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詡「多元包容共融」的香港社會中，不同族群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別。少數族裔人士常常受到他者化的待遇甚至歧視，他們面臨的不公不義之事，在主流華人社會眼裏常常不為人所見。這樣的差距鑲嵌在社會福利、公共服務中更加明顯。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工作、學習或是日常生活中的權利，少數族裔人士難免不由自主地站在天秤傾斜的另一端。

脫節的社會福利待遇

融樂會總幹事張鳳美接受《香港01》採訪時指出，從政策層面看，只要持香港居民身份，無論是什麼種族或膚色的人士，均擁有同等的社會福利，但他們在實際情況中並不總是可以無差別地了解、使用到所有社會福利服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語言限制造成信息鴻溝。

根據《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南亞裔族群多為基層家庭，青年就學率較低，因教育水平有限，大多數人都從事基層工種。報告中顯示，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當年有19,500個少數族裔貧窮住戶及44,700名貧窮人士，貧窮率為17.6%。對於貧窮住戶而言，低收入津貼是重要福利之一。張鳳美表示，根據她的經驗，很多少數族裔基層家庭都不知道有低收入津貼，當中部份是移民到香港，中英文水平有限，難以自行填寫申請表格，需要社工幫助。相當一部份大家庭僅一兩個為在職人士，收入有限，對於他們而言，如無政府的恆常現金資助，生活只會雪上加霜。

事實上，政府不是沒有努力幫助少數族裔使用主流福利服務。例如2018年7月，當局成立少數族裔事務督導委員會，制訂一系列涵蓋教育、就業、社會福利的新措施以加強支援少數族裔人士；當局還資助非牟利機構營辦六間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及兩間分中心，其中「融匯——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融匯」）提供一般傳譯及翻譯服務，協助少數族裔人士使用公共服務。

這些措施能否有效為目標對象提供服務？2018年3月，「政策二十一」及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提交《少數族裔人士對主要公共服務的認知和滿意程度研究》的報告，當中顯示，有學童的南亞裔住戶當中，約有85%年齡為12歲或以上的貧窮人士表示未曾使用公共服務或在使用公共服務時未曾面臨困難，亦有不少人士表示並不知道少數族裔人士中心提供的服務，而語言是他們了解、充分使用公共服務的主要障礙。除卻語言障礙，認知度偏低是另一個原因，很多少數族裔人士並沒有使用公共服務的意識，更不會主動了解或接觸。

去年3月起，社會福利署委託三間非政府機構在全港設立三支少數族裔外展隊，主動接觸及協助有需要的少數族裔人士使用主流福利服務。今年9月，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曾就此項服務質詢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羅致光回答，三支外展隊在 2020-2021年度共接觸 2,645名少數族裔人士。社署就有關個案整理出統計數字，根據初步了解，大部份的個案涉及經濟援助，其他常見的類別分別為就業援助、情緒支援及住屋援助等。

結合現實情況來看，政府的「努力」成效略顯蒼白。政府統計處曾公布，每一個外展隊的估計人手編制為11人，包括一名社會工作主任、四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四名福利工作員、一名助理文書主任和一名司機，政府表示社署現時沒有計劃增加外展隊的人數。根據政府的說法，他們以外展手法主動去識別有福利需要的少數族裔人士，並提供個案輔導，過程需要大量人手、精力與時間，而全港少數族裔住戶超過12萬，當中對服務需求較大的貧窮住戶近兩萬。也就是說，每個11人的外展隊需服務四萬個住戶，如此懸殊的比例，是否足以解決實際問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2010年發出《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指引》），為有關的政策局、部門及其他公共主管提供指導，以在相關主要範疇促進種族平等，並確保少數族裔人士有平等機會獲得公共服務。《香港01》近日向民政事務總署查詢，當局回覆，近三年來「融匯」中心提供傳譯及翻譯服務的次數總體上與年俱增，其中政府部門要求使用的即場傳譯服務次數佔比較大，證明使用到此項服務的始終是到現場、對政府服務內容已知情的少數族裔人士，但對於公共服務認知度偏低的少數族裔人士難以起到引導作用。

不平等的租住權

對於貧窮人士而言，解決住房問題是有效的扶貧方法之一。香港房屋問題向來嚴重，這座大山壓在少數族裔人士身上，顯得更為沉重。《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顯示，南亞裔的近七成貧窮人口都屬於四人及以上住戶，其中巴基斯坦的大家庭最多，85.9%屬於四人及以上住戶，且公屋住戶比例明顯較高。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提供數據，截至2021年9月底，在過去12個月獲安置公屋的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為5.9年。張鳳美提到，許多少數族裔人士與配偶、子女同住，甚至和家中長者組成大家庭。由於公屋大單位不足，對於大家庭而言，申請公屋輪候時間會更長。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今年曾發表《基層少數族裔住屋及經濟狀況調查報告》，當中提到政府2020/21至2024/25年度平均興建公屋約13,000個，假設沒有新增公屋申請個案，將現存的輪候個案「清零」亦需要長達18.5年。報告中援引數字指，2019/20年度獲安置上樓的四人家庭有2,600宗，當中80.8%的輪候時間超過六年，大家庭公屋配備嚴重不足，但政府已經自2009/10年度起停建三房公屋，此問題將日益惡化。

少數族裔住房問題已非朝夕之談，但在離地的政府眼中，此問題亦是「老調重彈」。2016年3月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時任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提出，當局未能在一段合理時間內，向六人以上大家庭申請者編配足以容納所有家庭成員的公屋單位，並指出某些情況下，這類家庭獲編配兩個相距甚遠的公屋單位，出現難以照顧家庭成員等問題。張超雄指出，大部份大家庭是非華裔人士家庭，當局難以向大家庭編配公屋單位，等同歧視非華裔人士。然而，此說法後來被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否認，表示申請人的種族並非考慮因素。

誠然，種族完全不是取決於居民是否能獲配公屋的因素，但現有房屋政策並未針對少數族裔人士的家庭規模進行調整，的確忽略了他們的實際需求。在輪候公屋期間，他們不得不租房，而本地業主或地產經紀容易對少數族裔文化有誤解，使得此過程充滿艱辛。

香港難民事工小組（Hong Kong Refugee Ministry Group）與香港融樂會在2018年8至11月進行問卷調查，在本地教會和非政府組織的支援下，訪問了140名非華裔人士，當中包括持有香港身份證及非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受訪者。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香港尋找住所時遇到困難，其中61%受訪者表示遇到「不歡迎的態度」，53%受訪者表示被拒絕租房，49%受訪者經歷過代理或者業主不願意以英語溝通的情況。發布調查時，張鳳美曾指出，根據《2016年人口普查報告：居於分間樓宇單位人士》的數據，少數族裔總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中有超過10%的人居於劏房，其中有6.5%南亞裔和2.1%菲律賓裔居於劏房，是居於此類劏房中佔多數的族裔。調查更提到，有業主為避免觸犯《種族歧視條例》，會刻意查問少數族裔租客的國籍，以此為藉口拒絕出租單位，並迴避涉及種族歧視的風險；有受訪個案表示業主抗拒他們在屋內煮食咖哩等生活習慣，而粵語交流障礙則使得他們難以緩和溝通。

少數族裔人士因歷史成因、語言隔閡及政策漏洞，承受生活的種種不平等，不禁讓人懷疑，香港「多元共融」的精神究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