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how must go on！……這幾十年來，我都沒見過香港像現在這麼慘。以前好景，我們到處去幫人；現在逆境，我們更加應該站出來幫助大家。這個1:99音樂會，除了用來籌款成立基金幫助SARS康復者及其家人，其實最重要的，是想藉着這個機會，幫我們的醫護人員打氣，幫香港打氣！」一齣記載香港已故傳奇巨星梅艷芳的人物傳記電影《梅艷芳》，一幕她在2003年沙士疫情期間罹患子宮頸癌仍然堅持籌辦抗疫音樂會的情節，一段她對着畏首畏尾的政府官員堅定不移地痛陳利害的對白，無不把觀眾的思緒拉到交錯的時空當中，紛紛感慨今非昔比，甚至緬懷那些隨着這位「香港女兒」一同逝去的黃金時代和香港精神。
梅艷芳短短四十年的傳奇人生確實伴隨着這座城市飛越跌宕，相信沒有人會不佩服她的堅毅、專業和勇敢——這也正正是這個彈丸之地得以閃耀世界的良好特質：因為堅強不屈而拼搏努力，可以從輟學賣藝的小歌女變成無人能及的大人物；因為兼容並蓄而大膽創新，可以帶領香港開創薈萃中外和混雜新舊的流行文化先河；因為秉承公義而是非分明，可以勇敢聲援「八九民運」、正面看待國家發展、大膽譴責無良傳媒、致力推動港人團結、不懼《基本法》第23條立法爭議。
可惜，很多人看過《梅艷芳》後，不是簡單地對「梅艷芳」投射各取所需的政治想像，就是悲觀消極地懷念往年、感嘆處境都變，有的甚至會把我們對於做人的理想性格和當下的社會環境相扣連，說得好像是政治原因導致我們無法堅守良好品格；然而，我們似乎忘卻了我們同樣是「香港兒女」，卻只能在虛無主義當中怨天尤人，甚至灰心喪志、移民外地，而不懂得重拾甚至延續梅艷芳竭盡全力踐行的香港精神：要讓演出繼續，讓香港的精彩繼續！

很多人都說，梅艷芳的一生就是香港的興衰史。出生於1960年代的貧窮香港，不到5歲就和姐姐梅愛芳到荔園登台幫補家計，不但沒有正常童年，而且受盡同學白眼，還日夜遭到繼父髒話辱罵，臨睡之前甚至要把木棍放在枕頭邊以防對方騷擾。1970年代香港經濟有了起色，但當港英政府開始普及中學教育的時候，梅艷芳已在中二輟學，每晚連趕13、14個場子表演賣藝，唱足十個小時，唱到聲帶長繭也不能停歇，因為她和姐姐已經成為家庭重要經濟支柱。進入1980年代，香港發展如日中天，因參加新秀歌唱大賽而被賞識的她全身投入演藝事業，並在自強不息和天時地利的情況之下成為後無來者的天王巨星，在樂壇和影壇留下不能抹滅的足跡，有份開啟一個薈萃中外和混雜新舊的香港流行文化雄霸一方的黃金時代。在前途問題徬徨不安的1990年代，淡出樂壇的梅艷芳開始關注慈善工作和提攜後輩。最後，在香港飽受沙士疫情、經濟危機、政治爭議的2003年，當整個社會陷入焦慮和低迷，身患頑疾的梅艷芳先是籌辦音樂會為沙士病患家屬籌款、為醫護和香港打氣，再是奇蹟般地舉辦8場演唱會向歌迷告別，45天後與世長辭。

「在今天這個浮光掠影的互聯網時代，社會講求『潮』與『In』，資訊更新的速度史無前例地快，我們遺忘的速度也是如此。當每天資訊如此氾濫，當男神女神貨如輪轉，我們何必在乎什麼經典？何必嘮嘮叨叨地叫新一代回望過去？但願梅艷芳的故事可以令我們稍稍放慢腳步，看看香港來時路，看看社會與文化的變遷脈絡。梅艷芳的人生，以及她所代表的香港故事，並不是博物館的文物，而是可以成為今天香港的思考資源與前進動力，並為香港未來提供一種可能性。」本身是梅艷芳忠實粉絲的澳門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李展鵬在2019年7月出版的《夢伴此城——梅艷芳與香港流行文化》一書寫道，香港出過不少巨星，但不是所有巨星都能留下精神，而梅艷芳的傳奇絕對可以代表這座城市，她對表演的專業、對公義的執着、對弱勢的關懷、對朋友的仗義、對後輩的提攜，也都展示着這個小島的良好特質。

不過，由香港安樂電影公司籌拍六年的人物傳記電影《梅艷芳》自11月12日正式公映後，一開始的討論大多集中於一些集體記憶當中的留白，例如完全沒有觸及梅艷芳在「八九民運」期間如何動員香港演藝界聲援內地學生的重要經歷，然後對此加以一種尋求自我安慰的政治想像，甚至簡單地得出「如果梅艷芳還在，她一定是個『黃絲』」的結論。

但事實上，梅艷芳的政治面貌未必符合這些想像，例如她在1992年接受鄭裕玲訪問時談及對內地開放演藝市場的看法，坦言當國家正在發生向好的變化，身為中國人的我們就應該給予支持，「而不是在背後踩多腳，否則雙方就像彈弓一樣，扯得太緊就會一拍兩散，到時候外國人更加不會尊重我們中國人」；而在2003年社會因《基本法》第23條立法出現重大爭議，她則認為「國有國法」，暫不擔心有什麼太大影響。按照諸如此類的政治現實推斷，假如梅艷芳仍然在世，她確實不會對特區政府在2019年的強蠻修例不聞不問，但她也絕對會強烈譴責極端暴力和「攬炒」行為，並且痛心香港人自己打自己。

認識梅艷芳
不能停留在片面政治想象

「關於梅艷芳的政治想像，一種可能的詮釋是，支持民主發展的市民，需要在不同界別中找到一些願意堅持自己的價值理念、願意為理念而犧牲個人利益的標誌（icon）。」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在《梅艷芳：集體記憶和關於明星的政治想像》一文中如此解釋當《梅艷芳》出現一些集體記憶的「缺席」，就會馬上有人進行集體記憶的「建構」，而社會建構這種集體記憶時並不在乎有關形象是否最為「真實」的梅艷芳，而只要能夠符合某些事實基礎和政治需要，就會不斷被公共論述重複加持、確立、延續，即使有人刻意迴避不談，也總會有人補充說明，「長此下去，集體記憶會如何轉變，就難說了。當一些事情從此不再在公共領域中被提起時，維持記憶不容易。當社會上人們都心裏有數時，磨滅一種集體記憶，也不容易。」

然而，若只把對《梅艷芳》的討論停留在那些片面的政治想像，也許是對「梅艷芳」認識的一種遺憾，甚至無法更好地梳理當中的變遷脈絡，也就無法書寫更好的香港故事。

「談論《梅艷芳》，不能把它看成純粹的電影文本，而是要把它視為杜魯福口中的社會學事件。電影引起轟動，因為它切中了社會情緒，擊中了大眾的『感覺結構』。」李展鵬在影評《〈梅艷芳〉不只是部電影，更是個社會現象》當中引述法國導演杜魯福對於電影成功與否的定義，認為《梅艷芳》從票房成績（上映不足三周已經衝破4000萬元）到廣泛討論的社會效應，已然成為香港的「社會學事件」；而儘管當中還有不少故事遺漏，例如她兒時受盡歧視、開創流行文化的百變與前衛、對待歌迷、朋友、後輩和家人尤其是把她當成「搖錢樹」的母親和兄長的真心實意等等，「但《梅艷芳》呈現的香港故事、捕捉的社會情緒，還有它撫慰人心的力量，已令電影成為一個社會現象。」

李展鵬所指的「社會情緒」和「撫慰人心的力量」，大概是電影和現實的時空交錯，例如在梅艷芳離世的2003年，香港同樣備受沙士疫情困擾，經濟持續兩年衰退，社會也出現頗大政治爭端，而身患重病的梅艷芳仍然積極籌辦音樂會為香港人打氣，甚至鏗鏘有力地反駁懶政官員，確實令人感慨萬千，或是溫暖，或是懷念。而他所謂的社會現象是「奇妙」的：「這邊廂，香港人繼續狂追Mirror，鏡仔展示星味與才華，一個接一個走紅（梅姐若還在生，一定力撐鏡仔這種新人）；另一邊廂，梅姐成為社會熱話，在戲院哭過後，大家繼續尋訪昔日香港。新的舊的，並駕齊驅，街上到處是梅姐，到處是鏡仔。香港流行文化，有多久沒這樣熱鬧過？有多久沒展示這種橫掃全城的力量？」

可是，奇妙也好，熱鬧也罷，明眼人都明白，如今Mirror竄紅的社會原因和時代背景，明顯有別於梅艷芳有份造就的那個輝煌時代，甚至有些「政治正確」的意味和色彩，更像是當社會陷入政治熱情退潮過後的虛無主義的表現。如果我們一方面滿足於這種片面的政治想像和表面的精神慰藉，另一方面又懷憂喪志地懷念往年、怨天尤人、離鄉別井，那實在有愧於這位竭盡一生都在踐行香港精神的「香港女兒」。所以，無論《梅艷芳》呈現了一個怎樣的「梅艷芳」，我們還得跳出電影去重新認識她的故事，才能更好地讀懂她窮一生精力給我們留下的精神啟示。

一步一腳印
譜寫出「香港女兒」故事

那麼，什麼才是我們最應該重拾甚至傳承的「梅艷芳精神」？對於為舞台而生的梅艷芳來說，「The show must go on」的堅韌是《梅艷芳》從頭到尾的線索，也是「梅艷芳」一生的寫照——無論是小時候在歌廳跑江湖，還是爆紅後至今仍未有華人女歌手能夠打破的292場個人演唱會；無論是聲援「八九民運」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還是支持「華東水災」的「演藝界忘我大匯演」；無論是發起抗議《東周刊》刊登女星裸照的「天地不容」集會，還是籌辦為沙士病患家屬籌款、為醫護人員和整個香港打氣的1:99音樂會；無論是為演藝人員爭取社會尊重和福利權益而成立香港演藝人協會，還是為爭取內地放寬對香港電影的發行限制而自費組團赴京拜會國家部委——每一個她自覺香港需要她的時刻，她都會義不容辭地站上舞台、走到最前，娛樂大家、凝聚大家，就算身體不適也從不失場。梅艷芳奪得金像獎、金馬獎和亞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的電影《胭脂扣》的編劇、香港知名作家李碧華在她病逝後的悼文《花開有時，夢醒有時》中這一席話，則對「梅艷芳精神」有更深刻描述：「阿梅給我們的啟示，是人若堅強、不屈、自信，可以：把壞事變成好事，把不幸化作大幸，把有限延至無限，把自己回向他人。」

可惜，不要說梅艷芳病逝後我們的社會並沒有嘗試延續她的精神，其實在她生前人們也不一定能準確對焦，因為有些媒體基本上是在描述另一個故事——夜夜笙歌、食客三千、感情生活混亂的「壞女孩」。

對於這樣的扭曲，流行文化學者、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名譽副教授吳俊雄早有觀察，他在李展鵬於2014年所編著的《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中一針見血批評：「我感覺梅艷芳用了二十年去講課，但傳媒卻沒聽課，這令人非常失望。其實，歸於平靜未必是梅艷芳的願望，她穿婚紗也是要嫁給舞台。傳媒就是這樣，它可能在港聞版把你神化，然後娛樂版記者翻你家的垃圾，而且始終擺脫不到跌入成規。」

「我們把梅艷芳放大，讓一個藝人變成『香港的女兒』，這是好事。當然，無論是『六四』時支持學生，到創立香港演藝人協會，她亦自覺把香港命運跟自己掛鈎。事後，我們放大她的特質，她作為女性的主動、對生命的執着，以及她擅於表現自己的特性，都被視為可以代表香港。的確，如果香港有更多梅艷芳的特質，香港故事會更多元，而世界亦會更加好。」吳俊雄認為，「香港女兒」的稱號之所以為人認同，其中一大關鍵在於以往主流香港故事論述通常都是以男性為主，只會強調香港男人的衝勁、奮鬥和拼勁，卻沒有發揮女性「關懷」，而梅艷芳的大愛豐富了香港故事的面向。

吳俊雄曾於梅艷芳出殯後以「梁款」為筆名撰寫《一個喪禮，兩點體會》一文，提到香港人認同梅艷芳是「香港女兒」的另一種觀察：「一、香港人對香港有情，這份情一直靠本土演藝事業聚焦推動；二、香港人肯為香港說故事，這些故事許多時在本土演藝巨星身上全數顯現。」那時，電視台連日直播整個喪禮，就像一個全民參與的聚會，相關報道鋪天蓋地、此起彼伏，正好幫他重溫了這個由荔園爬到紅館、跨過東洋、再面向世界的香港傳奇，也讓他感慨「在梅艷芳面上，我看到由低做起、力求百變、不斷自強、劈爛冰山的港式蠻勁。在梅艷芳身上，我找到一種因成熟而來的傲氣和林奕華（香港編劇、作家）說的師承海外但無限地青出於藍的港式showmanship。看見梅艷芳，我看見香港。」

什麼是「師承海外但無限地青出於藍的港式showmanship」？「當年的梅艷芳一出現，就已經對以前的世界說再見。」在香港電台2007年年底播出的《不死傳奇》當中，吳俊雄這樣解釋梅艷芳之餘香港流行文化發展的震撼和成就。他後來在李展鵬的著作中詳細解釋了這個說法——首先，她在跟以前的女歌手說再見，有別於徐小鳳等人的溫文和內斂，「有技巧地把感情釋放出來，有一種對人生作拷問的唱法。她無論低音高音都處理得好，可以把歌變得雄壯。各樣的技巧，令她與別不同」；其次，她在跟舊世界說再見，一方面她積極參考麥當娜的性解放元素，「跟陳寶珠、蕭芳芳不同，梅艷芳較主動吸收一些西方的想法，並融入本地」，另一方面，她亦努力吸收80年代的日本華麗表演風格，並且將兩者通盤本地化，甚至可謂「港式自由主義的嘗試」。

有些人把梅艷芳視為「東方麥當娜」，但吳俊雄認為兩者存在不同的歷史意義，因為麥當娜出道的時候，美國已經經歷第二波女性運動，儘管她沒有完整的性別論述，但確實有其性別政治的背景；反觀梅艷芳崛起，香港並沒有任何女性運動背景，社會整體仍然相當保守，「梅艷芳的女性形象背後是沒有理論的，是一種港式自由主義的代表。其時，香港人不碰政治，沒意識形態論述，但仍有資訊與言論自由。梅艷芳是港式自由主義的嘗試，在舞台上非常突出。」一個令吳俊雄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是，曾被電台禁播的歌曲《壞女孩》竟然能夠入屋，「當年人們說梅艷芳衣着暴露，歌詞教壞細路，但這種批評仍然不敵群眾的喜好，這對整個社會文化來說是一件好事……梅艷芳的聲色藝蓋過了道德爭論，這是我喜愛八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原因，當時沒有邊界，可以嘗試破格的東西。那個年代，世界流行文化也正在破舊立新。」

「梅艷芳的特別之處是她有很多交心的朋友，而且她一生經歷豐富，跨越了幾段歷史，每個時期跟不同的人建立關係，因此，重拾她的故事，就是了解香港流行文化世界，亦是了解香港故事。香港有個大背景，它是政治上的孤兒，但也沒有政治教條，香港人開心不開心都投射在流行文化中。講到香港故事和流行文化的關係，梅艷芳是很重要的點。」吳俊雄以此總結梅艷芳和香港人的密切關係，是個和我們同唱同和同呼同吸同喜同悲的「香港女兒」。

李展鵬也在《尋找女兒的香港——梅艷芳所代表的港式文化》一文，強化梅艷芳緊扣香港的論述，而「沒有政治包袱」正是那個年代的特徵：「梅艷芳與觀眾的密切關係背後，是流行文化與香港人的唇齒相依。曾經，歌影視作品是香港文化輸出的最大強項，亦是香港本土認同的最重要寄託。無論是社會學者馬傑偉或文化學者洛楓都曾指出，流行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核心，是香港人認同的基礎，甚至是香港歷史的銘刻之處。至於政治，尤其在殖民時代，並非香港人的關注重點。回望過去，的確如是：以往的周潤發、成龍、梅艷芳、張國榮，都是對外代表香港，對內凝聚香港人的精神。」

外求與內化
締造香港潮流文化輝煌

「外求」和「內化」都是梅艷芳成功推動香港流行文化發展的關鍵。「外求不只是梅艷芳的選擇，而是香港的選擇：打從七十年代起，香港接觸大量西方文化，學者稱之為一個『雜嘜』或『半唐番』時代。到了八十年代，香港經濟火紅，跟西方文化亦步亦趨；香港跟中國內地迴異的文化與生活形態，正在呼喚一種新的文化自我表述方式。」李展鵬分析，那時的香港並沒有傳統的中國文化和純正的西方文化，而從歌路到形象，梅艷芳身上雖然有着西方和日本的影子，但她並沒有在盲目「外求」中迷失自己，而是能和自我價值互相結合，從而「內化」成為與別不同的個人風格，「她對外來文化的挪用，不是懶惰的『拿來主義』，而是『手到拿來』的揮灑自如，創出的是別無分家的『梅艷芳風格』——一種香港商標。」

「那種透過借用的自我建立，正是當時香港文化的表徵。香港人喜歡梅艷芳，除了是被她的聲色藝迷倒，大眾其實還在參與一種香港身份的建立，在『why why tell me why，夜會令禁忌分解』的洋化歌詞與舞台動作中，觀眾找到的是一種城市認同，一種有別於中華母體的香港文化。這種文化在七十年代已經萌芽：許冠傑一時輕唱有如古詩的『曳搖共對輕舟飄』，一時又大唱英文歌。這種混雜的特質，由梅艷芳透過其百變形象發揚光大。」李展鵬從梅艷芳的成功經歷，強調香港本土文化絕非排他的特質，有別於今天「非我族類」的二元對立，從而帶出近年香港流行文化沒落的原因——沒有海納百川的包容和創造。可以說，當年全城對她離世的哀悼，不僅是對那段美好時光的懷念，更是對香港建立主體意識和本土文化的追認，甚至是對一個歷史階段的總結。

可惜，社會通常對流行文化抱持負面觀感，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們尤其如此，所以從沒深入研究自1980年代開始興起並且席捲兩岸、日韓及東南亞的港式流行文化熱潮，對於香港的文創產業發展和精神面貌塑造等等方面究竟有多大貢獻，自然也會忽略一個地區的經濟基礎、生活品質及社會氣氛等等因素對於流行文化的發展究竟有多大影響。

在那個流行文化盛行的年代，金庸小說改編的武俠劇集成就了「港產」的輝煌，周潤發和成龍撐起的警匪片紅遍亞洲，「無厘頭」的周星馳電影是不可取代的經典，從許冠傑、譚詠麟、梅艷芳到「四大天王」等人開創和繼承的廣東歌潮流亦屢屢在整個華語樂壇稱霸——回想那些年，有人寫出憂國憂民的俠義情懷，有人演出肝膽相照的英雄本色，有人道出荒誕誇張的港式幽默，有人譜出同舟共濟的拼搏精神，有人唱出薈萃中外的香港風格——而那無疑也是個經濟騰飛的「黃金時代」，產業發展興旺、向上流動活躍、公共服務充足、生活負擔較輕，香港人不至於只為三餐奔波，沒有太多焦慮和怨氣，可以有些閒情逸致「追星」，達到文化層面的精神滿足。

那時，香港製造業發展蓬勃，並以「價廉物美」、「品質可靠」的「香港製造」享譽中外，當中又以紡織、製衣、電子、塑膠四個行業作為龍頭；儘管後來土地和勞動力成本急劇上漲，但又「正好」遇上內地自1978年實施的改革開放，得以大幅降低經營成本，令香港繼續保持繁榮，也帶動房地產炒賣和股票交易市場的興盛。因此，在「亞洲四小龍」當中，香港的消費力最為驚人，這又在一定程度為流行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經濟基礎。例如，很多人願意花數百元看一場演唱會，在1985年至1991年的6年之內，梅艷芳累計在紅館開了103場演唱會，刷新女歌手個唱場數紀錄；而她的唱片銷量更是數以十萬計，例如備受爭議的《壞女孩》熱賣72萬張創下香港新高。

不過，「黃金時代」已不復在，經濟發展停滯、產業結構單一、向上流動緩慢、資源分配不均，人們生活壓力面臨「爆煲」，而「港產」文創亦江河日下，基本已無「星」可「追」，人們也在社會高度政治化下轉為追求「民主自由」，以為這是令香港「回到過去」的靈丹妙藥。例如今日Mirror的竄紅，並不是建立在「衣食飽暖」之上的心靈追求，更像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當粵語流行音樂面臨低潮，正好有一班年輕人努力不懈地追夢，矢言要重新振興廣東歌的輝煌，確實能夠帶來一種敢於「挑戰不可能任務」的希望；加上政治問題衍生的「世代矛盾」導致不少年輕人被貼上「廢青」的標籤，這班年輕人卻能腳踏實地迎難而上，也難免令觀眾有所情感投射甚至心靈寄託，認為可以暫時逃離高壓的氣氛、尋找點滴的快樂、填充精神的缺失。

可是，虛無總會過去，人們總會醒來，但治港領袖們似乎未曾藉此進行反思——到底應該如何透過夯實經濟基礎、實踐公平正義、提升生活品質，從而幫助市民從焦慮和怨氣中解放出來，得以安居樂業、享受大眾娛樂、尋求心靈滿足？又該如何檢視文創產業發展弊端、推行什麼產業政策，好讓中外薈萃的港產流行文化能夠在兩岸三地繼續佔有一席之地，使得大家重新建立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

更加遑論，要從「香港女兒」的故事中感悟出些什麼。

「社會與她一直在互相觀看及想像：她在想像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也在想像她。她渴望凡夫俗子的生活，覺得那才是幸福，而大眾則仰望她讚賞她，因為她代償了大眾缺乏的不凡。」李展鵬在《夢伴此城——梅艷芳與香港流行文化》中，用香港的「自我」和「他者」的思考框架看待梅艷芳和香港故事的關聯：「在她生前，大眾以某種距離在觀察他者——一個複雜的女人和難解的明星文本，然後從這個他者去建構社會的性別意識；在她死後，香港人則在她身上看到自我——一個同樣難解又複雜的香港故事，然後從她跟香港人的共同自我去回顧歷史，並思考香港處境。」

「如果動輒借用梅艷芳來想當年，一方面批評時下藝人，另一方面感歎香港時勢，這不見得有正面作用。其實，梅艷芳既可代表一種斷裂（昨日光輝與今日黯淡），也可代表一種延續。究竟，香港文化中可貴的多元混雜如何得以傳承？梅艷芳對社會公義的執着如何連結今日香港的公民覺醒？梅艷芳身上的混雜性如何幫我們反思今日一些頗為狹隘的本土觀？只有這樣延續，梅艷芳這種港式文化遺產才會免於被『博物館化』，而繼續發揮它的力量。」李展鵬也在《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中，反思「梅艷芳精神」之於當下香港的存在意義。他強調，那是一種為了她所熱愛的舞台和香港百分百奉獻、甚至為此堅持到生命最後一刻的精神，「這種『梅艷芳精神』不是博物館內的靜態展品，而應該是在今天仍然風雨飄搖的香港，作為某種思考與行動的資源，鮮活地延續下去。」