層面，更要讓全球各地的政治哲學反思，重新將聚焦點放在諸如在二十一世紀落實真正以人民為中心的管治是否需要西方那一套的選舉民主等問題上，方能更全面而徹底地跳出西方設的論述陷阱。

最後一個警示也是國際關係最為基本的硬道理。中國有必要積極探索並鞏固可以拓展的盟友關係。中國如今固然在非洲、東南亞、拉丁美洲等地皆有其一定餓支持及貿易夥伴關係，但若要真真正正地捍衛國家主權利益、在不進入全面開戰或冷戰的前提下與美國「公平競爭」，必須廣結善緣、同時在已發展國家中建立更強、更悠久的盟友夥伴關係。在這前提下，歐洲諸國——包括歐盟中的領軍國家——乃是中國必須認真接觸、對話並爭取的對象。

有人可能會說，中歐之間的價值觀、對人權及民主等議題的判斷分歧如此廣大，要建立更深入的合作關係談何容易？就連中國與歐盟之間的全面投資協議，也因歐洲議會對中國內政種種的指控而被迫擱置。難道我們真的要給這些國家面子，接受他們對我們的品頭論足？

在這一問題上，得要反思一點：究竟中國跟歐洲之間的價值鴻溝，是否真的不可跨越？無論是對社群及集體利益的強調、對家庭及個人操守倫理的重視，以及對政府權威的相信，歐洲中不少大國與中國的價值觀，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分歧。他們固然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下出席了民主峰會，但箇中又有多少是真真正正地認同美國的「全球警察」角色及定位？在此前提下，中國必須「連橫」，方能避免「合縱」，這也應當是美國民主峰會的最大啟示。

石中堅
一群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的90後，相信香港必須自身從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環球政治中及中國崛起下，維持其獨一無二的地位，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