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族裔人士長年承受來自社會的傲慢與偏見，而這種意識形態無形中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正如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所言，部份少數族裔由於出身較基層、中文閱讀與寫作能力欠佳、難以升讀大學等原因，只能從事門檻低、勞動力高的elementary occupations（初級職業），而這似乎成為一個難以跳出的宿命怪圈——初級職業常年集中一定數量的少數族裔人士，這些人士及其後代的選擇狹窄，社會對其產生的刻板印象更是揮之不去。在這個怪圈的多重原因作用之下，少數族裔更面臨勞工保障不足、資訊接收不足等問題，難以享有正常的權益。

語言障礙成桎梏
更難獲法律保障

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去年6月曾委託香港浸會大學青年研究實踐中心就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問題展開研究。該份研究報告顯示，中文讀寫能力是少數族裔就業的主要障礙。不同背景的少數族裔青年有着不同程度的中文能力，目前坊間的其他中文課程大多都被認為不夠實用。即便部份少數族裔青年能夠在其他中文課程中取得好成績，但也無法讓他們有效地用粵語溝通或書寫。不幸的是，粵語在香港的使用程度高，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顯示，該年錄得粵語使用人口為88.9%。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教學中心總監及助理教授梁慧敏自2009年起每五年主持一次「香港三語使用情況」的問卷調查，調查發現三語中粵語在生活和工作上的使用頻率都是最高。由此可見，如不能流利地用粵語交談、流暢地書寫中文，此障礙帶來的影響難以忽視。

《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的研究報告》指出，在學校和大型非政府機構這些高度明確分工的環境，或許可讓一些僱員毋須讀寫中文，而中小型企業的僱主則認為，招聘時需要僱員具備基本的中文讀寫能力，包括中文打字技能。調查還發現，大多數使用中英文招聘網站的僱主，沒有收到在本地受教育的少數族裔求職申請，少數族裔更喜歡通過人際網絡找工作。換言之，語言障礙也間接造成求職渠道的隔閡。

中文能力不僅成為求職絆腳石，也間接阻礙維權。天主教勞工牧民中心程序幹事曾嘉俊一直關注少數族裔勞工權益問題，並致力幫助他們解決困難，他接受《香港01》採訪時表示，接觸到的個案中，不少少數族裔朋友的第一語言是自己國家的母語，較難吸收和消化勞工處提供的中英文資訊。即便《僱傭條例》的適用對象不分膚色人種，但少數族裔工友對於假期、工傷及遣散費等保障知之甚少，亦不知曉主動獲取訊息的渠道，一旦遇到勞資糾紛或權益問題，不知如何投訴，未能充分利用法律保障。如沒有社工或政府機構的工作人員幫助，他們通常沒有信心可以處理複雜冗長的法律程序，更不會選擇為自己的遭遇申訴維權。

非僱傭範疇種族歧視
迴避尖銳矛盾的託辭

少數族裔不僅難以處理勞工權益問題，其在職場上受到的歧視也常常是模棱兩可，難以被真正證明或定義為「種族歧視」。融樂會總幹事張鳳美對《香港01》指出，要想證明一個案例涉及種族歧視，門檻相當高。

《認識香港南亞少數族裔》一書的第四章寫道，雖然《種族歧視條例》在2009年獲得通過，但社會對這法例的認識仍然很少。書中指出，在2009至2013年間平機會調查的投訴個案中，非僱傭範疇的投訴比僱傭範疇多，這跟其他三個涉及性別、殘疾和家庭崗位的歧視情況剛好相反。作者認為，這可能反映香港種族歧視的獨特面貌。首先，少數族裔對他們在非僱傭範疇所面對的不公較為留意。第二，在其他類別的歧視中，受害者訴諸法律的通常是跟僱傭相關的歧視。《香港01》翻查平機會提供的數據，發現近年的情況仍是如此。

然而，此數據只能反映平機會處理投訴狀況時所作出的歸類。在真實案例中，縱然少數族裔人士符合招聘要求，而僱主若用無關乎種族的藉口對少數族裔不予招聘或有差別待遇，平機會也難以證明。張鳳美表示：「證明種族歧視的門檻很高，其實所有歧視都是如此。僱主會聲稱（差別待遇）是因為你的工作能力不夠，而不是因為種族，這些情況都不會被平機會計入僱傭範疇的個案中。」張鳳美舉例，一名南亞裔的年輕人應聘補習社老師，本已通過電話面試並有錄音為證，僱主在電話中表示面談後即可簽約。事主提前到達公司便致電僱主，得到允許後進入公司，誰知原本順利的求職過程在見面那一刻突然發生轉折——僱主見到這名年輕人的膚色及樣貌便表示：「我們已經請到人了。」而在見面的前一分鐘，雙方仍然在電話中就面談一事順暢溝通。即便最後平機會做了調解，事件平息，但沒有定義僱主涉種族歧視。

《認識香港南亞少數族裔》一書的作者、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亦在研究過程中察覺相似案例，並對《香港01》表明類似的觀點，「我完全不反對語言能力是首要且根本的問題，但正因如此，語言障礙也變成一個藉口，令很多僱主有一個看似『正當』的理由可以拒絕合資格少數族裔人士的求職。」她認為，醫療、工程、銷售等工種對中文書寫能力的要求沒有那麼高，反而是聽、講能力更重要。而許多求職場景下，僱主聲稱對少數族裔中文水平的要求異常高，反映了背後根深蒂固的歧視心理。

時間靈活自由
卻欠權益保障

在互聯網大潮下，零工經濟（gig economy）在全球興起，在這種新型經濟模式下，工作者通過互聯網平台快速匹配服務予有需求者，經平台調配，工作者按需工作，服務提供者以「獨立承包人」，即「自僱人士」身份與平台簽約。在零工經濟的眾多形式中，Deliveroo、foodpanda和UberEats等外賣平台因其時薪較高、簽約手續簡便，吸引大量從業人員，成為香港零工經濟主要形式之一。零工經濟本可以為工作者帶來更多自主選擇權，然而，由於港府思維僵化、反應滯後，未能明確定義自僱人士，導致平台對工作者實行單向控制，而工作者不能享有同等福利，自僱人士的權益不受《僱傭條例》保障，面臨更嚴重剝削。曾嘉俊指出，零工經濟從業者中，南亞裔人士的比例非常高。因此，互聯網平台帶來的僱傭關係不平等、界限不清晰等問題，對南亞裔人士帶來的影響最大。

11月13日，foodpanda外賣員不滿平台無理壓榨、反復扣減服務費底價致收入銳減，一連兩日發起罷工並在多區集會，從人數或規模上均較以往更大。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組織幹事何鴻興對《香港01》表示，參與罷工的外賣員中有相當多南亞裔人士，比例約佔六成。他指出，大部份南亞裔外賣員都倚靠這份工作養家餬口，foodpanda平台近年來反復修改規則，使得外賣員——尤其是南亞裔外賣員的收入日漸下跌，而申訴或權益爭取往往不了了之。何鴻興提到，今年1月，新冠疫情尚且嚴重時，社會上存在偏見，認為少數族裔群體抗疫不力，有Deliveroo客戶要求不接受印度裔及巴基斯坦裔人士處理其外賣訂單。即便該事件未涉及foodpanda，且平台已永久終止該名顧客的賬戶，但事件中體現出的不包容加劇鴻溝，矛盾積重難返。因此，本次罷工算是一次爆發。

然而，港府在零工經濟的勞動保障方面毫無寸進。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製作的「選定地方就加強保障獨立工作者的政策檢討」報告，勞工處2017年接獲22宗關於「假自僱」的投訴，並離地地回應，已採取「加強公眾教育」、「為相關工作者提供諮詢或調解服務」和「加強巡查與執法」三大措施打擊假自僱。然而，《僱傭條例》至今都沒有涵蓋包括零工在內的自由工作者權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曾在2018年回答提問時表示，政府暫時沒有計劃擴大《僱傭條例》的涵蓋範圍。如今爆發的這次罷工風波再次提醒政府，不能再逃避，必須盡快釐清概念，正視零工經濟中存在的勞動保障問題，以助零工經濟良性發展。

政府離地短視
就業服務聊勝於無

今年10月，港九勞工社團聯會發布一項調查顯示，受訪者中，有超過六成人不了解《僱傭條例》，有八成人遭遇勞工權益剝削時沒有尋求任何幫助，部份人認為流程耗費時間、有語言障礙，有人不知道要向哪個部門求助，更有人擔心求助後會被僱主發現；甚至有較高學歷的受訪者不了解有關條例。

政府對此並非完全袖手旁觀，但究竟帶來多大效益，令人存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核2017至2018年度開支預算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曾提問，關於促進少數族裔人士就業、保障其僱員權益及福利所涉及的財政撥款及人手編制，政府是否分配財政資源在勞工處設立少數族裔人士就業科等，彼時羅致光回答，勞工處自2014年9月起推行「少數族裔就業服務大使計劃」，聘用能以少數族裔語言溝通的學員擔任為期六個月的就業服務大使，2016-17年度勞工處共聘用31名學員，涉及開支約155萬元。與此同時，勞工處在2017-18年度嘗試以試點形式分別在西九龍就業中心及元朗就業中心，聘用兩名通曉少數族裔語言的就業助理，加強對少數族裔（特別是南亞裔求職人士）的就業支援，涉及年度預算開支約35萬元。羅致光還表示，政府當時沒有計劃在勞工處就業中心設立少數族裔人士就業科。

《香港01》近日就此議題查詢勞工處，得到回覆表示，自2014年9月至今，「少數族裔就業服務大使計劃」已合共聘用186名少數族裔就業服務大使，最近三年，該計劃涉及的在職培訓開支（當中包括少數族裔就業服務大使的薪酬及福利開支、支付給學員的培訓津貼及培訓課程開支等）分別為105萬元、210萬元及192萬元。至於就業中心的就業助理，目前仍是兩名，暫時無計劃聘請更多。此外，政府在2020年11月委聘兩所非政府機構推行「多元種族就業計劃」，以個案管理方式向少數族裔求職人士提供一站式就業服務，則暫沒計劃聘請更多少數族裔就業助理於就業中心提供服務。今年9月，羅致光在回答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質詢時表示，截至今年7月底，共有453名少數族裔求職人士參加計劃，共錄得 144 宗成功就業個案，包括 35 宗在該計劃下獲委聘的兩所非政府機構轉介而獲聘的個案。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少數族裔勞動人口為456,621人，453人參加該就業計劃，實在少得可憐。再看政府，僅委託兩所非政府機構以個案管理方式提供就業服務，恐怕難以應對。

勞工處網站顯示，全港各區共有13所就業中心，兩個試點各一名就業助理。這顯得勢單力薄。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在中西區工作的少數族裔人士比例最高，佔25.8%，其次是油尖旺區，為16.2%。其中，尼泊爾人及印度人的固定工作地點主要集中在油尖旺區，分別為26.9%及23.9%，其次是中西區，分別為25.7%及25%。也就是說，從便利程度看來，具勞工權益訴求的少數族裔人士，對位於深水埗的西九龍就業中心、金鐘就業中心及位於西營盤的西港島就業中心需求會更大，而政府的就業助理卻未作出恰當的安排，讓人不禁懷疑政府的誠意，雖然撥出財政預算，也安排了人手，但解決問題的力度和適切度，遠遠不夠。

早前在《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提到致力為香港的多元文化族群構建公平關愛的社會，並會以身作則，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更多受聘機會。對此張鳳美表示，這個嘗試是好的，但少數族裔人士始終需要被訓練出可獨當一面的中文讀寫能力，而他們的中文教育存在較多漏洞，需全面提升；以往少數族裔人士進入政府，多數也只能做一些較低階、學歷要求低的工種，職業路徑狹窄，政府應拿出誠意，為他們找到合適的職業發揮所長，才能真正打開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